【文章简介】   記：1967年道县血色大屠杀前夕，读谭合成《血的神话——文革道县大屠杀记》，黑杀队, 文革, 道县, 邵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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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血的神话】作者：谭合成(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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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ocalhost:85/localCOM/aadfgwa0.asp?mclass=1&sclass=5&id=20715
 看完以上后，也许对下面的文字会有所更深或是联系性的感悟……从来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凡有怪事处，则必有其出处的来源，万事谐有因果。在相当然段特别的历史时期……
 http://www.xici.net/d204192991.htm
 記：1967年道县血色大屠杀前夕，读谭合成《血的神话——文革道县大屠杀记》，黑杀队, 文革, 道县, 邵阳县，曾见群尸资水浮，惊闻滥杀始道州。血腥欲埋前朝事，稻香难掩来世愁。斗争度日谁家乐，运动治国湘人羞。
 实录而今伤心读，民若为主复何求！
 
 附记：
 谭合成所写《血的神话——文革道县大屠杀记》，1986年初稿，但未许问世；2007年经补充后成三稿，与世人见面。我却憾至今日方从网络获得，一口气读完。
 文革中湖南农村一些地方的大屠杀事件，我当时不仅耳闻，而且在居住地的资江河边，亲眼目睹过水面飘过去的一具具尸体。其震惊至今犹难以忘怀。居住地邵阳市资水中浮现的尸体，是上游邵阳县的“贫下中农”所消灭的“地富黑杀队”。该县临近那时的零陵专区，而杀人之风，盖源出道县，道县即属零陵。
 我一直关注此事是否会被历史关注，或被人们选择性遗忘。后来读到何清涟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篇关于邵阳县大屠杀的文章，方知道是它才使世人虽粗略却初始地了解到湖南农村发生过的这类事件，令人敬佩。可惜何文不长，且何与我一样，其时不在事件的中心，之后她又去国离乡，没能掌握更多的有关材料。
 后来，2005年，读到一本张介山编著的《非常岁月——邵阳县文化革命回忆录》，才了解到更多一些邵阳县当时的杀人情况。该书计198页，托名“湖南出版社出版”。尽管此书印数不多，且不能正式发行，影响不大；也正如作者谦词所说，“掌握的材料和访问的对象有限”，披露的真相也觉得太少，但毕竟是我看到的记述邵阳县大屠杀的第一本书。在此，也对作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读完《血的神话》这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后，我心情复杂，难以平静。我想，不仅仅应有人来为无辜的道县死者垂泪，还应有人来为湘人负罪，也应有人来为国人蒙羞……谭著称：但愿本文无欺于死者，无负于生者，无愧于来者。只为作者的这种态度，我也要向他鞠上一躬。感谢他。但这文字，读过一遍，我，说实话，我就不想再读了……我承受不了中国的这种历史！
 ——正因为此，为了不让这种历史再次发生，我真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去读上它一遍。
 但年轻一辈会去读这类往事吗？
 而历史，真的会像飘过尸首、也飘过花朵的河面一样，在他们面前，复归无语、永远太平吗？
  （20120513）
 【血的神话】作者：谭合成（再版稿-2013年08月31日）
 
 目 录
 
 序一：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
 序二：又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丁东
 序三：谭合成的书 周实
 序四：敢有歌吟动地哀 野夫
 序五：为了中国不再沦为修罗场 何清涟
 几点说明
 
 卷一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第二章 杀风卷地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第四章 十类杀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卷二
 第六章 1967年道县大屠杀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寿雁区杀人概况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第十章 传经送宝
 第十一章 在周敦颐的故乡
 第十二章 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第十三章 一个公社书记的故事
 卷三
 第十四章 营江“红联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营江汇报会”
 第十六章 车头区“地富抢枪暴动”真相调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进遇到了新问题
 第十九章 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会
 第二十章 不仅杀地富还要杀“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第二十二章 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杀人冠军蚣坝区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采访蚣坝公社杀人事件责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坝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矿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变成野兽
 第三十章 做梦都没想到会杀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梦
 第三十二章 杀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涂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个中游水平大队的杀人情况
 第三十五章 清溪区杀人的来龙去脉
 第三十六章 区武装部长亲临杀人第一线
 第三十七章 县委组织部长指示杀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
 第三十九章 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卷五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第五十四章 采访“红联”头头贺霞
 附录一 道县文革中被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附录二 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
 附录三 关于与“乱杀风”有牵连的干部的一些情况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桥的传说
 第五十六章 你热爱党，党会杀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学杀了六名教师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第五十九章 两个“右派”家庭的覆灭
 第六十章 小彭德怀之死
 第六十一章 生命的奇迹
 第六十二章 杀场余生者说
 第六十三章 老天爷都在哭啊
 第六十四章 浮出水面的石头
 第六十五章 人性的繁复幽暗
 第六十六章 道县出了个李念德
 第六十七章 一栋大屋与一群人的命运
 第六十八章 “告状油子”是怎样炼成的
 卷八
 第六十九章 “开大锅饭”
 第七十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第七十一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第七十二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三章 人兽之间
 第七十四章 血海拾遗
 第七十五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六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第七十七章 喝酒误事
 第七十八章 道县周围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卷九
 第七十九章 夜奔省城
 第八十章 华国锋的指示
 第八十一章 “9·23惨案”
 第八十二章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第八十三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第八十四章 牢狱生活
 
 后记
 再版后记：惟真主义
 
 序一：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
 
 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一我算不得什么名人，二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记者。可是当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摆在面前时，我决定破例为它作序，因为在《血》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血》的初稿写于24年前的1986年，由于工作关系，谭合成有缘接触到发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同时也因为这场命运的遭遇而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轨迹也因之发生改变。此后，作者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事，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与原稿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真相公诸于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附带说明一点，目前流传于海内外的关于这场大屠杀的资料大部分源自于谭的调查与采访，但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和更多的东西还在本书之中。
 这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是用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的，让事实说话。谭合成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正因为有如此翔实的资料作为铺垫，作者下笔倒也干脆利索，少见颇费踌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经历为依据，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场，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在道县大屠杀中，有九千多无辜者死于非命，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作者将道县大屠杀的杀人手段归为十类：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丢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其它。仅这些抽象的名词便足够叫人心惊胆战，而其间对人类良知和精神的杀戮更在其上。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对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黑洞可谓所见颇多，但书中的内容依然让我十分震撼，大量细节不忍卒读，而这些细节又因为不经中间环节直接出自亲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仅是揭开了一个被千方百计包裹的民族脓疮，更是切开了一个机体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触角直抵“伟大革命”的本质。道县大屠杀怎么发生的、何以会发生、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本书始终在探求的一个主题。根子早已深埋，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大量史料表明，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它不会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某个人和某一群人的作为而引发。文革中，全国出现了多起与道县大屠杀类似或者不类似的杀人事件。仅以首都北京为例，公元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从时间看比道县大屠杀还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样惊心动魄。深入揭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将责任推给后人。更不能让后人因为我们的失忆而受到欺骗。
 朱厚泽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血》由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实录而呈现庞杂斑驳的原生态，内涵因此更加丰富。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还有既非被杀者也非杀人者却被卷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这种多角度的描述，不仅使普通读者对道县惨案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而和毛泽东对应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通过这“四个垄断”，政权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许更多）被定为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其家属），通过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只能知道政权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权让他们相信的。他们是政治愚民。他们还处于恐惧、贫困之中。由于无知和恐惧，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谭合成的《血》中记录了一位处遗工作组负责人与一名杀人凶手的一段对话，该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这种专制土壤培育出来的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闻之令人魂飞魄散。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员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恶史。这样的“文革史”也介绍了知识分子受害，却没有指出迫害知识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员。文革初期受迫害知识分子是被官员们“抛”出来的。有了被“抛”出来的样板，有了政权确立的政治标准，大批知识分子随之受害。《血》向我们揭示了文革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更为重要、更为真实的侧面：普通百姓的受害。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层面。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形成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官僚体制。还是官僚主宰着中国，官僚是中国的主人；还是下级对上级依附，下级对上级效忠。改革以后的官僚体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处：官僚们掌握的财富更多，他们的享受远远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们除了继续享受特权以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还用理想的旗帜来掩盖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帜作掩护，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官僚们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额和最甜美部分，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们只能分享官僚们的剩余。政治上，老百姓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连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灵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剥去。这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虽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极权制度，但与民主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不可能有社会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谐。
 鲜血不会创神话，但鲜血会使人震惊，会使人猛醒。猛醒的人们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政治贱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开始觉悟。解放的政治贱民，觉悟了的政治愚民将会用新的努力，一定会将官僚为主体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改造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宪政民主制度。
 这就是重唤历史记忆的真正价值。
 
 序二：又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丁东
 
 谭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1997年。我和陈敏之先生应黄德志女士之邀，编辑了《顾准日记》一书，但出版受阻。当时担任《书屋》主编的周实，介绍我认识了运作过《中国左祸》一书的谭合成。谭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说通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并自己承担投资风险，迅速推出此书，知识界争相传阅，堪称一时盛举。
 谭先生学工出身，却酷爱写作，他的报告文学在80年代就名动三湘。当时，中共高层老人重掌国柄不久，在各级政权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还未达到，余悸犹在，所以强调彻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学界看准了文革题材的轰动效应，所以也十分热心组织和投入这方面的创作。作为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谭先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采访良机，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全方位采访1967年发生的大规模杀人惨案。谭先生采访时，道县惨案善后工作尚未结束。这使他不但可以查阅全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以后二十多年间，他又几赴道县，补充调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本题为《血的神话》的大作，长达五十万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有各方面数据的详实统计和分析，有对大量个案的生动描述，如实地记录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为这起不能掩盖也不应遗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道县事件发生于文革期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全部10个区，37个公社，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占全县总人口1.17%。受道县影响，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
 读完这部大著，掩卷长思。我不能不思考，这种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文革前期担任47军军长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黎原将军，当时曾和华国锋等人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杀人风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但是，谭合成却告诉我们，1984年，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就调查清楚：“被杀的9000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说，所谓敌情根本不存在。而杀人过程中也不是两派互相残杀，而是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杀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政治贱民。黎原写回忆录时早已不在湖南工作，凭借的还是1967年的印象。而谭合成的答案，则建立在反复调查和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野蛮征服曾经一再发生。杀戮男性，占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惯用方式。类似的血腥的屠杀，也曾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1967年的道县事件，虽然在行为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主导性的理念不是对异族的征服，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演变为治国之道。他把人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剥夺资本家、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其肉体。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在中国扶植的秘密政治团体，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和发挥。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共合作，一度改行减租减息的温和政策。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从解放区到全国，再度开展土改运动。其间打死、逼死的地主富农难以数计，仅1947年几个月内，在北方的几个解放区就死了25万人。1950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经试图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批评。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执政党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当时的杀人风，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不同点仅仅在于决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级干部，而是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政权。掌握县级领导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红联”和区、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4665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66.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本来就是执政党的自己人。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县在文革中首创。毛泽东称赞“好得很”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就掌握过生杀大权。1947年，领导解放区土改的刘少奇曾经主张，组织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农会各派法官，土改期间每村都搞一个，给他们杀人权。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也曾经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权从省下放到专区。并提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可超过千分之一点五。那场运动实际杀人为七十一点二万人，占当时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最高领导人预先确定杀人的百分比，已经埋下了大规模错杀无辜的隐患。当今世界，许多文明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国家执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国大陆近年将死刑的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说，这是靠近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谭著告诉我们：如果基层官员握有生杀大权，且无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后果是多么可怕！
 道县惨案，放在人权意识有所觉醒的今天，可谓骇人听闻。但对于这种暴行的反思和检讨，在中国大陆仍然困难重重。历史的伤疤仍然被权力有意地粉饰。在全球范围内，希特勒等种族主义狂人的大屠杀受到了文明人类的一致谴责，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只在部分欧洲国家得到反思和清理。最近，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的审判刚刚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杀害无辜的政治运动，上自建国初的土改、镇反，下至1977年对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等一批政治犯判处死刑，许多历史上的暴行尚未得到清理。谭合成先生正是清理历史的先行者之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遮蔽国耻，四维不张。中国应当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承担起清理历史的使命。让中华民族的复兴，真正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石之上。
 
 序三：谭合成的书
 周实
 
 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出版了。当我拿到这本书时，多么厚的一本书啊，我第一句是声感叹：这事终于做成了！从想做这事到做成这事，屈指算一算：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〇年，二十五年过去了，做事不容易，由此可见了。
 合成嘱我写点文字，我想我能写什么呢？我的思绪自然地回到二十五年前。那时，我年轻，三十刚出头，在《芙蓉》杂志做编辑。编辑部讨论选题时，我提出要抓纪实文学，最好是每期能抓出一个，篇幅五万字左右。道县文革大屠杀作为拨乱反正的典型自然也就列入了。而合成在当时正好借调到编辑部，且他又会写，尤其擅长报告文学，自然就是不二人选，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也就落到他身上，这就是所谓缘分了。
 五万字，他完成了，可惜，却没能发出，于是，才有了这本书，有了这个五十万字，这就是所谓宿命了。
 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说出的第二句是：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份纪实，一份详细的档案纪实，不但保存下来了，而且公开出版了，谁都能够看到了。这事，以前不容易，今天仍旧很难得。合成做到了，不是伟大是什么？
 我要说的第三句是，在中国当代史上，湖南省铁定了要“青史留名”的有一个人、一件事，人是毛泽东，事是道县文革大屠杀。它说明了专制有多么可怕，民主有多么必要。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惜没有人施舍，要靠自己去争取。从专制向民主转型，学习民主，实践民主，完善民主，巩固民主，哪一件事情不难得？再难得，还得去努力。不然不论把楼砌多高，总有楼塌的那一天。明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有一首曲子：“将五十年兴亡看饱。眼看他起高楼，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塌楼的时候那情景太可怕了。
 多年以前，编《书屋》时，我也曾经约过文章专门探讨文革的问题，也有人曾质问我：什么不好约，为何约这些？文革是错误，文革是灾难，已经有结论，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何偏偏还要提？这样对谁有好处？我的回答是这样：重提是为了不要忘记，探讨是为了不再重犯，以免灾难再次发生，这样对百姓有好处，这样他们在今后若是再遇上类似的情况，就有可能打个问号：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为什么要搞这样的运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背后有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得利的会是谁？受损害的又是谁？这样多少能减少愚昧，使人能够更加像人。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问题本身就不复杂，只要你还具有良知。
 合成是具有良知的，所以，他能去做这事，而且，能够做成这事。
 
 序四：敢有歌吟动地哀
 野夫
 
 我与谭合成先生相识有年，彼时，他和我都是流落京城的书商，他湖南我湖北，上古都算楚人。虽然因于朋友的绍介生意而杯酒订交，但彼此却并不知道对方原来都是写字的人。我们来自一湖两岸，为了几个图书折扣走到一起，又因为那些难以忘怀的故事先后淡出生意场，故而也就渐次相忘于江湖了。
 十余年后，我在网上读到了关于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历史实录，怵目惊心之余，并未联想到作者就是故交老谭。而他也在网上读到了我的一些拙作，也不相信此野便是彼夫——可见我们在混迹“不法书商”界之时，各自是怎样的被货殖遮掩着本相。
 之后，我们经由网路而重新相识了——在寒夜悲风中，彼此人袖中抖出各自的暗器——于是他的这部沉重的大著，终于在他完成调查二十余年之后，抵达我的眼中。我们互相认出了对方的笔法路数，仿佛失散于板荡乱世的兄弟，终于重逢在同一条战壕之中。我们抵掌为号，相视一笑如同俯身大恸。回顾多年来彼此留下的人生轨迹，那些沉积在各自心中的万千淤血，百叠块垒，九典断肠，实在是到了一个不吐不快的时代。
 
 道县与谭兄有大缘份，与我亦有小缘份，它是我当年逃亡路上曾经的湘南僻野，山直水曲，当年实未知那里竟然曾是血腥的屠场。印象深刻的是秀美的景色，敦厚的民风。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农人，竟会杀人如麻，一个人口不到四十万人的小县，竟然杀了四千五百多人，真的叫人难以置信。然而信也罢，不信也罢，它就是那样理直气壮地发生了。这场并不遥远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大屠杀，其血腥残暴，比前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金边大屠杀有过之无不及，此二者，前者是我们的老师，后者是我们的学生，而我们则超过老师胜过学生，独领风骚。
 多少斑斑血迹，俱在谭兄书中泛红……
 
 官方说词中，道具文革大屠杀被解释为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偶然事件，是两派尖锐对立的“群众组织”派性斗争引起的“派性”杀人。然而，谭合成在他的《血的神话》中，用铁的事实告诉我们，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任何特殊条件下的偶发事件，它是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实行“暴力革命”的必然产物，与中共的暴力土改一脉相承，只不过因为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表现出更加巨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和更加血腥残忍的独特方式。它不是“派性”杀人，而是“党性”杀人。
 
 中共的暴力土改，其缘由和动力，我已思考多年，一些肤浅的思考成果我在拙著《地主之殇》中，已有详尽表述。在那个争夺江山霸主之际，他们要借天下有产者之头颅，驱流民穷汉入投名状，虽荼毒遗祸无穷，然犹能从权术霸业学方面找到解释。独不解土改运动之后十几年，文革骤起之际，诸多地方还会在当地当政者主导和默许之下，再次实施对土改犹能侥幸免死的地主富农及其老幼妇孺的残杀。这是怎样的一个恶世啊！老老实实的平头百姓，竟可以被一种邪恶的学说，一夜之间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西蒙·李对这种现象有个分析：“极权制度惊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有着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无所不在的组织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恶，把他们变成刽子手的帮凶。”而道县文革大屠杀更以血的事实证明，极权制度不但将它的臣民变成刽子手的帮凶，而且有直截了当地把他们变成刽子手。
 
 至今，土改没有反思，文革不许清算，戾气和血腥依旧在华夏古陆回荡，历史的天空依然迷雾遮蔽。无数的血史被当政者偷偷地篡改悄悄地掩埋。乃至于年轻的一代，不知六十年来民族之内伤，不知那些刽子手们，此刻不过是藏刀于枕，假扮慈眉笑颜在含饴弄孙……这是我们民族更大的悲哀。谭兄在《血的神话》的后记中哀叹年轻一代对民族曾经的苦难所表现出的冷漠和蔑视。须知这正是极权制度继承者刻意培养的结果。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结束中国极权制度的历史使命只能由一代新人来完成，这些人不是极权制度的刽子手，也不是受害者，他们从未迫害过别人，自己也从未受过迫害。我深信，在巨大的民族灾难再度袭来之时，我们的年轻一代，一定会有人挺身而出的。
 
 六十余年来，我们建造一架巨大的绞肉机，把无数的生命连同民族的良知投入其中，绞成碎片。
 官修正史从不记载这些无辜的亡灵，巨变之际的档案或将付诸丙丁。如果没有老谭这类人等，道县乃至零陵地区的文革大屠杀，那些潇水流域的九千冤魂，很可能就被当政者悄没声息地和谐掉了。抹去一个时代的记忆，对于极权统治者并非难事。如果没有民间修史，没有我们这些曾经者的访谈和默记，这个世界的疼痛，可曾有人分担半分？
 对于刽子手的追诉可以免去，但历史的真相不容篡改。没有真相，人心的裂痕仍在，裂痕仍在，真正地宽恕与和谐就不会出现，而民族的道心更不会拔高半分。我们仍旧会在罪与罚的轮回中万劫不复。
 谭兄的《血的神话》不仅仅是为道县文革大屠杀这一血腥事件作史，更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存心。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的众多文人，能够学着老谭的样子，走出豢养的圈栏，走向民间，只要打开每一个县市的档案室，都可能写出烛照汗青的史记。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求仁求义，书生本色。
 野夫这厢有礼了。
 
 
 序五：为了中国不再沦为修罗场
 何清涟
 
 乡贤谭合成这本《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记录了被中国、当然更被屠杀发生地湖南省当局刻意掩埋的一段历史。在我这个曾经目睹类似惨案发生的人心中，这不只是历史，而是经历了一场地狱之旅，这场地狱之旅永久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死亡人数共计为210万人左右。专研"文革"的学者宋永毅曾写过一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比对了各种说法，最后仍然无法得出确数--这让人再次想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名言：“中国是记者的天堂 ，统计学家的地狱”，信然。
 
 在难以计数的“文革”死难人数中，我的乡梓之地湖南省在“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应该相当惊人。而且这些死亡人数中，有一个群体大规模地死于所谓“群众专政”，事实上处在社会底层的贫下中农，凭借毛泽东给予的“革命同盟军”地位，对中共政府划定的“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实施大规模屠杀。湖南省境内这一屠杀浪潮，从1967年一直延续至1968年，在相对落后地区均有发生，至今已经确认的已经有道县、邵阳县与溆浦地区等地。
 
 为什么这三地的屠杀能够确认？那是因为有三位身份及处境完全不同的作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他们是：谭合成、林启山（陆芒）与苏阳。我本人年幼时曾亲历邵阳县“黑杀风”，一直希望有纪录湖南“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问世，因此，这三篇作品当中，林、苏两位作者的文章都经我推荐、编辑并发表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
 
 谭合成先生有关道县大屠杀的文章在海外流布很广。我早在90年代中期就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读到相关连载，其时作者署名“章成”。我当时就为作者那种为历史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因为有关“文革”的研究，在中国思想最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也只打开了一条门缝，此后更是被列为学术文化禁区，不容触碰。在湖南省内，1967-1968年发生的大屠杀，地方当局一直讳莫如深。我记得当年邵阳市有人在地处市中心的邮电局墙上贴出大字报要求追查邵阳县“黑杀风”的元凶，结果是当局不去追查凶手，反而将贴大字报的人投入监狱。可以想见，为了将道县“文革”屠杀真相揭橥于世，谭合成数至道县，采访许多亲历者，并得到了当年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的书即依据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资料写成。若非本着历史良知，怀有尊重生命的大爱，很难冒政治风险，孜孜于这种不知何时才能够见天日的挖掘历史的写作。
 林启山先生（笔名陆芒），是湖南省邵阳市一位退休老干部。他曾亲历1968年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在1974年4月还参加湖南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的调查工作。根据其保存的《调查材料纪实》，他在晚年写成了初稿，并将其收于回忆录《老虎坪纪事》，张贴于国内天涯网上。当年邵阳县“黑杀风”猖獗之时，我还年幼，但却很清楚地记得当时邵阳市市民万人空巷去看沿江漂流下来的尸体的“盛况”，以及当时那座城市被这股百里之外刮来的“黑杀风”搅得惊恐不安的日子。9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一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以笔名“沈默”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上。因此，当我看到陆芒先生的文章，如获至宝，立即与其联系，征求其同意后，将这一章改写并编成“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第3期上。
 苏阳先生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是其英文著作《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组成部分。苏阳先生曾在中国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地方志中披沙沥金，选取了若干个样本研究。如果说前两者都是叙事式，其价值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苏阳的研究则在于学术领域。该书对屠杀时间（即为何发生于那段时间）、屠杀地点的政治地理特征、屠杀发生的原因都做了探索性的分析。对于海内外“文革”研究中“非正常死亡”这一重要课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界碑性的意义。
 中国“文革”的大屠杀，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坚持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在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为中国找出的“敌人”之多前所未有。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谓“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政府的的军、政 、警、宪、特等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当时在中国至少达一亿左右，接近当时七亿人口的七分之一。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
 在世的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其深重罪孽也被全人类以各种形式在反思与批判。但波尔布特的老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所制造的巨大罪孽，不仅在中国本土未被认真清算，在国际社会也未能形成公开谴责。在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3月改组，现称人权理事会）虽经多次尝试，至今还未能通过谴责中国“文革”的决议。
 红色高棉“ S-21集中营”的死囚档案库，让世界看到了红色高棉的确切罪证。 中国当局曾多次下令销毁“文革”档案，中国今后就算等来了民主化实现的时刻，也很难对“文革”这一国家罪错有完整的档案纪录。但有了上述三位作者留下的三份文献，算是为死于湖南1967-1968年间集体屠杀的中国人树立了几块文字纪念碑。尽管这些作品至今都未能在中国境内正式出版。但我相信，它们总有回到其精神故乡中国的那一天。
 
 谭合成写下《血的神话》，意在对“文革”屠杀事件进行良心的拷问，其目的不仅是要让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一段极为可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希望国人通过反省而提升文明程度。现阶段，中国已经沦为一个暴力蔓延的国度，政府过度迷恋政治暴力，民间屈服于政治暴力并盲目崇拜其他种类的各种暴力。追根溯源，缘于中国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亲手制造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如同谭合成在书中所说：“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对中国“文革”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反思，远非几本著作就能了结。但可以肯定的是，谭合成等人的著作，已经为“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铺上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奠基石。
 
 
 
 几　点　说　明
 
 一、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被杀者九千余人，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民间则叫它“乱杀风”和“杀人风”。一位被称为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诉材料中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而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则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泪流满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情节，犹如天方夜潭，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样切切实实地发生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虚构事件，亦无杜撰的名姓……可能有些人的姓名用了某XX或未点姓名，那多是出于非常善意的考虑。本文初稿中，由于某种需要用了曲笔的人名、地名，这次重写时，都一律作了订正。如果还有差迟，则是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无法那样准确或道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所写的一切都是木板钉钉，字字落在实处，而笔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记录者。
 二、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对1967年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不对外公开）。没有他们历时两年的辛勤工作，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根本无法完成。这个杀人事件实在太庞杂了！涉及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云遮雾绕，真假混杂，要得云开雾散，水清见底，绝非任何个人的力量可能做到。我们有幸采访了“工作组”的一些成员，这个机会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不可多得的契机。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们的工作使得我有机会站立在高坡之上，绝对不是制高点，俯瞰杀人事件的全貌，虽然隔了时空的重重迷雾，无法看得那样真切，但那些使人一见而至死不忘的重要场景，还是被抓拍下来。根据我们事先的约定，笔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只能在此再一次深表谢意。
 三、我对道县杀人事件先后曾做过多次采访和调查，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次采访在道县大屠杀发生十九年后的1986年夏秋之交，历时一月有余。湖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站长张明红先生和我一起参与了采访。在这次“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一样震撼”（张明红语）的采访结束时，我与张先生约定，这篇纪实文字由我来执笔，我们共同对文章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任。1986年9月我们以《血的神话》为题急就了一篇约为10万字的报告文学，它实际上是应国内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约稿而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表。此后又有多家出版单位有意出版，但……至今为止还是未能在国内与广大读者见面。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工人出版社原《开拓》杂志社副总编辑岳建一先生，他为了这篇历史纪实的发表做了大量工作，乃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和我们一样，也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四、本书原本不应由我来执笔写成。它应该是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忏悔录，大量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章，它应该在一个有权威性的编辑委员会审定下编撰而成。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甚至四十年也过去了，这些回忆录、忏悔录、研究文章统统没有出现，更无从谈到集体意义的忏悔和真正意义的精神复活。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幸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着。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不愿意回忆的人，希望时间能把所有痕迹消灭殆尽。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几乎到了我们智力难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如果置身于当时当地，会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这确实令我不寒而慄！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
 五、2001年香港《开放》杂志连载题为《公元1967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署名“章成”的文章，系本人与张明红先生的共同作品。
 本书写给一切关心中国命运之人士。
 但愿本文无欺于死者，无负于生者，无愧于来者。
 
 卷一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第二章 杀风卷地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第四章 十种杀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在中国的中南部有一个湖南省，在湖南省的南部有一个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文荟萃的县城－－道县。
 道县位于潇水中游，南岭北麓，东接宁远县，南邻江华、江永县，西靠广西全州、灌阳县，北连双牌县，是为六县交通枢纽。如果坐飞机向下俯瞰，你会看到一个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水网交错，状如一片葱绿树叶的盆地。东边是把截大岭，东南是九嶷山系，南边是铜山岭，西边是都庞岭，其主峰韭菜岭海拔2009.3米，为湖南第二高峰。大大小小63条河流呈叶脉状流经盆地，其主要河流有6条：潇水、洑水（宜水）、淹水（永明河）、泡水（蚣坝河）、泠水（宁远河）、濂溪河。整个水系分布情况可概括为“六进一出”。一进一出是潇水(潇者清且深也)，发源于蓝山县野狗山南麓，经江华、江永，从道县审章塘乡红星村入境，南来北去，几乎正好将道县分成对称的两半，到梅花乡的申尾村出境，流入双牌水库，然后经双牌至零陵的苹州注入湘江。它是道县水系的主干流。其余五进是濂溪河、永明河、宁远河、泡水、洑水等支流，从东西两侧呈叶脉状汇入潇水。弄清楚这点非常重要，这样你才会明白，1967年发生大屠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尸体沿潇水而下，流过道县县城（据好事者统计，最高峰时，一个小时内有近百具尸体流过，平均每分钟1.6具），汇入双牌水库。以至双牌水库大量的鱼因吃死人肉而胀死，恶臭的尸体拥塞大坝水道，发电站半年不能生产（发电）。
 既然说到双牌水库，不妨再多说几句。数百具尸体一下子涌进这个中型水库，水都变了颜色，浮着一层腥红油腻的物质。农历七八月天，正是湘南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季节，太阳一曝晒，“焚风”一吹，水库里恶臭熏天，几里地外都能闻到。怎样清理库区的浮尸，成了一个叫人头痛的大问题。当时的决定是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来清理。这样做有三条好处：一是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二是有利于四类分子子女思想改造；三是净化了库区环境，还双牌水库一个山青水秀的本来面目。
 笔者的一位朋友，零陵地区很有名气的作家杨××，讲述了他在道县大屠杀期间的亲身经历。杨作家，双牌县人，家庭出生富农，当年正好17岁，初中毕业后缀学在家务农。道县杀人风刮到双牌后，双牌也杀了不少人，杨××和他的家人比较幸运，没有被杀，他被大队安排到水库去出义务工。说起来要做的事情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驾着划子（木船）把死尸拖上岸，挖个坑埋了。虽然臭气熏死人，但埋别人的尸体总比自己的尸体被人埋要强多了。某天，杨××站在岸边向水库里一看，十几具尸体围成一个圈，浮在水面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朵开了的花。我们未来的杨作家连忙驾着小划子前去清理。划近一看，原来这十几个人是被一根铁丝穿了琵琶骨串在一起，故而围成一个圈分不开，用撑船的竹篙一钩，其中翻过来的一具女尸怀里还抱了个尺把长的婴儿。
 尸体源源不断流来的潇水河是充满了母性的河流，它是南岭山脉挤出的乳汁，滋养着两岸万千生灵，即使山洪暴发的日子，也从不肆虐成灾。它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江水平缓澄清，湛蓝凝碧，两岸树木成荫，江中河洲成串，像一串翡翠明珠散落在碧波荡漾之中。这条南方的河流就像它两岸的子民一样平实、憨厚、波澜不惊。河流中，常有一些打鱼的渔船和运送木料的散子排驶过。那些散子排上总站得有一个或粗壮或精瘦的排客佬，只穿一条米袋子裤，或干脆一丝不挂，在太阳下心安理得地裸露着古铜色的皮肤、光溜溜的身子。手中攥着一根长竹篙，竹篙的一头包着一个尖尖的带弯钩的铁头。看见岸边上那些洗衣、洗菜的堂客、妹崽们，便叉开双腿，腆起肚子，嘶着喉咙打起粗野的山歌，调笑着，惹得那些堂客、妹崽们和他们对骂。可是，现在排客佬和洗衣女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具肿胀得像水牛一样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独单飘流，有的被索子(绳子)或铁丝串在一起，像柳条串鱼一样。浮尸多的那几天，河面上浮着一层暗红的油腻。这使得潇水河尤其感到不舒服，自有它的那一天起就习惯了自己很清很清的豆绿色，不习惯其它的颜色，也不习惯那些航船、渔舟、散子排之外的东西，于是，它在那些乱石磷峋的小河湾，那些水淹了的柳树林子，那些河洲的沙滩上，不断地把这些尸体抛开，似乎是在逃避某种责任。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它什么都不知道，亦或是像抚育它的大山一样什么都知道却守口如瓶。
 这些沿河而下的尸体，常常是裸体的，有的仅剩下些布条丝丝缕缕的挂在身上，大多数骨骼折裂，或肢体残缺(最常见的是没有头颅)。要辨认出他们是谁，非常困难，饥饿的鱼群已经把他们的脸啃得乱七八糟，眼睛剩下两个深窝，嘴巴变成可怕的大窟窿。这些嘴曾经大段大段的背诵过毛主席语录，曾经无休无止地向革命人民请过罪，曾经能够非常愉快的欢笑和非常悲哀的叹息，现在已经全都无能为力了。
 起初，尸体流过县城道江镇时，观者如堵，人们瞠目结舌，骇然惊讶，议论纷纷。见得多了，又觉得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突然刮起一阵飓风，摧倒了一棵正在砍伐的树。尽管谣言四起，说法各异，但这些尸体是什么人和为什么而死，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开的秘密。人们不再去关心河里的那些尸体了，看见了也会很快地走开去，因为天气很热，尸臭非常难闻，还因为......他们也隐约感到自己有可能要杀人或被人杀了。
 有些人跃跃欲试，有些人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里，道江镇也遇到了一个与双牌水库有几分相似的问题：那些尸体并不全部规规矩矩沿江而下，流出道县，流入双牌水库。有些搁浅到城镇的渡口边、码头上、涵洞口，散发恶臭，既不卫生，又影响市容。地理位置紧靠河边的解放街道居委会首当其冲。问题十分实际，不解决不行。像双牌水库那样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清理，在县城里实施起来有难度。解放街道居委会只好花钱雇了个癫子(精神病患者)来搞卫生。癫子要做的事比双牌水库四类分子子女的更简单，拿一根长竹篙把搁浅在岸边的死尸赶出去，让它顺流而下，流出道江镇，就算完成任务。对于这个癫子，道江镇很多老人至今仍有记忆。癫子姓名已经失考，都喊他“黑癫子”，年纪也很难分辨清楚，看上去约在30至50之间，又黑又瘦，胡子拉碴，背上披个破棕丝斗笠，身上只穿一条蓝不蓝黑不黑的破短裤，一天到晚举着一根长竹篙在河边赶尸。据说“黑癫子”是个桃花癫，特别喜欢赶女尸。一些小乃崽(孩子)又特别喜欢逗他玩，看见一具男尸谎说是女尸，唤“黑癫子”去赶。“黑癫子”屁颠屁颠跑过去，发现上当，便举起竹篙骂骂咧咧地要扑这些小麻拐。小乃崽们一边跑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由于学校停了课，家长们又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这帮无人管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疯野。他们跑到建有寇公楼的古城墙上，眺望绕城而过的潇水和濂溪河，数着漂浮江面上的尸体，比试目力。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共七个。”一个孩子说。
  “不对，是八个。”另一个孩子反驳道。
 前面我们已经说，潇水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河洲特别多，靠近道江镇就有两个著名的河洲，上为西洲，下为东洲。站在寇公楼上，两洲皆在目内。此楼是北宋天禧年间贤相寇准贬道州司马期间修建，是道县著名的古迹之一。当年寇准曾手书“望太平”三字横额悬于楼上，寄托儒家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破四旧”将其捣毁一空。虽颓垣断壁，但空楼尚在。
  尸体从长满桔树的河洲那边漂来，近了。坚持八个意见的孩子赢了，确实是八个：一具女尸的背上驼着一个孩子......
  而今这些孩子都已长大，忆及当年之事，恍惚如在梦中。
 说起来这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我之所以特别地写出来，是因为继1986年的采访之后，我又先后两次去道县进行补充采访，多亏他们中很多人鼎力相助。特别是一些大屠杀的主要亲历者，若无他们的牵线搭桥，笔者可能至死都难得一见。
 他们认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不仅是道县人的耻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必须把它写出来，以自省省人。
 
 第二章 杀风卷地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道县城乡。
 每一批漂流过去的尸体，都在炎热的空气中传播着一种撩拨人心的信息。
 到处可以听到 “阶级敌人”组织 “黑杀团”，“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吃饱饭”之类的谣言。需要郑重其事地指出的是，这些谣言不是“小道”传播的，而是通过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种形式的党员大会、干部大会、民兵大会、群众大会上堂而皇之进行传达的。
 到处可以看见 “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之类的最高指示。
 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大幅标语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杀人布告。
 在设置了路障的公路上，在绿树掩映的山村旁，在碧波拍打着扯筒船的渡口，在阡陌纵横的田野里，在车站，在码头，在一切有行人过往的地方，都有民兵拦关设卡、放哨站岗。佩戴红袖章，荷枪实弹或扛着梭标鸟铳各式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行人。稍有动静，就攥紧马刀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接着就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或应答久妥，便捆起刑讯，弄得不好，小命不保。
 道县一中学生杨悦坤，家在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暑假回家，路过兴桥公社，被民兵栏住盘查。打电话到大平岭询问，回话说他是“革联”的探子，于是被押回沙窝公社与四类分子一起处死。行刑前，杨悦坤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竞被挖眼割舌。①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道县祥霖铺区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一直在道县当老师，解放前曾担任过道县县中的校长。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县教育局的领导这样评价他：“蒋勋同志为人正直，勤奋工作，为道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道县的教育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也是一个时候唱一个时候的歌，1964年搞社教的时候，蒋勋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被打成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夫妻双双清洗回乡。
 黄土坝村位于道县南部，距县城大约二十几公里，背靠一片山峦，前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再往前去就是潇水的上游沱江。有山有水，本应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被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一搞，山上的树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稀稀拉拉的马尾松，还有一片一片的灌木丛。村子里的房子大都还是解放前的，很少有人起新房子，看上去都相当的衰败了。笔者1986年采访时，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大致还是如此。
 蒋勋一家5口回到了原籍黄土坝，没有房子住，租了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不用的房子住下，总算安下身来。蒋勋考虑自己身份不同，下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思想准备，所以在生产队出工时，总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后，脏话重活抢着干。下雨天，当地农民穿蓑衣，他不穿，太阳天，当地农民戴斗笠，他不戴。薅稗、车水时，也和其他农村男人一样，脱得赤条条的，只在腰间围一条粗布汗巾，全身晒得象腊肉，雨水落到身上，打个滚就溜走了。他还要求老婆和孩子多做事、少说话，尤其是工分上的事，不要跟人家争，吃一点亏不要紧，要好好表现，争取光明的前途。正因为如此，回乡两年来，村里人对他们一家人印象都蛮好。
 1967年8月，蒋晓初学校放暑假回了黄土坝。这时候，道县已经开始刮起“杀人风”，蒋勋经历得多，见识得多，加之身在其中，预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蒋晓初比较走运，在父亲出问题之前考上大学离开了道县，对农村的事情确实有些不了解。看到最心爱的儿子从长沙回来了，蒋勋又高兴又忐忑不安，想要叫儿子马上走吧，又感到说不出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当晚，他把家里养的两只大鸭子杀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总要吃一餐团圆饭才是。谁知望着桌子上的三大碗鸭肉，除了蒋晓初之外，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蒋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一次你真的不该回来啊......”说着眼泪水流了下来，手中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到地上。看到爸爸这个样子，蒋晓初安慰父亲道：“爸爸，你不要那么心急。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我们坚决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村里的人不会把我们怎样的。就是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嘛，也得要司法机关批准啊。”蒋勋苦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村里开会，把蒋勋和他的二儿子蒋晓中，以及同大队的十几个地富分子及子女捆起来，关在大队部（原来的蒋家祠堂）里，准备要杀。蒋晓初听得这个情况，连忙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也被关了起来。
 当晚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蒋晓中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刽子手喊了出来，用棕索五花大绑，押往九井河边。这时蒋晓初没有想到是押着他们去砍头，以为是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关押。也难怪，从他的全部生活经验中，实在无法想像出，自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而且是死罪。
 走到九井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连中三铳，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痛苦而愤怒地喊着：“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学生，我犯了什么罪？我弟弟这么小，他又有什么罪？你们这样无缘无故地乱杀人，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呀！”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
 押送他的民兵聂××早不耐烦了，手起刀落，只一下，蒋晓初的头就被砍了下来，滚进九井河中，胫腔里的血喷起一丈多高，溅了聂××等人一身。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无头尸身被踢到河里，溅起一片腥红的涟漪。
 第二天，蒋晓初的父亲蒋勋和关在大队祠堂的其它四类分子及部分子女也被分批处死。这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杀了15人！蒋晓初的母亲和妹妹惨遭杀人凶手轮奸，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后逃往新疆，苟全性命。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纸“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家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一归永不回了。例如南京市一位何姓的局级干部，就是被这样一纸电文骗回道县，结果家门都没有进，就在村口小河的木桥上，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安排好的执行人（刽子手），从后面一刀，砍死到河里边。其在道县的家人自然早已在他之前被斩尽杀绝了。可怜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缺席判处了死刑。至于这种“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它是怎样成立的，怎样审案的，怎样判决的，怎样行使权力（杀人）的？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写到，在此且搁一笔。
 下面再讲一段道县寿雁区卫生院医师熊运友被杀的经过。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道县杀人的随意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熊运友，男，1930年生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高中，道县岑江渡乡两河口村人。熊运友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担任过文化教员、指导员。熊与家乡一个名叫吴秀琴女孩子建立了恋爱关系，吴秀芹当时在读高中，由于家庭比较困难，学费基本上由熊运友供给。1962年吴秀芹高中毕业，两人准备结婚。但当时现役军人找对象是要政审的，熊运友所在部队经过审查，认为吴秀芹有海外关系（吴的父亲在香港），不同意他们结婚。当时年已32岁的熊运友放不下这段感情，执意要与吴秀琴结婚。组织上找他谈了几次话，工作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告诉他：“你一定要找她，就只能复员。”鉴于熊运友要美人不要革命，最后作了复员处理，而未作转业。在当时复员和转业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转业是作为国家干部安排到地方工作，而复员说白了就是哪来的回哪去。
 1962年，熊运友复员回了道县，安排在复员军人疗养院工作，1964年调寿雁卫生院工作，属集体编制的医师。
 熊运友复员回家之后即与吴秀琴结了婚。婚后生了3个男孩，大儿熊报忠，二儿熊国忠，第三个儿子是1967年7月出生的，这个孩子出生仅一个多月，熊运友便遇害身亡。第二年，其妻吴秀琴因生活无着只得改嫁，因为不便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嫁人，只好忍痛将小儿子送人，大儿、二儿随继父改姓为陈。
 熊运友被杀的事还得从这个小儿子说起，因为老婆生了孩子，1967年8月27日他从寿雁卫生院回了老家两河口一趟。8月31日上午，熊运友从家里步行返回寿雁卫生院。虽然当时道县杀人已经杀起了风，但是熊运友并不担心自己被杀，他一不是四类分子，二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三又是本地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路经零陵道与营江的岔路口时，营江“红联”指挥部的民兵在此拦关设卡盘查行人，熊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怀疑是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民兵抓进指挥部审问。事有凑巧，当天上午，寿雁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出于对道县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向的关心，也带着区公所和公社的几名干部来营江看形势，正好寿雁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①也在这里，陈告诉周等人：“熊运友被抓到了，据卫生院的同志向我反映，这个家伙早三天就不在卫生院了，可能跑到二中里面去了。此人很坏的，可杀不可留。”陈智希估计熊运友这次回来寿雁很可能是从二中（“革联”总部）带了任务去的。根据这个估计，营江“红联”前指的主要负责人张明耻、刘原年与陈智希、周元炳等人就怎样处理熊运友作了研究，张明耻、陈智希等人主张一定要干掉，最后决定将熊运友明着送回寿雁，暗地里叫押送的民兵在路上下手干掉。
 当天下午2点多钟，陈智希亲自叫过寿雁民兵排排长唐祖回面授机宜：“你派几个民兵将熊运友押到东岭脚去，我们现走一脚在那里等你们，”在那里看情况把他干掉算了。”唐祖回接到陈智希的指示后，马上就去派了民兵副排长何旺喜带了义志昌等四个民兵将熊运友押送寿雁。唐祖回对何旺喜讲：“陈部长（道县农民讲区公安助理员称为区公安部长）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在东岭脚等你们，到了那里，陈部长叫你们怎么处理熊运友，你们就怎么处理。”何旺喜做事细心，问道：“如果在那里碰不到陈部长他们怎么办？”或许是对陈智希的指示理解得不是那么深刻，唐祖回答道：“如果陈部长他们不在东岭脚，你们就把熊运友押回（寿雁）区里听候处理。”
 何旺喜等人押着熊运友到了东岭脚，怎么也找不到陈智希等人的影子，就押着熊继续往寿雁去。路过塘福大队时，义志昌眼睛尖，看到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人保干事何龙喜、信用社干部于彩平和塘福大队长何声洪几个人坐在井边的大树下乘凉吃西瓜。何旺喜叫其他人站住，自己走过去，想请示周部长怎么处理熊运友。于彩平站起来用手背向他摆了摆手，意思叫他不要过来，继续赶路。何旺喜回转身和其它几个民兵押着熊运友继续往寿雁去。走过大约200来米，何声洪从后面追上来说：“周部长和何干事说，陈部长叫你们在东岭脚干掉熊运友，你们怎么不听指挥？命令你们赶快在前面找个地方干掉算了。”何旺喜等人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向前大约又走了半里地，看到一个清静的地方，何旺喜因为没有背枪，便示意义志昌从后面开枪打死熊运友。义志昌虽然号称是个复员退伍军人，但从来没有杀过人，举起枪来战战兢兢，浑身发抖，近在咫尺，居然一枪没有打中。（为这事义志昌后来被取消了背枪的资格。）熊运友听得脑后枪响，大约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撒腿拼命地跑。何旺喜高喊：“莫让他跑脱了。”五个民兵兜屁股追。熊运友跑到前面排楼屋一个社员家里躲了起来，还是被搜了出来。被拉出来以后，熊运友拼命挣扎又跑，捆着手居然跑得比兔子还快，几个民兵追得气喘吁吁，距离却越拉越大。何旺喜急了，从义志昌手中接过枪来，对准熊运友开了一枪。还打得真准，熊运友向前一仆，身子扭了几下，脚就蹬直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些细心的读者看出一些问题了：不是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主要的被杀对象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吗？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这是为什么？
 我要回答的是，确实如此，上述案例中被害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而且都读过一点书见过一点世面，惟其如此，他们的家人，也就是所谓“遗属”，才比较有胆量“乱说乱动”，多年来不断向县、地区、省，乃至中央的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也就是俗称的“上访”，要求平反昭雪和惩办杀人凶手。正是他们的申诉材料使我在未去道县采访之前，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已有了一些皮毛了解。而那些大量的、以大队为单位被集体屠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遗属们，敢于挺身而出鸣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绝大多数至今连哼都不敢哼一声，更别说“乱说乱动”。这些人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情况，要到我们的采访不断深入之后，才会慢慢浮出水面。这里面有一个抽丝剥茧，逐步加深认识，慢慢接近真相的过程，我以为这过程本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一种延伸。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有像农村地区那样大开杀戒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红联”要血洗道江镇的传言不胫而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人们上街行走，在摊子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在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沙尘，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发出“咣铛”一声脆响，所有的人立即一阵惊呼，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称为 “发地皮疯”。这样的“地皮疯”在道江镇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人们的心弦已经崩紧到一触即断的程度。家庭出身有问题，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21种人①的人更是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人头落地的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每到黄昏来临，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有些神经衰弱的人，通晚无法入眠，一面尖起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到来。
 一位道江镇上开饭馆的小老板告诉我们：“那时候，我虽然没有犯一点法，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还是怕得要死，活着今天晓不得有没有命活到明天。那个时候好多事情它是由不得你分说的。”
 喝惯了清清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县人武部侧面的安家井、五星街的戚家井......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爱吃鱼，特别时兴吃活鱼。老县城有个叫板子桥的地方，河水穿街而过，上面铺满木板，木板下一竹篓一竹篓的活鱼养在河水中，等待买主选购。平素时分，一大早来买鱼的人就挤得水泄不通，可是现在门可罗雀。鱼价从每斤一元降到每斤一角钱，还是无人问津。因为据说有人买了鱼，在鱼肚中发现了人眼、人发、人的指甲......总之，在那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道县很少有人敢吃鱼。
 不仅道县如此，与道县毗连的双牌也是如此。曾在双牌水库工作过的杨××告诉我们：“那一年，双牌水库的鱼长得特别肥，又多。经常在清早，水面上会浮起一些十来斤的大鱼，翻了白，都是吃死人肉胀死的。没有人去捞，更没有人敢吃，看见了躲都躲不赢。”
 道县人爱吃豆腐，道县的豆腐很有名气。县城豆腐店多开在河边，为的是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尸水豆腐谁敢吃？挑井水做豆腐，井水吃都不够，还够做豆腐？做豆腐的被迫改行做制作过程用水量较少的米豆腐。即便这样，米豆腐仍然鲜有问津之人。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面上有人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
 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粟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在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躯犹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
 这就是大量目击者看到的和描述的现象。当年，他们还不能理解这些七零八碎的现象中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更无从知道它的全部真象。直至今日，尽管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现象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却依然没有能够知道它的全部真象。这确实是一件不能不令人悲哀的事情。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却无法不信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在我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之间作着某种宿命的安排，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处心积虑，妙到毫颠。它第一次让我窥视这场大屠杀是在1967年底，那时我还是长沙市某中学的一名在校学生，为了逃避下放农村的命运(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跟着表兄(1964年下放湖南江永县的老知青)和几位回第二故乡“抓革命，促生产”的江永知青到与道县毗邻的江永县躲风头。路过道县，在这里下了车，会几个知青朋友。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道县县城只有现在十分之一大小，冷冷清清，一道青石垒成的城墙，墙脚青树翠蔓，参差披拂，墙外一弯碧水。潇水和濂溪河交汇于此，潇水南来，抵城西南隅，和由西而来的濂溪河相汇，而后绕过城墙的南门至东门，复东南去，其状宛如一张弯弓。站在城墙上，可见道县二中后面的铁索桥和潇水上游方向的水南浮桥。浮桥长135米，宽4米，由40只木船竹缆相连而成，船上架木梁，梁上横铺木板，再以两条两千多公斤的铁链压两侧。是道县通往宁远、蓝山的重要桥梁。县城里，街道不多，大约就十几条吧。街道两旁多是青瓦木板结构的两层楼房，楼房大多都有一个伸向街心的楼台，把一条本来不宽的街道挤成细细一线。房子虽然古色古香，奇怪的是很多窗户都用砖砌得只剩窄窄一条，甚至有些门也是这样，看上去很不协调。但路面很有特色，水泥路、柏油路很少，常见的是一种用河卵石铺嵌而成的花阶路，很结实，宽约3-4米，状如玉米棒子，所以道县人又把它叫做“包谷路”。行人不多，商店更少。唯一的一座长途汽车站前有一口水塘，塘边用树枝搭建了一间棚子，办了个饭店，好像叫做什么“红星饮食店”，我们在这里吃的中午饭。简陋的店堂里摆着几张八仙桌，每张桌子配四条板凳。烟熏火燎的墙面，红红绿绿的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和最新最高指示，还有“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其中一条至今还记得清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点了几个菜，烫了一壶米酒，坐下来用餐。其它菜都没有丝毫印象了，唯有那份水煮活鱼叫人难忘。价钱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量大得惊人，鱼肉肥嫩鲜美，令人食指大动。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鱼喝汤的样子，旁边的本地人用怪怪的眼光死盯着我们。（如果当时我们知道了这些目光的真实含意，恐怕连肚子和肠子都会呕出来。幸亏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身上出了什么毛病，自查了一番，又相互打量了一番，没毛病呀！心中不免生出几分鄙夷之意：乡巴佬，不就吃餐饭嘛，在得如此！
 酒足饭饱之后，我提出在县城逛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观光观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来到农村和偏远的县城，看着什么都觉得新奇，可是表兄等人早已看得不爱了，提不起一点兴趣。最后决定，爱逛让我一个人去逛，他们在汽车站等我。于是我就一个人绕着县城逛起来，这里瞧瞧，那里看看，那神气颇有几分不法分子踩点的味道。当时“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的时期正在过去，“破四旧”、“大字报”等等已成明日黄花，但遗迹随处可见。青砖垒砌成的古城墙围住的老城区，横直不过一公里，残垣、牌坊、碑刻、楼台，随处可见。位于南门城墙上的寇公楼匾额已被凿毁，油漆剥落的大门锁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楼是上去不了，但站在城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波光潋滟的河面和远树含烟的河洲。从城墙下来，绕过一座已经彻底砸烂的青石牌坊，从一孔城门洞穿过，来到河边，再行不远，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水南浮桥。浮桥北侧码头，怪石嶙峋，清流击石，卷珠激玉。桥头的两座青石宝塔，已被打倒在地，只剩两个残座，但风景依然美得叫人心痛。从水南浮桥踅回来，在县城边一个门洞边的墙上，我惊讶的发现了一张布告--“贪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布告的内容很简单，文字也不多，形式大致如下：
 
 布告（注）
 查反动地主×××、×××、×××……罪大恶极，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攻倒算，抗拒改造，出工不出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院　长：×××
 副院长：×××
 ×年×月×日
 
 ①：据处遗工作组查证，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人张贴布告的有祥霖铺、清塘、上关三个区。
 
 布告根据回忆写成，行文可能与原件略有出入，但内容绝对一致。有一点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每个“死刑犯”的名字都被朱笔郑重其事的勾过。还有就是字写得还不错。
 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乱跳，肾囊猛地缩成一团，头皮阵阵发麻......我把布告又看了一遍，以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看错，也没有错误领会布告的精神实质。尽管对文化大革命中层出不穷涌现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新生事物早已见怪不怪，但，这张布告，这个“法院”，还是让我感到莫名惊诧!它是哪种“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剥夺一群人的生命竟能如此简单扼要、明目张胆？我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而是一场恶作剧，充其量不过是一纸恐吓文字罢了。
 回到汽车站见到表哥等人，我立即神秘兮兮地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了他们，谁知他们一点都不惊讶。表哥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不但这里杀了人，我们那边（指江永）也杀了，只不过没有这边恶。”道县的知青朋友更是一脸曾经沧海的表情：“这算什么罗，比这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村子就杀过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的，血肉横飞，乡里人喊‘天女散花’。”可是问起为什么杀人，究竟怎么杀起来的，都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他们早在六月份就跑回老家长沙回城闹革命去了，杀人的时候，根本不在这边，知道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的。
 说来说去就是几句话：杀四类分子。杀得血湖血海。一蔸（家）一蔸地杀，连吃奶的毛毛子（婴儿）也不放过。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离开道县到江永后，我又专门找到一名绰号刘克思的知青请教。刘克思是江永知青的风云人物，一直扎根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他马列著作、毛主席的书读得多，政治思想水平高，应当对道县杀人事件有所了解，有所思考。刘克思说：“这是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必然后果。”其余云云，却把我越说越糊涂。现在回想起来，也难怪，他自己尚且“昏昏”，又何能使我“昭昭”呢！
 据刘克思说：“道县文革‘杀人风’的起因是道县极少数四类分子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成立了一些类似‘黑杀团’的反动组织，企图杀害贫下中农，被发现了，贫下中反过来杀他们，结果杀得不可收拾，出现了后来的滥杀局面。”刘克思的这个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追问，记得当时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的回答竟然是：“听我们生产队贫下中农讲的。”其余的问题还用多问吗？实际上，刘克思的说法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它是当时道县官方对道县杀人事件起因说法的一个流行版本，类似的版本还有几个，大同小异。还有一个稍微晚一点的版本，就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广西杀人事件影响而发生的。①有证据表明，这都是杀人者为开脱罪责而捏造出来的谎言，事实的真相不但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完全相反。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谈到。而此刻让笔者心头发凉的是，像刘克思这样的人，书不可谓读得不多，人不可谓不精明，为什么竟会对这样明显漏洞百出的谎言不去质疑呢？
 
 第四章 十种杀人的基本手段
 
 那么，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全过程和全部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还需要时间，需要机遇。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政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大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而已。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习惯了麻木和遗忘。
 1986年7月，当笔者来到这个十九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记忆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十九年，时间的流逝，难道真的能舔尽旧日的斑斑伤痕？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性格比较外向的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站起又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宜于宣扬出去的。①
 1982年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零陵地区江华县）探亲。零陵地委负责人向他汇报“文革”中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委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么幽默，老老实实地答道：“没有啊，没有听说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他的堂弟堂兄就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以下简称处遗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1984年5月，6月正式进场，
 ①：这句话实际上也是胡跃邦的指示，原文是：“这样的事不要再声张了，处理完了就算了，让它慢慢地消失下去。”
 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对道县以及受道县杀人风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杀人事件的周围十个县市的文革杀人问题进行清查、甄别、取证、处理、安置。所有工作都是在封闭状态下完成的，从未对外公开。后来有人把我们这次采访说成是一次秘密采访，其实我们是得到了湖南省及零陵地区一些有关领导的帮助和支持，它不是秘密的，只能说是不公开的。没有这些领导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根本无法接触到那么多机密材料，更无法采访到那么多敏感人物。我们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彷佛置身于狂风肆虐的大漠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呓语和呼号震耳欲聋，人的碎片如黄沙漫天飞舞，分不清东南西北。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将在后文披露，这里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据，对那场杀人运动作一个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7个公社，占当时区、社总数的100%，468个大队，占当时农村大队总数的93.4%， 1590个生产队，2778户，占当时全县总户数的2.7%，被杀光的有117户，共死亡451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17%，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的326人。被杀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分类，四类分子1830人，占被杀总数的41.4%，四类分子子女2207人，占被杀总数的49.9%，贫下中农352人，占被杀总数的8%，其他成分31人，占被杀总数的0.7%。按职业分类，农民4208人，占被杀总数的95.2%，国家干部17人，占被杀总数的0.38%，教员141人，占被杀总数的3.19%，医务人员20人，占被杀总数的0.45%，工人34人，占被杀总数的0.77%。另外，被杀人中有党员8人，团员13人。杀人后，遗属深受其害，被查抄财产的有2423户，3781间房屋被侵占或拆毁，5.3万件家俱用品被查抄，629人被迫外逃，635人成为孤老孤残。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全地区其余十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含右派）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部分人因报复杀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全地区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组织策划杀人、督促指挥杀人和杀人凶手）的有15050人。以道县为例，现已初步查明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联的国家干部426人，占当时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县级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牵涉在内），农村基层干部4665人，占当时全县基层干部的66.5％，共产党员38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36.9％。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
 1、 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 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标等）。
 3、 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4、 炸死（俗称“坐土飞机”，还有一个更带艺术色彩的别称：“天女散花”）。
 5、 丢岩洞（包括废弃的矿井）。
 6、 活埋（基本上是在埋废弃的红薯窑里，故又称“下窑”）。
 7、 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 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 火烧（含熏死）。
 10.其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初稿写成后，一直无法出版，1993年文聿先生所写全景式长篇纪实《中国“左”祸》得到出版机会，在该书特约编辑岳建一先生建议下，笔者将上述数据连同一个案例，以“湖南道县放出杀出‘卫星’”为小标题夹带出去，总算让世人看到了道县杀人事件的冰山一角。在这篇夹带文字中，我把杀人手段的第10种归纳为：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我以为已经足够包罗万象，无论刀砍枪杀、火烧水溺、挖眼割舌、开膛破肚、先奸后杀，乃至将梭标捅进阴道里，将四肢钉在门板上凌迟处死等等（以上类型的典型案例，笔者都将在后文中一一讲述）都能归纳于其中一类或几类。但是在后来的补充采访中，一位知情人给我提供了一个案例：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一个生产队将该队的一名富农分子，捆起丢进一眼废弃的石灰窑里，盖上角灰(生石灰)，浇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过程产生的高温将他烧死。这里有个名字，叫做“石灰烧鸡蛋”。
 我对这种杀人的方式提出了质疑。我承认这种方法确实很有创意，但既不简便，也不经济。浪费时间，还浪费物质，不合道县农民的习惯。道县的土壤基本是带酸性的红壤，每年农业生产都需大量石灰来中和土壤里的酸性，才能得到好收成。石灰不但是重要的建筑材料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物资，来之不易，怎么会轻而易举地用去杀人呢？可信度不高。
 听着我摇头晃脑头头是道地分析，向我提供材料的周××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我离开道县回长沙以后，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谭记者，那件事情我已经找到证人了，就是清溪区柑子园那边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生产队。你再来道县的时候，我带你去找他。”①我一时语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于是，我决定将杀人的基本手段的第10条改为：10，其它。这样就真的包罗万象了。无论以后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杀人手段冒出来，都在“其它”里了。
 人性中所有的恶，在这场群体的大疯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究竟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呢？总体说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前嫌(少数例外)，有的甚至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杀人者至今都说不清楚那些没有墓碑、没有坟茔、横尸山野、葬身江流的死者的存在，对他们的生活有些什么危胁，而他们的消灭，对他们的生活有哪些改善。而绝大部分死者，生前都是安份守己，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在划定的小圈子里，用最最辛勤的劳动勉强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
 处遗工作组的调查表明：
 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问一声“我到底犯了什么法”就是最大的罪过。
 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
 杀人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你是“四类分子”那就杀之有理，你不是“四类分子”，把你打成“四类分子”或“四类分子”一伙的，也就可以杀了。
 尽管类似的屠杀或不类似的大规模死人事件，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并不少见，远的不说，仅以道县而言，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和病死的人就有3万4千多人，是文革杀人事件的7.5倍，但在和平时期，对自己无辜的臣民进行大规模的残酷屠杀，道县文革杀人前无古人!杀不是问题，怎么杀的，为什么要杀才是问题。
 对于死者，生命作为一种蛋白质的保存形式，是不计较结束形式的。对于生者，却不能不深思，因为生者还要生存，更因为生者也会死亡。死亡让我们懂得了悲哀，学会了悲悯，悟到了慈悲。实际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对生者应负的责任已经超过对死者应尽的人事。
 一位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办案点上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阶级敌人。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要我杀你，我也会杀!”搞得这位同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句话作何感想？
 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无能一一分析探讨，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厚重烟云包裹的民族伤疤，难为当政者见容，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民族形象。例如道县县委的一位负责人，他与杀人事件没有一丁点牵连，但是他还是认为：“处理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地让时间来淡化它。”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真正的悲哀，不在灾难深重，而在灵魂阉割、人文精神断裂。伤疤不揭开，就会窝在里面腐烂，酝酿新的灾难。如果刻意粉饰千百万人的历史灾难，这个民族就是在为自己酝酿更大的历史灾难。那些刻意忘记过去的人必定会去重复它。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1968年初，我离开江永回到长沙，回校复课闹革命。此后，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也在时代洪流的裹胁下，到湖南耒阳农村插队落户，成了一名“接受再教育”的下放知青。经过八年的“再教育”，在知青返城的高潮中，我病退回长沙，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因为喜欢搞点业余创作，最终弃工从文......到公元1986年，我从一名下放知青变成了一名靠爬格子谋生的写手。据某些评论家说，我的报告文学写得还有些看头。实际当知青也好，当写手也罢，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而是生活选择的我。就连去道县采访文革杀人事件也是生活选择了我。
 当时湖南省有一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以下简称该刊），该刊负责人雄心勃勃地要让刊物更上一层楼，办得更好，更切近生活，更有影响力。当时历史纪实吃香，他们决定在刊物上推出一系列有震撼力的纪实作品，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便是选题之一。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从内部消息或曰小道消息得知，在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导下，零陵地区组成了一个队伍庞大的工作组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做了三件大事：一、查清了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二、做好了被害者遗属的善后安置工作；三、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责任人进行了认真的处理。通过以上三项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增强了法纪观念，85%以上的遗属感到满意，绝大多数被处理者认罪认错，干部、群众消除积怨，出现了安定团结、同心同德干四化的大好局面。中央对工作组的工作也感到满意，有一个四句话的考语：“领导重视，政策明确，步子稳妥，措施得力。”
 该刊负责人说：“我们希望这篇稿子能够在全面真实反映杀人事件全貌的同时，重点写好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零陵地委和地委工作组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希望你能拿出一篇像《唐山大地震》那样有份量的东西来。”
 我心领神会地答道：“明白，明白。一切朝前看，把伤口愈合工作写好写足。”
 该负责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平素不苟言笑，这时突然幽了一默，引用彭德怀《万言书》中的一句名言说道：“对，对。问题要讲透，成绩要讲够。”
 就这样，我来到零陵（永州）地区开始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进行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采访。我万万没能想到，这一脚踩出去，我的人生道路又将面临重大的改变。我首先拜访了零陵地区一些相关人士，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对于他们任何感谢的话都是多余，在此，我只能说，他们是民族良心尚未完全泯灭的铁证。之后，我见到了我的搭档张明红先生。明红当时在湖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任站长，本地宁远县人氏，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在明红家我们讨论并制定了一个粗略的采访计划，同时作了一个带有自律性质的约法三章：一、在采访中保持绝对的客观公正，不讲假话，不做违心的事，不带进个人的感情倾向。二、在采访中尽可能多听多问，不提有导向性的问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不介入其中任何具体案件。三、在采访中两人之间如果出现矛盾和不同认识，不争论，也不分裂，留待采访结束后解决。
 事后看来，这个约法三章真的十分重要！开始，我们的采访能够顺利进行，得亏了这个约法三章；后来，我们的采访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则是因为我不小心做了违背约法三章的事。
 翌日清晨，我们乘车赶往道县。此时，我有一种悬在半空的感觉，心头空荡荡，眼前一抹黑，即将开始的采访，既无具体地采访对象，也没有明确的接待单位或个人。张明红开玩笑地说：“我们这次下去，就是去浑水摸鱼的。”
 天灰蒙蒙地下着小雨。
 麻风细雨中，我突然感到是跋涉在一条时光倒流的路上......向那个难以言说的动乱年代流去。十九年前的记忆又在脑海里浮现，河流、城墙、门洞、浮桥、布告......我试图回忆得更清晰些，但却越想越模糊，越想越糊涂。比如车下的这条路，照理我应该走过两次，却一点印象都没有，越看越陌生，越想越神秘。通过一段平缓的上坡路，车子开进双牌大山，道路立即险峻起来，悬岩峭壁，急坡接着急坡，急转弯连着急转弯，转得我晕头转向。车窗外，烟雨濛濛，雾气蒸腾，我以为车子会一直这样带着我们向深山深处驰去，到那深得出不来的深山里去。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在做一次不知何往的冒险。然而车过司仙坳，到了打鼓坪，就开始下坡了。居然很快就爬出了紫金山的皱褶。过了虎岩坝，眼前豁然开朗，原来是一片越来越平坦，越来越开阔的土地。路边的路标牌赫然地标着两个斗大的黑体字：道县。
 道县到了！这就是道县？道县这样容易就到了。不免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失望。
 这时天上的云层如幕布拉开，露出了明晃晃的太阳。明红告诉我，这就是所谓的湘南小气候：晴中有雨，雨中有晴。
 汽车笔直朝县城驰去。身边是一片黄绿相间的大地，黄的是成熟了的稻谷，绿的是新插下的秧苗。它们在无限的旋转着，伸展着，若非周遭那一圈屏风似的山峦阻挡，天知道会伸展到什么地方去。
 出了长途汽车站，原来有一口水塘和一家饮食店的地方不见了，变成了是一个集贸市场，主要是卖衣裳的。那些个体摊架上，五颜六色的服装，被风吹动，几乎遮断了视线。马路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道县二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一派群众组织--“革联”的总部。道县发生的三次大规模武斗，都是围绕它进行的。
 道县已经完全变样了。潇水上水泥大桥代替了原来的钢丝桥。又宽又直的水泥马路，商店如林，行人如织。车站饭店里挂的是最新商品信息，食杂果品店的墙上贴着“祖传秘方，专治阳萎不举，举而不坚”的小广告；西州面货商场拉着八折酬宾的大红横幅，马路上的广告牌，一边画着大美女图像，一边是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其时，县广播站正在播音，播放的是，耕牛的防暑措施和丝瓜的美容价值。
 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包谷路”、“古城墙”和联舟浮桥都恭恭敬敬地退隐到背景之中，若不细心寻觅，很容易失之交臂。
 沿马路与潇水平行前进，约二里路，过一座水泥桥，就是我们歇脚的县委招待所。招待所的围墙里保留着一段解放前的照壁，壁上有一条繁体字标语：
 
 我们为穷苦人打天下中国工农革命万岁
 
 这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长征西进，路过道县时留下的。
 一路之上，我左顾右盼，观察县城的格局和路上的行人，希望能发现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很快我就失望了。不禁为心头那么多可笑的念头哑然失笑。这就是共和国一个普普通通的县份，和其它县份没什么质的区别。只不过因为文革杀人事件使人们（包括我）对它产生了太多的误解和偏见，以为它是一个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民风刁蛮，械斗成风，动辄杀人的南蛮荒野。说出来真的太可笑了，我来道县采访之前，老婆忧心如焚，急得两晚睡不着，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孩子还小，千万不能把命丢在那里。一位大力支持我采访的老同志，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我带给他在零陵地区工作的一位老部下，要他一定保证好我的安全。这种多余的担忧，不但我们有，就连零陵地区一些没到过道县的人也有。一位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后来告诉我们，当初组织上抽调他来道县参加处遗工作，他也十分紧张。第一次来道县时，还随身带了一支手枪。来了以后，才发现纯属多余，又碍事，又累贅，且毫无用场。应该多带一个肚子来才对了。道县人最讲文明、最好朋友、最重感情、最要脸面，搞得好，把头砍下来给你垫坐都行。这一点，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们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
 当天晚上，我们在灯下翻阅《道州志》及有关资料，做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希望对道县的历史沿革有一个纵向的了解。据载：
 
 ……早在新石时期，即有部落于斯；舜之时，封象于有庳，即此地。……周属楚辖。自秦灭六国，废除王制，始郡县天下，改楚为郡，属长沙郡。汉初属长沙国。汉武帝元鼎年（公元前111年）始置营浦县，以在营水（潇水）之滨得名，沿至南北朝，故有六朝古郡之称。隋时改州为郡，合营浦、谢沐（今江永县）为永阳县，属零陵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县置州，并营道、永阳，始称道州。翌年改为南营州。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南营州为道州。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道州为江华郡，改永阳县为营道县，以营道山（今都庞岭）定县名，后又改称为宏道。宋时复改道州为江华郡，又改宏道为营道县。元置道州路，县名仍为营道。明为道州府，洪武九年（公元1377年）降为州，辖宁远、江华、营道四县。清仍称道州，隶永州府，不辖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道州为道县，沿用至今。
 
 道县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县。正是这样悠久的历史，这块土地孕育了宋代理家宗师周敦颐、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甚至据有人考证，当代文豪鲁迅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先生的祖籍也在这里。至于各朝各代举子、进士乃至状元，便不待细述。我们住宿的县委招待所小花园中，尚留“状元石”一块（原存一座状元亭，现亭已毁石还在），说的就是宋代道州出了一个状元吴必达的事。可谓人文厚积，俊才辈出。
 道县曾对“楚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又是“百越文化”发祥地之一。
 这里留下了虞舜南巡的足迹；
 这里留下了刘秀讨饭的方竹；
 这里留下了元结守郡的遗址；
 这里留下了阳城罢侏儒的佳话；
 这里留下了寇准望太平的寇公楼；
 这里留下了洪秀全惊世骇俗的诗文......
 窗帘没有拉上，月照纱窗，宛若一幅凝结的梦境。推门出去，县城一片宁静。漫步走出招待所大门，眼前就是那条著名的濂溪河，波光粼粼的河水静静流淌，带给人以远方的遐思。从九嶷山和铜山岭方向吹过来的风，鼓荡在道州盆地，沁人心脾。没有受到污染的天空，墨晶般澄静透明，缀满了一群又一群又大又亮的星星。这样的夜晚，伫立于月光融融中，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耳旁不停的絮语着，仔细一听却又万籁俱寂。忽然想到一个朋友写给我的一首诗：
 
 有时候，听一种声音
 是要选择一种角度的
 有时候，听一种声音
 是要选择一种心情的
 有时候，听一种声音
 是要选择一种时间的
 
 不然 就听不见这声音
 不然 就算听见也象没听见
 不然 就算这声音天天在耳边也白搭
 
 比如 一个孩子的脚步声
 比如 几百个孩子的脚步声
 比如 成千上万个孩子的脚步声
 从一座古老的木桥上
 走过 走过 走过
 
 那是 那是整个春天都在
 发芽 发芽 发芽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县·大屠杀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寿雁区杀人概况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第十章 传经送宝
 第十一章 在周敦颐的故乡
 第十二章 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第十三章 一个公社书记的故事
 
 第六章 1967·道县·大屠杀前夕
 
 前文说过，笔者这次道县采访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差一点而不可得的机遇，其时恰逢地区处遗工作组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其中近一半在道县）经过两年工作，面上的任务基本完成，正进入最后的总结汇报阶段。来得早了，面上的工作还在调查处理阶段，各种书面材料还没汇总起来；来得迟了，这些材料就已成为绝密文件封存了，解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错过这个机会，即使多花百倍精力，也难获得如此大量、完整、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是打着采访处遗工作组成绩的旗号去的，而且采访的初衷也确实如此，所以采访开始得较为顺利。也许一开始我们把困难和阻力想象得太多了，太大了，当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交给我们时，我的手和心都不由自主地猛烈下沉。这么多珍贵的资料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交给了我们，毫无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这，大大出乎意料。这是数以百计的人两年的心血结晶。正是它们使得蒙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上的层层迷雾在我们眼前慢慢飘散。除了一些细节还需我们去做深入细致的采访外，整个事件的轮廓已然清晰。除了再三向材料的提供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外，我们实在没有别的感谢方式，不过，有一点可以向他们保证，他们做的和我们做的都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民族。
 应当说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除了深刻的历史背景之外，都有其独特的契机和自身的原因。那么道县文革杀人的起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寻着历史的蛛丝马迹，一起回到当年去亲历一番吧。这样，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以下内容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1984-1986年处遗工作组的材料；
 二、1986道县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的材料；
 三、我们的采访；
 四、部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重要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
 1967年整个中国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进入7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不断升高，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也达到了沸点，所暴发的精神力量足够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消化好几个世纪。7月18日，中南海内组织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大会，抄了刘少奇的家。7月19日，彭德怀受到了残酷批斗。7月20日，武汉发生了所谓“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央两报一刊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各地武斗加剧。8月5日，刘、邓、陶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再次受到批判，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批判大会。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8月9日，林彪提出“现在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号召“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令，通过“红色电波”，织成一张密网，笼罩着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笼罩着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共自建国以来，发动过十次以上重大的“群众运动”，每次运动，都是中央一声号令，亿万群众立即响应号召，踊跃投入运动之中，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点上并不例外，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每一地区、每一单位的群众在投入运动之后，很快就无一例外的分化成两派、甚至三派观点尖锐对立的群众组织，据说这是因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两派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捍卫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拥护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道县同样也出现了两派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革联主要是由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份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道江镇）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正苗红”，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有理”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这里所说的现实当权者主要是指县人民武装部。县一级人民武装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的基础组织，条条上（军队系统）归军分区管辖，块块上（武装部所在地）受县委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地方干部。比如说，当时道县武装部部长崔保树、政委刘世斌同时又兼任中共道县县委会常务委员。自从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国变相进入“军管”， 道县以人武部门为核心成立了人武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亮相干部三结合的县、区、社三级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简称抓促小组），道县武装部成为现实当权者。
 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做“红老保”。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为了打垮对方，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道县的气候素有“四时皆夏，一雨成秋”之说，即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下雨就凉快。可是据一些老人回忆，这一年的天有些古怪，进入八月以来，天总是阴着，不见晴，也很少下雨，闷热难挡。他们说：“老天爷也晓得要出事了！”
 道县人有创作顺口溜的传统，对于文革“杀人风”也写了一首：
 
 8·5会议信号弹；
 8·8抢枪导火线；
 下坝大队开杀戒；
 喜鹊郑家点烈焰。
 
 既然如此，我们就从“8·5会议”写起。
 （1967年）8月2日至5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召开全县各区抓促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有些人说它是一次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大会；而另一些人说它是一次杀人的动员大会。
 现将会议记录摘要如下：
 
 时间：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点：江西会馆（县委党校）
 参加人员：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作会议总结。
 熊炳恩（县抓促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
 （接着熊列举了全国、全地区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出现了新情况，阶级敌人活动十分嚣张，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战争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乱砍乱阀、纠纷武斗、劳力外流、投机倒把，对这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六区在这方面做得好，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革命生产有起色。这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促进生产发展……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在此，有必要将当时道县县委、县政府三位主要负责人的际遇做一番简介：
 一、县委第一书记石秀华，南下干部，河北省玉田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时年(1967年)39岁。石为人脾气爆燥，作风霸道，干部群众背后称之为“南霸天”；加之中了阶级敌人的“美人计”，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被宣布为打倒对象；已由“红联”揪出并押送道县农村某地，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二、县委书记熊炳恩，本地干部，道县东门乡人，家庭出身雇农，时年39岁。熊在运动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现作为革命亮相干部站出来主持工作。
 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本地干部，道县审章塘乡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时年33岁。现被关押在“革联”总部(道县二中)交代问题，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个问题：一、此时此刻，熊炳恩在道县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二、熊炳恩8·5讲话的份量。
 从已掌握的证据看，直接指示杀人的话，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似乎谁也没说，但都有一颗杀人的心，确切地说都有一颗杀四类分子的心。①
 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是区社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会议结束后，星夜赶回各区社，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件突发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这就是道县文革史上被浓墨重彩反复说道的8·8抢枪事件。过程其实很简单，8月8日，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在零陵地区造反派组织的协助下，拿着零陵地区军分区赵副司令员的介绍信，闯进县武装部，砸烂武器仓库的大门，强行“接管”了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配件（撞针）全部取走。所抢枪支部分由零陵“抗暴”和地区“湘江风雷”②带走，其余留下给“革联”文攻武卫。
 我们手头有一份“红联”头头、县生产指挥部干部张明耻1968年8月7日写的“揭发交代”，可从一个侧面对8·8抢枪事件做一个印证：
 
 　　　1967年8月9日上午六点，在武装部仓库边我找到了刘政委，刘政委指着被砸烂的仓库门，边哭边说：“昨天晚上‘革联’配合零陵‘抗暴’抢劫了我们的战备枪支弹药。你们看了现场就清楚了，仓库门都给他们打烂了，这就是铁证。老右派、地主崽子都来抢我们的枪，三、四个人对付我们一个，他们是有意搞垮我们，是搞反革命政变了！”我听了他的话，也就跟着哭了，也认为是搞反革命政变。
 8月10号上午8时，我与刘振夏到武装部找刘世斌要武器，在路上碰见了刘，他对我们说：“现在‘革联’全副武装进驻我们武装部，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论行动都受他们的监视，他们把我们当敌人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我就是想不通。上面不准我们造反，要是准的话，我要坐到北京去造反！”见他避而不谈武器的问题，我们硬缠着他到了生产办公室他的住房里。他招呼我们坐下后，对我们说：“道县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革联’这样搞，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现在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武装部确实一点武器也没有了，要是有的话，我们会支持你们的。‘革联’抢了枪，你们手无寸铁，但是不要着急，区社民兵有的是枪，农村的枪比‘革联’的枪还多，特别是一区、六区武装部长手里，还留有一些子弹，你们派人去与他们商量一下。”刘又向我们透露：“‘革联”准备开个区社武装部长会，刚才逼我签字。我是不会签字同意的。他们的企图是把区社武装部长都喊到县里来，好一网打尽，将来区社民兵就没有人指挥了。我现在打电话不方便，你们给各区打个招呼，要他们不要到县里来上这个当。”
 
 　 另有一份“革联”头头、原道县粮食局工会主席刘香喜写的材料，可从另一侧面对抢抢事件做一个印证。
 
 1967年8月8日晚7时许，县武装部赵德才副部长带着两个参谋，匆忙赶到了二中“革联”总部办公室，对“革联”领导小组组长朱永丰、副组长胡贤忠、朱峰章和“红卫兵”头头黄承利说冷水滩造纸厂生产科长毛建生和零陵“抗暴”（零陵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持零陵军分区司令部的介绍信（此介绍信现保存于县档案室）来接管道县武装部武器库的枪支弹药，当晚就要全部运走。赵副部长说：“武装部考虑到‘千家洞’和‘湘源锡矿’（湖南省防敌特空降重点地区）防空降任务的紧迫性，希望‘革联’领导人出面做工作，速去武装部参加武装部和零陵‘湘江风雷’和‘抗暴’两派的谈判，请求他们以国事为重，留下一部分武器弹药供防敌特空降使用。”
 我当时是“革联”的普通成员，正带着女儿在二中后院看电影，事先并不知情，航运公司的何次才在电影机旁告诉我这个情况，何建议我也去武装部听听。我说：“赵部长是找‘革联’领导谈问题，我去算什么？”当晚我一直和女儿一起看电影，电影散场，就回家了。
 第二天才得知，朱永丰、胡贤忠、朱峰章他们几人在赵副部长的邀请下，到县武装部参加了武装部政委刘世斌主持的，和冷水滩“湘派”头头毛建生、零陵“抗暴”代表的“四方会谈”。谈判结果是：好枪（苏式骑枪）全部由“湘派”冷水滩“星火支队”接管；零陵“抗暴”只要了一挺重机枪和一些短武器；其余配不上套的、打不响的150条破枪，移交“革联”防敌特空降使用。这些枪后来由复员军人吴××修好的。
 “8·8”革联接管枪支时，我只是“革联”普通一兵，既没资格参加接管武器谈判，更没有抢劫任何人的任何武器的行为。直到8月中下旬，“红联”指挥民兵师要血洗二中，“革联”危急，他们几个读书人束手无策，因为我是复员军人，在部队当过作战参谋，略懂军事，才在危急之中选举我为“革联”头头。
 ……1982年，道县大屠杀遗族数百人赴京“喊冤告状”，中央派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同志下来调查落实。周主任问当时的县委领导：“道县杀人是怎么回事？”县委副书记熊礼衡竟回答：“是刘香喜引起的。”周主任问：“刘是什么人？”熊答：“是打砸抢分子。”周问：“既是刘香喜杀人，为什么全县数万分状纸，上千人次上访，都不告他，而告地委副专员熊炳恩、‘红联’头头郑有志、贺霞，还有你熊礼衡①呢？”熊哑口无言。
 
 刘香喜的这份申诉材料是1986年以后写的，笔者手上有一份1967年9月16日“湖南省道县革联总司令部向四十七军的汇报材料”，该材料共六个部分：一、与外地（省、地造反派组织）的联系情况；二、受迫害和平反的情况；三、揭露、批判、斗争走资派的时间、次数和规模；四、抓革命、促生产和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情况；五、掌握武器的时间、数量和来源；六、在斗争中过去和现在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第五部分对 “8.8” 抢枪是这样描述的：
 
 五、掌握武器的时间、数量和来源
 1967年8月8日夜，我们接管了（县）武装部轻机枪12挺，重机枪4挺，各种步枪140余条，短枪12支。（零陵湘江风雷拿去4挺轻机枪，150余枚手榴弹，短枪数字不清；零陵抗暴指挥部拿去2挺轻机枪，短枪8支。）
 1967年8月9日，“延安”红卫兵从公安局拿了短枪10条，周维贤同志拿了公安局短枪10条，张志鹏从派出所拿了短枪1条。（零陵湘江风雷从公安局拿去短枪36条；“延安”红卫兵和张、周拿的短枪，只有几支好的，其他都是废物，“延安”红卫兵有的已被“红战士”、“红联”缴去了。）
 “8.8”接枪经过是：晚上8时左右，湘风雷挺进纵队零陵地区司令部、零陵抗暴指挥部开来两车人员直达武装部，并派人叫我部派人去武装部。革命左派组织“湘江风雷”、“零陵抗暴指挥部”毛、黄两同志持有军分区介绍信，于深夜12时至3时，在武装部会议室与武装部刘政委、赵部长商谈把武装交给造反派的问题，胡贤宗也同时参加谈判，经四方研究，一致同意将枪支、弹药移交给道县革联指挥部。深夜3点以后，按正式手续移交。我部人员整队接收。
 
  上面两份材料在“革联”头头刘香喜是否亲自参与“8.8”抢枪是矛盾的。口述史料最大的问题就是准确性难以保证，因为记忆误差、情感变化、政治立场、厉害关系等等，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记忆。好在此事对事件本身并无关宏旨。而且，这种矛盾本身也是一种史实，折射出历史的某些侧面，丰富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文革”后，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所谓三种人）时，是否参与抢枪行动是打成“打砸抢分子”的一个铁指标，而在当时，抢枪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行动，67年7月底8月初，全国各地每个省市，乃至每个县城都出现了所谓的“抢枪事件”。有的地方不但抢了枪，还抢了炮，甚至抢了坦克。从后来陆续披露的一些内幕材料看，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战略部署，7月下旬，毛泽东就明确指示江青：给革命左派发枪。不然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如何能从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夺得如此大量的枪支弹药就无从得以解释了。
 　　8·8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①
 8月9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耻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红联”总部由县委大院迁到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胜利的道路。
 营江公社位于道江镇西面不到4公里处，它的前身是国营道县农场，实际上是道县的一个直辖公社，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镇。
 此时的道县，县城道江镇基本上为“革联”所控制，出了道江镇便是“红联”的天下。
 8·8抢枪事件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县武装部崔部长、刘政委等人经常到营江“红联”总部指导工作，其作战科长刘××、后勤科长周××坐镇营江，现场办公。有证据表明，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在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丛恿、策划组织等方面都有作为，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月11日各区武装部长（大多数兼任各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和部分“红联”头头们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俱乐部召开战备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拔掉这个“土围子”。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郑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同时研究了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等多项措施，特别强调要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管好管严，“乱说乱动”坚决镇压。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12点。
 同一天，县生产指挥部会议室里，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县委书记熊炳恩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议。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之后，又一次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他除了重复5日会议总结的内容外，重点讲了武装部和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地进行着，似乎没有谁在布置杀人。然而，杀人的火已经越煽越旺，等待的就是那一粒引爆的火星。
 
 第七章 祭刀
 
  据地质学家考证，道州盆地由古代海洋退落衍变而成，看来古人对此也早有认识，道县许多地方都是以海命名，如深海、海龙、大海州、乐海等等。县城西北部12公里的乐海边上，有一个地方叫寿雁镇，镇中有一座庙叫寿佛寺，背后有一座山叫雁峰山，寿雁因之得名。①1967年，寿雁镇远没有现在的规模，仅有丁字形两条街道。青石板和泥土路面的老街，弯弯曲曲，宽约2米，长约千米，两边多系木板青瓦和土砖青瓦的平房。1964年，修建道（县）全（州）公路，公路从老街北面通过，这段沙石公路两边修建了不少红砖房屋，逐步形成了所谓的新街。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寿雁镇成了道县最大的农村集镇，有供销社，有粮店，有铁木社，有学校，还有卫生院......历来为区、乡政府机关驻地。
 老街中心的区公所里，陈智希躺在床上，碾转反侧，难以入眠。身上的病痛又在折磨他了......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感到疲惫不堪。近年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工作往往力不从心，可是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不敢松懈。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崩紧了他心中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睡不着啊！他从土改参加工作起，就一直搞治安工作，对区里的那些四类分子，心中一本册。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象过电影一样，把一个一个四类分子“拎”出来审查......一个格外惹他恼火的影子出现在脑海里，晃来晃去，挥之不去，这家伙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乡长朱勉②。朱勉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来以后，仍然很不安分。据说陈部长曾多次宣称要砸烂朱勉的狗头，但朱勉一句话差点没把陈部长气得闭过气去：“陈部长钢刀虽利，难杀我守法之人。”陈智希敢断定：四类分子要翻天，朱勉肯定就是还乡团长。
 第二天上午，区干部开会，陈智希传达了县抓促会议的精神，又大谈了一通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那边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份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有些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气焰嚣张得很。①”
 陈智希把捕风捉影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安到朱勉头上，经他绘声绘色一渲染，就象真有其事一般，搞得寿雁公社的干部大吃一惊：朱勉在自己眼皮下面搞了这么多反革命活动，自己竟一点没有察觉，太麻痹大意了。（在这个会上，陈智希还点了下莲塘大队右派分子唐松的名，后唐也被杀。）
 会后，陈智希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来批斗，杀杀他的气焰。”李来文举双手赞成。可是，仅仅“捆绑批斗”就可以了吗？朱勉难道还斗得少吗？这家伙皮子厚不怕斗。象这样的危险分子不除掉，后患无穷啊！
 8月11日，正逢寿雁赶圩。寿雁圩是道县通往广西桂林、全州、灌阳的要道,赶圩的人熙来攘往、人山人海。陈智希站在路边，看见寿雁公社半脱产干部公社妇女主任朱清花从区公所前面经过，就把她喊到屋里......对她说：“你回去给胖子（下坝大队支书朱家训）说一下子，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搞”这个字眼是现代汉语中最微妙的词汇之一，内涵十分丰富，经天纬地如“搞好阶级斗争”，卑鄙龌龊如“搞女人”，但不论用在什么地方，国人都能心领神会。朱清花家在下坝大队，回到村里，立刻找到朱家训传达了陈部长的指示。
 朱家训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大队干部和生产队政治指导员开会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名的紧张。有人说：“搞掉就搞掉，朱勉这家伙早就该搞掉了。”有人质疑：“杀一头猪也要批个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有人附合：“要搞掉也行，让陈部长拿个文来。”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
 搞掉朱勉的事就这样暂时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五巨头”（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研究组织人员进城游行的问题。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陈智希和区长李来文的指示②，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
 何建锡说：“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格的，怕是越来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圩场）上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前来开会的朱家训一到公社，何建锡连忙迎上来问：“胖子，你来了，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了没有？”
 “没有。”
 “回去赶快搞掉，快一点好一些。”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更生动：“‘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会后，朱家训一行人带着公社领导的指示精神，匆匆赶回大队去。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是一条沙石机耕路。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村路上，支书朱家训向同来公社开会的其它四位“巨头”讨主意，或曰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程辅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几个人就站在一棵树下，议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议，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在程跃祖家召开；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在大队小学召开，训话时找岔子把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其他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是道县大屠杀的第一刀，看得出，杀得颇费周章，反复动员，反复研究，究其原因很简单：杀一头猪还要批个条子，何况杀一个人呢？非得确认上头开了口，才敢杀人。岂可诬道县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就连古代的《道州府志》都有记载：道州民“性朴而不华，最好斗殴，一言不合，辄摩拳持械奔赴。尚知畏法，闻官府至则解。”
 这天晚上没有月光，天气特别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午夜后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会在大队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进行，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低着头靠墙站着。昏暗的马灯把浓重的阴影投到他们脸上，使一张张十分憔悴的脸更显丑陋。朱勉没有家小，吃了晚饭早早地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象其它人那样诚惶诚恐，俯首贴耳。据下坝村的老人说，朱勉这个人读过不少古书，说话酸文假醋，如果不是头上这顶“帽子”压着，是个飞得起的角色。训话会由大队民兵营长周吉兰和治保主任程辅主持，程照例念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象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他首先表扬了几名表现老实的地主富农，然后点名批评朱勉。朱勉斜眼瞄他，很不以为然。程辅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圩）不请假？”朱满不在乎地说：“赶闹子又不是外出，请什么假？”这时，有人喊道：“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早有两个民兵拿出事先备好的索子，把朱勉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这时，朱家训带着开干部、党员、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人，赶到大队小学，涌进教室。按照事前的安排，有的说：“把朱勉送到农中去劳改。”有的说：“把他押到公社去。”上来七、八个民兵把朱勉拖起就走。
 19年后，参与杀害朱勉的大队民兵营长周吉兰回忆那晚情景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晓不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上去。朱勉哼都没哼一声就断了气。后来就被丢到水塘里。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口直冲，睡着睡着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①
 好容易天亮了，果然“一雨成秋”，厚厚的积云散去，湛蓝的天空游移着几缕薄云，和煦的阳光注进泥路上浅浅的牛蹄窝里，闪闪发光。下坝村的农民们照例收中稻的收中稻，插红薯的插红薯，昨晚的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这样的早晨，使人想起《圣经》中的一段话：“上帝说：我把生命赐予世界。魔鬼说：我用死亡惩罚它们。上帝动怒了说：我把太阳从东方举起，又有谁能阻止它从西方落下？魔鬼无言。”诗耶？画耶？还是永恒的哲学命题？
 打死朱勉后，周吉兰心里不踏实，第二天一大早急急忙忙赶到圩场上向公社公安助理员何龙喜、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报告情况。陈智希说：“搞得好！杀了不要紧的，不但要杀他，还有一些坏家伙也要杀。”
 传信搞掉朱勉的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也向区妇联主任和区长李来文作了汇报。李来文看到朱清花一脸紧张的样子，说：“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怕什么！告诉胖子（朱家训）一声，群众出于义愤打死的，哪个搞得清是谁动的手。”
 就在打死朱勉的同一天，“红联”与“革联”发生武斗。8月12日，“革联”召开大会，欢呼《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公开发表，会后，为保证“革命堡垒”道县二中的纯洁性和安全性，将二十余名持“红联”观点的师生强行驱除出校。13日，这些被强行驱逐的师生在“红联”组织的支持下，来到二中校门前抗议游行，要求回校闹革命，遭到拒绝。下午一时左右，大批农民手持扁担、挂耙起来支援，冲进二中，并与把守大门的“革联”武装人员发生冲突。“革联”人员开枪，打死营江公社白地头大队农民文太吉，另有数人受伤。道县糖厂女工莫丹桂（孕妇，非“红联”成员）上街买菜，路过二中，围观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
 其中诸多细节，各执一词。但本质是“革”“红”两派对中央《八·十决定》的一次激烈反应。“革联”认为自己是胜利者，是革命左派，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肯定，而“红联”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和“受蒙蔽的群众”。“红联”不服，认为自己组织纯洁、人数众多，是道县广大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历次群众运动都是党的依靠对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八·十决定》是受“工联”、“湘江风雷”这些反动组织的欺骗。《二·四批示》你们可以翻案，《八·十决定》我们也能扳得转。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其中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是表现为一场向同一政治权威竞献忠心的竞争。
 “红联”抬尸游行，沿途高呼口号：“誓与‘革匪’血战到底！”“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憾道县的“8·13武斗”。 当时全省各地都发生了这样的武斗，有的大、有的小。道县的武斗比起省里和地区不算大，但在县一级算是比较大的。
 
 有人说，这场武斗诱发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但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的必然联系。也许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不过，这场武斗在二中里面（注意，我说的不是“革联”里面）引出了一个人物，该人就是当时被囚禁在二中，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先生，他对制止道县大屠杀的蔓延和发展，以及揭开大屠杀的真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应就此写来，但因其间情节曲折复杂，恐怕把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切割得太零碎，故此先留个口子，后面辟出专门的篇章来写。
 
 
 
 
 
 
 
 
 
 
 第八章 寿雁区杀人概况①
 
 朱勉所在的寿雁区又称十一区，下辖寿雁、唐家、牛路口三个公社和寿雁镇。该区在道县大屠杀中首开杀戒，但杀人不是最多。据道县处遗工作组调查、核实，共杀535人②（自杀97人），其中，枪打241人，刀杀155人，沉河13人，炸死7人，活埋6人，棍棒打死15人，绳子勒死1人，其它方法致死97人，灭门12户。
 三社一镇中杀人最多的是唐家公社。该公社在公社范围内煽动、策划、布署杀人的主要责任人有公社副书记兼组织宣传监察委员会邹云龙、副社长文福祥、公安特派员谢林通、红联头头公社会计何学能等人。最先明确指示杀人的是邹云龙，在整个道县大屠杀中也属最早之列。据唐家公社朱子复大队基层干部揭发，1967年8月11日，邹副书记在公社学校操场边的教室里，指示该大队支书冯立平：“朱子复的四类分子这样猖狂，回去布置干部社员打吧，注意不要当场打死就行了，最好让他慢慢拖死。”无独有偶，同一天，陈智希在寿雁圩上托人带信给下坝大队支书朱家训，要他“把朱勉搞掉算了”。这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吗？不过邹副书记的指示比起陈部长的指示，过于笼统且不简明，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第一，没有具体点名，斗争的火力不知道向哪集中；第二，分寸难以拿捏得好，打重了难免当场打死，打轻了又达不到“让他慢慢拖死”的目的，所以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祭刀者最终还是出现在下坝而没有出现在朱子复。
 唐家公社杀人最多，但在“杀人风”的第一个高潮中（1967年8月17—26日）只杀了19人，别人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这里还冷冷清清、反应迟钝。而8月28日以后，短短几天就杀了100多人，也就是说该公社主要杀人行动都集中在8月28日至9月1日这5天。这是为什么呢？据查，全部与邹云龙、文福祥、谢林通、何学能等人有关，也与8月26日至28日在营江“红联”总部召开的“政法工作干部会议”①有关。
 在杀人的第一阶段，邹等人虽然多次煽动，甚至具体指示杀人，但力度还不是十分大，态度还有些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8月28日，邹等人从营江开会回来，就像打了鸡血针，立即召开全公社各大队“五巨头”会议，（这类会议一般都包括两个内容，一、抓阶级斗争，传达敌情，煽动、部署杀人；二、部署“双抢”和其他生产任务。即“抓革命、促生产”。为讲述简明，笔者原则上只讲与杀人事件有关的内容。特此说明。以后不再专门说明。）动员、部署杀人。在这个会议上，邹云龙明确指示：“各大队回去以后，要认真查一查，把调皮捣蛋的坏东西杀他两个。”红联头头何学能在会上表扬了唐家、文家等大队，行动快杀人多，批评了一些行动迟缓的大队，并指示：“你们这些大队支书，现在应该可以插手了，应该站出革命了！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你们不站出来，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公安特派员谢林通指示得更具体：“这些坏家伙，真正的坏蛋，你们给我杀他两个。有的地方地富跑了很多，上山去当土匪，你们要组织民兵搜山。在哪里搜到就哪里镇压，不要拖回来了。不要到胜利桥杀人，那里过路人多，血一盘一盘的，太难看。你们要杀，到山上杀，在下面注意站岗放哨，不要菩萨没雕出来，先把个卵雕出来。”
 会后，全公社立即出现杀人高潮。
 唐家公社杀人最多的是唐家大队，共杀50人（其中自杀2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50人以上的大队有4个，唐家大队没能进前入前三甲。②但该大队有一杀人凶手，名叫雷康古，一口气用马刀砍了36颗人头，一举夺得全县的杀人冠军。处遗工作组进场后，发现这个情况有浮夸，杀了36个人是雷康古自己吹出来的，经逐一落实，只有18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说是为了多领“手续费”。当时道县杀人是有报酬的，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给“手续费”，一般每杀1人给手续费2～5元不等，也有记工分、发实物的，如稻谷20斤或30斤等。唐家大队比较富裕，手续费相对高一点，每杀1人给5块钱。据说雷康古这一天就赚了180块钱。如果真是这样，他拿的就是夹粮夹饷。当时唐家大队劳动力日工值（10分工），大约在5角钱左右，如此算来雷康古在生产队出1年工也赚不到这么多钱。①
 唐家大队被害者中，有一个23岁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贤，人比较老实，从来不说多话，做事也下手（肯卖力），杀人时，生产队干部说：“这个就不杀算了。”照理说干部开了口，应该躲得过这一劫，但其妻长得不错，劳动力也好，属于“白天累得，夜里×得”的那一种女人，惹得好些人眼红。一个名叫熊天苟的贫农老光棍看中了她，坚决要求镇压胡祥贤。此类杀人夺妻（或夺女）案，在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仅笔者手头资料就有40余起。据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唐家公社不算厉害的，四马桥洪塘营公社杀人夺妻霸女仅立案追究的就有12起，女方没有提出申诉，根据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不予立案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唐家大队这起杀夫夺妻案的特色在于，就在熊天苟美滋滋地准备当新郎官时，没曾想到半路上杀出两个程咬金，这两个也都是贫农的光棍跟他斗起争，都要娶胡妻做老婆。熊天苟说：“这两个东西比蒋介石还要坏蛮多，杀地主那刻他们躲在鹅毛山（峨嵋山），怕死不革命，这刻要分胜利果实了，跑下山想偷桃子。”争执不下，差一点点打起来，熊天苟气不过，干脆一刀子把女的也杀了，免得三个人争起来伤了阶级感情。
 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同志总结了道县大屠杀的十大特色案例，唐家大队名列其中。
 这十大案例实际上有15个个案，工作组的同志是分类归纳的，所以为十类，笔者认为还是分个案表述更清晰些。这些个案是：
 一、 龙江桥万人杀人现场会；
 二、 桥头圩万人杀人现场会；
 三、 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吹号杀人；
 四、 清溪区武装部长亲临杀场监斩；
 五、 小甲公社武装部长用炸药炸死11人；
 六、 营江公社主任杀害过路行人；
 七、 杨家公社副书记亲自动手杀人；
 八、 沿河塘大队斩尽杀绝黑四类；
 九、 唐家大队一杀人凶手连砍36颗人头；
 十、 岑江渡公社占甲完全小学6名教员被杀；
 十一、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丈夫亲手杀妻；
 十二、 吊高楼大队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十三、 柑子园公社挂牌（“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审案杀人；
 十四、 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支部书记杀害贫农社员一家9口；
 十五、 杨家公社郑家大队威逼地富子女杀害亲人。
 上述案例，大多数我们都采访了，只有少数没能采访到，笔者将在后文中结合它们所在区、社的杀人情况一一交代。实际上，道县大屠杀的个案没有一个不典型，也没有一个没特色，只要你有机会深入了解，就会有很多内在的、独特的东西浮现出来，但深入采访的难度太大了，基层干部不愿配合，杀人凶手只讲他们愿意讲的，受害者遗属对我们充满戒心，而且明显地表现得心有余悸。有些被称为“告状油子”的遗属，我们又不敢轻易接触，因为太敏感了，弄得不好，会被认为是“制造新的混乱，企图激化矛盾”。为此，我常感到有些莫名的苦恼，甚至对自己的采访真实性都感到有些没把握。明红看得透彻，说：“可以了！能让我们这样采访，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霸蛮要削尖了脑袋钻出点什么东西，只会碰壁的。4千多人，光写名字就有一万多字，搞得那么过细？基本事实把握准确就可以了。”说得确实有道理，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尽人事以安天命。
 笔者在寿雁采访时，就发现一个与案例十五类似的案例，该案发生在寿雁公社寿福大队。该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4人，一个伪连长，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地主子弟，一个贫农。这名贫农叫何明德，如果一定要把他说成四类分子也说得通。四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划地主、富农有一些财产上的硬指标，财产少了想划也难；反革命分子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主要是指国民党政权的骨干人员，而现行反革命分子总得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才能够定得上；坏分子就包罗万象了，新华词典对“坏分子”一词是这样定义的：指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把何明德归于这一类可以说严丝合缝，他搞过投机倒把，挖过社会主义墙脚，偷过生产队的谷子，还仗着是贫农不服从干部的领导。按照党的政策，四类分子的帽子又分三种，一种是扣在头上的，坐实了的；第二种是把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交群众监督改造的；第三种是对群众不宣布，由基层组织内部掌握的，又叫内控对象。何明德就是这第三种内控的坏分子。大队开会讨论杀人时，觉得每一类型都得抓个典型，所以把他也定了一个。何明德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何昌保，一个叫何一功，杀何的头天晚上，大队文革主任何庆辉代表大队支部和“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找何昌保、何一功谈话：“明天要杀你老子了，你敢不敢父子革命，杀了你老子？不然......三个人一起杀掉。”何昌保胆子小，吓得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一副怕死不革命的样子。倒是何一功干脆，马上表了态：“我革命！我革命！我一定要坚决和我老子划清界线。”第二天杀人时，就由何一功亲手将其父何明德“处决”。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8·13武斗后，“红联”在县城道江镇已处于劣势，但他们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还掌控着道县的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得到证明，四类分子就被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祭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也没有比严惩四类分子更轻而易举和没有风险的了。
 一位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说：“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还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母子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拉开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东南角，与宁远县搭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1967年）8月13日，当下坝大队用群众专政的铁拳砸烂朱勉的“狗头”时，杨家公社周塘营大队的红东庙内，也在秘密地酝酿着新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上级的“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凹凸分明。他叫蒋文经，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在成了赫赫威灵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首先带领与会的各大队党员干部诵读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然后开始传达①：“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参加这一片会议的有郑家、合作、前进、周塘营等四个大队的大队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文革主任)，共计二十余人。
 蒋司令讲话后，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历史反革命郑元君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躲起来了。”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到他们手里。”
 周塘营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虑万分：“吃亏了，我们已经走在阶级敌人后面了！”
 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经文一笑，叫大家打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语重心长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就开口了，只是我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象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经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起初，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乘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干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蒋文经等人又到富足湾，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的党、团员会。这次会上，除了他的“战略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四类分子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说得有鼻子有眼，叫人不信都难。
 8月15日晚上，郑家大队，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经等人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没等她说完，郑会久又是一声喝问：“钟佩英不老实，怎么办？”“捆起来，送到公社去！”众人一声吼。
 下面的事，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所不同有三个细节：第一，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贫下中农狠狠“教育了一顿”，打得口吐鲜血；第二、钟佩英被拖到山上是用锄头扁担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起一个事先没有考虑周到的问题：她的两个乃崽还在，肯定要给老母亲报仇的，怎么了得？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里安然。”于是，回头又到钟佩英家。钟佩英的两个儿子已经上床睡觉，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母亲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以为真的是送到公社关押，这在当时不是什么新鲜事，被送到公社关押的人多了去，吊个“半边猪”，搞个“猴子抱桩”、“苏秦背剑”等①，都是家常便饭。白天搞双抢累了一天，明天还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斗，就赶快洗脚睡觉了。人们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照章办理了。
 事毕，辛苦了半夜的人们又聚集到钟佩英家，翻坛倒罐，寻找罪证。翻了半天，没找到什么东西，就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宰了，一锅熬起，又打来几斤金刚蔸酿的烧酒，宵起夜来。待到锅里只剩下些汤汁的时候，蓦然听得一声鸡叫，众人心里一惊，想起白天还要出工，赶紧推门而出......
 据郑会久写给处遗工作组的“揭发交代”材料说：搞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第二天早上，他早饭都没吃，心里不托底，不知道这件事搞没搞拐场，上级追究下来怎么办？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向蒋文经汇报。蒋文经一听，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得很！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以后杀人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钟佩英母子被杀害后，滥杀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自然是杨家公社。8月17日上午，蒋文经又在塘坪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据查在道县大屠杀中，杨家公社所隶属的四马桥区共杀533人（被迫自杀52人），其中枪杀86人，刀杀126人，沉河1人，投岩洞38人，活埋128人，棍棒打死22人，绳子勒死57人，火烧死23人，其他致死52人，灭门55户。该区下属4个公社（杨家、四马桥、大平岭、横塘营），杨家公社杀人最多，共杀190余人，其中蒋文经亲手批杀95人。这个双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后来被提拔为下蒋公社党委书记。
 关于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了钟佩英等人之后的杀人情况，我们想用一份处遗工作组的调查报告来作回答。
 
 一、基本情况
 郑逢姣，男，现年73岁，本人成份农民，汉族，住杨家乡郑家村，文革期间任大队支部书记。
 二、犯罪事实
 1967年8月上旬，郑逢姣因怀疑地主子弟郑生尧①报复其而外出躲避，8月中旬得知本大队已杀地富便返回家。8月27日上午，郑逢姣在郑开德家主持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上说：“前三批杀得很好，这次我回来，也要杀一批……”并点名要各队报名单，后决定杀七人。当天下午，郑逢姣指挥将郑际东等七名地富分子及子弟用绳子勒死（是命令一些没被杀的地富子弟勒的）。
 　　同年9月14日，郑逢姣在郑开德家主持召开大队支委会，并在会上说：“要大家来是商量一下，是不是再杀一批……”会议当中，杨家公社主任彭心明、公安员樊书守等三人来到会场，郑逢姣将开会内容告知三人后，樊书守提出：“九五命令②早下了，杀人问题影响很大，不能再杀了。”郑逢姣不听劝阻，并说：“我们大队四类分子这样多，又这么坏，不准杀也要杀。”由于部分大队干部支持郑逢姣，彭心明无奈说：“我的先生……你们要搞就搞远点，搞到宁远界子边去，免得影响我们公社。”
 当天下午，郑逢姣组织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在会上重复了在支委会的讲话内容，并分任务到各队。次日，郑逢姣指挥民兵，将19名地富及子女押至宁远欧冲垒山里杀害③。
 
 我们来到了这个被称为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该大队文革中先后杀了37人，是道县杀人事件真正的爆发点。几十百把栋破破烂烂的砖房，成一大两小三个块，分布在一个山洞①里,背靠着一片平缓的红土丘陵。山上原来尽是合抱粗的大树，58年人民公社化办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的时候，都砍下来炼了（废）铁。现在只剩些低矮的權木和丈把高的马尾松。交通不甚便利，村民生活一直比较困难。现任支书郑逢桥要杀鸡置酒款待我们，被我们坚辞了。提起钟佩英，郑支书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大约四十多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解放初期跑到贵州，和我们大队在那里做事的郑元君结了婚。六五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遣送回来的。”问起郑元君什么成份，有何劣迹，他说：“郑元君土改时没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面做事，在乡里没听说有劣迹。只是他的堂兄郑元赞②，1952年为首组织一伙土匪在宁远搞了个三·二九暴动，杀了我们一个县委组织部长和两名干部。参加暴动的人基本上都镇压了，只有郑元赞跑脱了，听说跑到了台湾。这些事情，我们也是听说的，搞不太清楚。”
 “郑元赞的事与郑元君、钟佩英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郑元君参加了宁远暴动？”
 “郑元君倒没听说参加了宁远暴动。他是64年社教时揪出来的，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回来的，原来在贵州一个仓库里当保管员。65年在衡州（衡阳市）撞汽车自杀了。”
 “这么说钟佩英本人并没有定为‘四类分子’，当时杀人时，队上那么多四类分子，为什么首选她呢？”
 郑支书说：“唉，那阵子，钟佩英有了这层社会关系，老老实实呆在屋里，也难保没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搞反革命串联，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这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不过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
 “要杀她，就是因为她参加了‘湘江风雷’？没有别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杀钟佩英的事，不会这么简单。③
 “别的原因嘛，我搞不清。你们可以问工作组的人，他们比我清白些。”
 其实，我们已经问过工作组了，他们也说不清楚，事情过去那么久了，要查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可能。其中一位同志回答得更干脆：“要搞得那么清楚干什么？反正宜粗不宜细，只要把她是怎么被杀的，谁指使的，哪些人杀的，杀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不就行了。”
 话确实有道理。但这毕竟是拉开大屠杀序幕的杀人事件，难道不应当查得更细些，调查得更清楚些吗？特别是钟佩英被杀后，传出一起谣言，说钟是1952年宁远革命暴动头子郑元赞的小老婆(钟佩英是怎么一下子变成郑元赞的小老婆呢？)，奉命组织四类分子搞反革命组织，布置四类分子开会时，每人带一条狗仔凳（小板凳），准备要杀害贫下中农。钟佩英坐在中间，手摇鹅毛扇发指示，横摇三下如何如何，竖摇三下又如何如何......幸亏贫下中农警惕高，及时发现她的阴谋，把她镇压了。还说郑元赞已从台湾秘密潜回大陆，到了冷水滩，和钟佩英接上了头，准备血洗道县。这个谣言蒋文经等人多次在会议上作为敌情通报传达，难道他们没有责任说明消息的来源吗？
 在了解该大队后来的几起杀人事件时，我们得到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选了几个当“耳机”，“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耳机”这个代名词，撩起我极大的兴趣。这类人，有叫“耳目”的，有叫“线人”的，但都没有“耳机”来得生动形象。我在来郑家之前查阅相关资料时，了解到这个大队第四批杀七个人，采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原）支部书记郑逢姣宣布，地富子弟杀一个分子，可保全家不杀，不知“耳机”有没有份？
 “有份。”郑支书给了肯定的回答。
 “后来这些‘耳机’也杀了吗？”我又问。
 “有的杀了，也有没杀的。”
 于是我向郑支书表示希望找个“耳机”谈谈。
 “可能在责任田里扮禾，蛮远的，我去叫一下。”
 郑支书去了。我趁这个机会，在村里四处走走，想找几个“遗属”了解了解当时杀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县里听得这么一个传闻，郑家大队67年8月26日第三批杀人，杀了一个快要分娩的妇女，先后使用了五道酷刑，一割眼皮，二削鼻子，三割嘴巴，四切奶子（乳房），最后用刀通腹部，剖出胎儿。该妇女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对她施以如此酷刑？绝不会仅仅为了杀人取乐那么简单吧？这里面应当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笔者问了郑支书。郑支书说，杀人的时候他不在场，不太清楚。没有办法，我只好另外想辙，从“遗属”那个方面调查一下。通过别人指点，我找到这么一户。一间新修的一栋两间的瓦屋，屋前一个小小的禾堂，屋里只有两个女人，一老年，一中年，老的在堂屋剁猪菜，中年的在禾坪里晒谷。其实不用指点，一看这房子，我就估计到这一户人家的身份了。当时道县文革被害者遗属的安置补偿政策大致是这样的：房子被拆了或分了的，补偿人民币300元；人被杀了的，按被杀人数每人补偿150元(俗称“人头费”)；农具、家具等生产生活物资被分了的，按1967年市价的1/4补偿。300元在当时不算一个小数目，相当于笔者三个多月的工资，但要砌一栋住房就远远不够了，便又采取“国家补一点，自己出一点，集体给一点”的三一点办法来解决无房遗属的住房问题。即使这样也只够砌一栋最简单的一栋两间的房子。于是道县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房屋。看见这样的房子，别问，走进去，百分之九十是遗属。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我对中年女人说。
 她抬头盯了我一眼：“那些事，我记不得了。”
 “哦，哦，请你不要误会，我、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家是不是也有被、被杀了的人。”我突然变得有些笨嘴拙舌。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讷的神情和黯然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
 她低着头只管晒她的谷，再不理我。
 这时，郑逢桥也从垅里回来了，“耳机”不在，到四马桥赶闹子去了，他在闹子上摆了个修钟表的摊子，一个圩场弄得一、二十块钱。
 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见我。可能郑支书也不愿意我见他。
 明红在一旁怪笑着看着我：“你想见‘耳机’的心理是不是有些太过刻毒了。”
 我一时无语。确实，细想一下，刚才的那股子兴奋劲确实不厚道。他能活下来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漫长的岁月中，苟且偷生可能比死去更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无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我又何苦在伤口上再撒把盐①？但是，对我的这种想法明红并不认同，他说：“你放心，活得下来就不会受灵魂的拷问，受灵魂的拷问就活不下来。”唉，不知为什么，在很多问题上，明红总是比我看得更本质。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上述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行“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传言。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①搞出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杀人风”蔓延过程见下表：
 区
 开始杀人时间
 被杀对象
 寿雁
 8月13日
 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
 四马桥
 8月15日
 郑家大队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钟佩英母子
 清塘
 8月17日
 达村一大队右派分子唐玉
 桥头
 8月17日
 胜利大队四类分子何光照、谢苏苏
 蚣坝
 8月20日
 光家岭大队历史反革命分子杨竞成、地主分子何庆松、小土地出租者向齐家
 车头（梅花）
 8月20日
 理家坪大队伪警察唐林贤
 红岩
 8月21日
 齐心大队四类分子胡祥
 上关
 8月22日
 齐心大队伪保长何光钦
 清溪
 8月23日
 青口大队地主分子魏永成、地富子弟何靖东
 祥霖铺
 8月24日
 松柳大队3名外逃地富子弟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并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特别是县武装部有着“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尚方宝剑，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如果县里某些人站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不会发生，发生了也不难制止，更成不了规模。遗憾地是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当时的县级领导干部中，暗中支持甚至怂涌杀人的大有人在。还有人根据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犯罪行径赞扬为“好得很”的革命行动。从而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
 第十章 传经送宝
 
 蒋文经等人在杨家公社杀了钟佩英母子之后，8月17日，又在四马桥召开了全区“红战士”（“红联”）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钟佩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成了宁远反革命暴动总头子郑元赞的小老婆、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女特务、杨家公社四类分子暴动的总指挥。而所谓钟佩英指挥四类分子搞暴动，郑家大队贫下中农革命警惕性高，及时发现镇压了的故事，经蒋文经等人绘声绘色一番演绎，听得与会者如醉如痴，甚至还有几分遗憾：为什么自己公社就没有出个郑元赞，出个钟佩英呢？要是有的话，那该多好啊！
 会议结束以后，18日，19日，蒋文经等人受大平岭公社和洪塘营公社邀请，专程到这两个公社“传经送宝”。
 洪塘营公社位于道县东南部九嶷山系的层峦叠嶂之中，现在叫洪塘营瑶族乡，是一个以瑶族为主体，瑶、汉人民混居的地区，不过这里的瑶民基本上已经汉化，如果他们自己不说是瑶民，你一点都看不出来。该公社在道县37个公社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山高谷深，岩基裸露，土层瘠薄，素有“洪塘无水，峻岭有峰”之说，人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首民谣流传至今：“有女莫嫁瑶山窝，终年挨冻又挨饿；住的木板茅草屋，吃的红薯玉米它。”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公社打光棍的男人特别多。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公社杀人夺妻的案件发生得最多，其中恐怕也有一点因果关系。
 公社驻地洪塘营圩是道县地势最高的圩场，海拔800米以上，1986年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时，眼前的圩场仅有横街一条，街道房屋都很破旧，甚至还有一点点衰败。山风掠过四周裸露的岩山，使人不由自主生出一种凄凉之感。
 接到蒋文经等人送来的“革命真经”，（1967年）8月20日，洪塘营公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公社武装部长赖兴好召开了全社各大队支部书记、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四巨头”会议。赖在会上大肆渲染蒋文经等人的谣言，介绍杨家公社郑家大队的杀人经验（原文是“镇压四类分子暴动的经验”），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对于“调皮捣蛋”的地富分子，只要贫下中农同意杀就可以杀，并点名指示红花大队杀人，“带动全公社的对敌斗争”。
 会后，红花大队率先杀3人，各大队陆续跟进，五天之内，共杀43人。
 8月26日，洪塘营公社“三结合革命亮相干部”、公社副书记盘家瑞再次亮相，根据区里召开各社成立民兵自卫队、抓好阶级斗争的会议精神，再次召开全社各大队“四巨头”会议。盘副书记在会上讲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阶级斗争、生产等问题，在讲杀人问题时，他点名批评了一些“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大队，重点表扬了“行动快，杀人多”的红花大队（该大队8月25日杀了15人），号召各大队，外学郑家，内学红花。黄家塘大队支部书记祝玉亮开会迟到了，但还是受到了表扬，因为祝支书当天清早，组织大队民兵突击杀了5个坏东西，才到公社开会报喜的。
 该批评的批评了，该表扬的表扬了，盘副书记作了重要指示：“最坏的四类分子，经贫下中农讨论，还可以杀一两个。”
 会后，各大队积极行动，掀起了全社的杀人高峰；当天便杀47人。有些在会上受到批评的大队很不服气，积极行动，迎头赶上。如佳竹洞大队，原来没有杀人，支书王建喜、民兵营长蒋汉德等人在公社受到批评以后，回到大队马上就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贯彻公社8·26“四巨头”会议精神，要各生产队就在会上摸底报名单，名单拿出来以后执行不过夜，立即派民兵分头抓人，当晚便将12个“阶级敌人”镇压了。第二天清早即打电话向公社报喜。
 接着，27日，全公社又杀86人。
 赖兴好、盘家端等人坐镇公社，守在电话机旁指挥全局。
 东江源大队因路远没有参加8月26日公社召开的会议，28日，盘家端带领两名公社干部赶到东江源，当晚，主持召开大队干部会，盘在会上说：“你们大队四类分子这样多，阶级斗争这样复杂，不干掉一批，关在屋里难道还要劳力管？”经讨论决定杀李祖文等9名四类分子。会上，有人提议从附近的麻疯院请麻疯病人来杀，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一致同意了。
 第二天情况有些变化，上头来电话说不准再随便乱杀人了，公社通知各大队主要干部于30日到公社开紧急会议。东江源大队民兵营长廖明旺打电话到公社落实开会的具体时间。盘家端接到电话说：“你们大队的任务完成了没有？没有完成就在家里抓紧时间把任务完成了，开会的事就莫来算了。”
 东江源大队接到指示后，就没有派人参加紧急会议，而是于8月30日、31日两天，请麻疯病人来突击杀了22人，除原来开会决定要杀的9人外，又追加了13人。
 该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3人。
 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风”中共杀189人（其中自杀5人），仅8月26、27两天就杀了133人，占杀人总数的70%。
 该公社杀人最多的是红花大队，共杀42人，占全社杀人总数的22.5%。该公社一个名叫李博清的杀人凶手，杀人上了瘾，多次主动充当杀人凶手，亲手杀害26人。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整个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亲手杀人最多的应当是他。寿雁区唐家公社那个杀人冠军雷康古有水分，货真价实的冠军应当归李博清。李博清当时已经45岁，在当时的道县应当算是个半老头子，那个时候人的寿命相对要短一些，50岁就喊老倌子，60岁不为夭折，70岁就称古稀了，笔者查了一下，道县一些出名的杀人凶手，年纪一般都在20岁左右，大的不过30出头，40岁以上的杀人凶手，除报复杀人、谋财害命、杀人夺妻这几种情况外，还真的少见。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李博清对杀人表现得如此积极呢？处遗工作开始以后，李博清因多次主动充当杀人凶手，且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被逮捕法办。专案组的同志要他交代杀人动机，他的回答竟然是：“为了多赚两个工分。”乍一听，觉得荒诞无稽，难以置信，仔细一想，却又在情理之中。假如杀人成了一种革命行动，不但不要负责任，而且还有钱发、有粮食分、有工分记，这样的便宜人，愿意去杀的恐怕不在少数。笔者有幸亲历过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在学校里，每当有机会触及牛鬼蛇神肉体的时候，广大革命师生无不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开始的时候，这种痛殴“阶级敌人”的行为多少还有一层严肃的面纱，被看成是一种阶级义愤和革命行动，到后来几乎成了单调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味剂，有些调皮捣蛋的同学把它戏称为打便宜人。便宜人可打，亦可杀，关键在于便宜到什么程度，可打不打不革命，可杀不杀三分罪。
 李博清杀人的故事流传很广，有的传得很邪乎，难免有添油加醋的成份，我们想用一份官方调查资料述叙之，材料内容李博清本人供认不讳。
 
 李博清在“文革”中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案
 一、基本情况
 李博清，男，63岁（1985年），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高小文化，瑶族，原系道县洪塘营公社牛栏洞大队人。1967年在洪塘营公社加工厂缝衣（裁缝）。现住江华县湘江乡田冲村。
 二、主要犯罪事实
 1967年8月26日晚上，李博清与本厂职工欧××到洪塘营（红花）大队仓库边参加该大队召开的贫下中农大会。到会场时，听到部分干群就本大队地富分子及其子女是否杀光的问题争论不休，争执中部分人离开了会场。李博清见况即说：“不要走！留着四类分子干什么？不杀四类分子，我们贫下中农就站不住。我们来支持你们，你们还讲不杀。你们不去杀，我去杀！……”该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明凤见有人支持，使同意将本大队地富杀光。彭美清将关在仓库内的六名地分子用铁丝捆好；又带领民兵将所有地富子女抓起来，统一押到锡古坪矿井边。陈明凤提出用鸟枪打。李博清说：“怕惊动躲在山中的地富，推活的下矿井好些……”接着，李博清就将地富分子及子女成纯任、李泽元等24人推下矿井杀害。
 1967年8月27日中午，洪塘营公社黄家塘大队祝玉甫、祝玉成等8人，押着地富子弟祝玉枝、祝吉学、祝玉记准备到锡古坪去杀，途中遇见李博清，当向其问起锡古坪矿井在何处时，李博清便带领他们到锡古坪矿井边，李亲自将祝玉枝、祝玉记推下矿井放水淹死。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1985年2月28日
 
 李博清参加红花大队的杀人行动，无疑可以获得一些报酬，但杀祝玉枝、祝玉记能去黄家塘大队领手续费吗？看来李博清说他杀人就是为了多赚几个工分的说词并不那么靠得住。
 这里面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东西太多了！
 采访中，笔者曾向当地有关干部请教过这样一问题：洪塘营公社大多数大队杀人都不是很多，少的一、二人，多的不过二十余人，为什么红花大队表现的如此突出呢？
 一位负责处遗的同志这样回答：
 “红花大队离公社很近，大约只有里吧路的样子，狗叫的声音都听得到。这种地理位置，使得该大队干部与公社领导联系非常密切。‘乱杀风’中，公社盘家端、赖兴好等人把这里树成一个阶级斗争的点来抓。他们多次到大队现场办公，督促杀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红花大队一直都是公社的先进大队，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杀人也是一样，只能比别的大队杀得多，不能杀得少。当时煽动杀人，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叫杀人，而是说镇压阶级敌人的暴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保卫红色政权等等，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所以红花大队的干部积极带头行动。当时的大队支书陈明凤就亲自充当杀人凶手，带头杀人。大队贫协主席，叫个杨隆宽的，当时25岁，猛得很，每次杀人，都背着一杆鸟铳，冲在最前头，并且亲自杀人示范。大队民兵营长邹景桂当时在公社民兵自卫队当队长，带着自卫队的民兵到处支援杀人。这个人品质坏得很，不但杀人而且还乘机强奸、轮奸被害者妻女。几个为主的干部带了头，其他干部还能不动手？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带了头，群众还能不动手？第三个原因就是，红花大队杀人的面放得比较宽。当时这个‘乱杀风’，说是乱杀，实际上还有界线的。界线一突破，人数就要成倍的向上翻。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如果定了只杀分子不杀子女，无论哪个大队最多也就只杀得十几个；如果说子女也杀，人数马上就翻上去了；如果说只杀男的，妇女、小孩不杀，怎么杀也杀不到四十多个人，如果要斩草除根的话，无论哪个大队杀四十个人都是少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为了杀人夺妻，不留后患，把女方的家人也就杀得比较彻底。另外一方面，红花大队不但杀地富，而且还杀了一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说白了就是，在外面搞副业不给队上交钱的，在生产队出工偷懒耍奸的，或者不服干部的领导，跟干部斗着干的，这些事情现在看来都是小问题，在当时，一上纲上线，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对抗党的领导，这都是砍脑壳的事啊！这三类人加起来，红花大队只杀了42个人，要讲还算是政策水平掌握得好，要是尽得量杀，起码还要翻一番。当时红花大队杀人已经出现不断扩大的状态，第一批，8月21日，3人；第二批，8月25日，15人；第三批，8月26日，24人。幸亏上头刹车刹得快，红花大队8月21号开始杀人，到8月26号打止，只杀了5天。据说还准备再杀一批，8月29号，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打来电话不准再‘乱杀人’，当天晚上，赖兴好在公社主持在家的脱产干部开会，传达47军制止杀人的电话会议精神，并分头通知各个大队。红花大队隔公社近，接到电话后马上就封刀了，以后再没杀人。但盘家端的点东江源大队不知道为什么给漏掉了，没有通知到，结果这个大队在8月30号上午，又杀了9个人，第二天又杀十几个，这下子变成23人，成了公社的第二名。”
 然而，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情况，最让我们吃惊的，或者说最具特色的不是“杀人最多”的红花大队，也不是“抓紧时间再杀一批”的东江源大队，而是处于中游水平的黄家塘大队。这个大队杀人居然不是公社干部指示的，而是一个名叫邓永裕的公社电话员指示的。当时在洪塘营乡处遗工作办听到这个情况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感到非常意外。由于洪塘营距县城比较远，交通不太方便，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来得比较晚，此前已经在县城附近的几个区社采访过，红花大队那种情况，东江源大队那种情况，见得非常多，公社领导开会指示，大队干部开会贯彻，贫协和民兵组织具体执行，可以说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种基本模式，黄家塘大队的这种情况还真的少见。在我们采访中是第一次听到，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公社电话员，充其量就是个县邮电系统的合同工，跟民办教师的性质差不多，他凭什么“指示”杀人呢？下面的大队又凭什么听他的呢？
 我们问处遗办的同志：“是不是哪个公社领导指使邓永裕传达的指示呢？”
 该同志回答道：“不是的，纯粹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你们这个想法我们一开始也有，经过反复调查，确定没有任何一个公社干部指使过他，纯粹是他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没事干，吃饱了撑的，看到别的大队都杀了，黄家塘大队一直没有行动，就打过一个电话去指示杀人。”
 于是我们决定把原来的采访计划调整一下，立即去黄家塘村。
 黄家塘大队（村）位于洪塘营公社最北面，与蚣坝公社毗邻，东边是猫儿山，西边是枫木山，它就在两山夹峙的马鞍形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似乎是整个公社距县城最近的地方，实际上交通并不便利。当时整个道县东南部只有一条简易公路，叫道坦公路，从道江镇到湘源锡矿的坦水坪，全长60多公里，主要是为运送湘源锡矿的矿石而修筑的，当然沿线村镇也跟着得到交通之利。公路起于县城东郊的上关村，向东南通过蚣坝圩，越过泡水到后江桥，从后江桥转向东行，再次越过泡水到四马桥圩，从四马桥圩转向南，沿泡水中上游的山谷到坦水坪。沙石路面，路况不是很好，车行起来，黄尘滚滚，颠簸得十分厉害。公路距洪塘营圩最近的地方叫东江脚，从这里分叉出一条更加简易的公路，通到洪塘营圩。从洪塘营圩到黄家塘有大约15里山路要走，不算险峻，却也蜿蜒曲折。我们就是走这条路线到黄家塘村去的。实际上要直接去黄家塘村，还有一条路可走，路近一些，也相对平坦一些，就是不经过洪塘营圩，在四马桥圩下车，渡过泡水，步行20余里便可到达。我们离开黄家塘村回道江镇走的就这条路。但去的是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条路，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黄家塘村。
 大约半下午时分，到了黄家塘村（大队）。由于来得仓促，事先准备工作不充分，采访很不顺利。接待我们的大队干部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明显不太欢迎，嘟嘟囔囔地说：“双抢大忙的，好多要紧的工作都搞不赢，搞这些空事干哄门（什么）？”好在我们早有思想准备。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有大量党员、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被卷入其中，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对于这一次的处遗工作是不理解、排斥、甚至对抗的，特别是那些手上或多或少沾有鲜血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本能地把我们看成是找麻烦的人，所以每次下去采访，一定要事先做好铺垫工作，工作做得不到家，都要碰钉子。
 对黄家塘村的采访当然也不例外，临时起意，仓促而来，要是一帆风顺，那倒奇怪了。不过，不顺利并不等于一无所获。七七八八的事情就不讲了，直接讲采访结果。
 事情还得从8·20公社杀人动员会说起，那天，黄家塘大队支书祝玉亮等人在公社开过会，回到大队，几个人研究了一下，感到本大队的几个地富分子还没有“调皮捣蛋”到非杀不可，决定集中管制起来，以观后效。所以一直到8月25日，大部分大队都行动了，该大队忙着“促生产”，忘了“抓革命”。这个情况被公社电话员邓家裕发觉了。他虽然不是公社领导，但坐在总机旁边插接电话，公社和各个大队来来往往的电话，都可以监听得到，（那个时候，电话员又叫机线员，就是类似机要员的意思，要政治十分可靠的人才能担任）所以对全公社杀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据邓家裕说：“我因为发觉黄家塘一直没有行动，又晓得公社要开评比会，害怕他们受批评，出于一片好心，打过一个电话提醒他们，没曾想到他们把杀人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说是我指示的。我一个公社电话员，连个半脱产的干部都算不上，凭什么指示杀人？”
 邓家裕问得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黄家塘大队干部群众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同之处。当时接听电话的（原）大队会计祝重成说：“（1967年）8月25号中午，我在大队部值班，公社‘杀人办’主任邓家裕打过电话来，问我们大队为什么还没有行动，批评我们拖了全公社的后腿，要求我们马上行动。我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向支书祝玉亮、大队长祝玉省他们做了汇报。大队上专门开了一个会，拿出了一个名单，决定杀5个地富分子，赶在祝支书去公社开会前杀了。还打电话向邓主任作了汇报。第二天早晨，邓又打过电话来，是支书祝玉亮接的，说我们大队跑出去的两个地富（实际上是地富子弟）在十区（蚣坝区）被抓住了，要我们派人去接。祝支书问，接回来怎么处理？邓主任说，在路上干掉算了。所以这两个人也杀掉了。后来，8月27号在公社开过会以后，因为大队上还关着几个地富没有处理，我们又把电话打到公社，请示邓主任杀不杀，邓主任指示说，统统给我杀了。就这样又杀了3个。”
 附带说一句，邓家裕对“杀人办主任”这个头衔，坚决予以否认，他说：“什么牌子不好叫，叫个杀人办公室主任，我再蠢也没有蠢到这个程度。”
 好在这个问题无关宏旨，杀人办主任也好，其他什么办主任也好，还有什么司令啦，政委啦，院长①啦，叫什么都可以，关键是黄家塘大队贫下中农就是这么直观理解的。如此看来，黄家塘大队杀人情况与其他大队并无本质区别，说它有特殊性，仅仅特殊在别的大队指示杀人的是“正牌货”，而指示该大队杀人的是个“冒牌货”而已。
 不过，有一个情况祝重成没有说，那就是当天（8月27日）晚上，他打电话向邓家裕请示：“有些人虽然不是地富，但是不好好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在外面打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副业），这号人杀不杀得？”邓家裕答复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都可以杀！”
 祝重成拿到指示以后，第二天就带人把本大队在外地搞副业的中农社员祝重道抓了回来，骗他交出钱财之后，将其杀害，并顺便夺了他的老婆配给自己的老弟为妻。
 此案在本次处遗工作中被定性为杀人夺妻。
 大平岭公社的杀人情况与洪塘营大同小异，相比而言杀人稍少一点。具体杀人情况，后文中有几个典型案例可作参考。
 
 第十一章 在周敦颐的故乡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道县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在区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八个区：上关区、桥头区、清塘区、祥霖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当时全县总区数的72%，在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8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午田公社......占当时全县公社总数的48.6%。有485个大队杀了人，占当时全县大队总数的93.4%,其中杀30人以上的大队有27个，杀40人以上的大队有7个，杀50人以上的大队有4个。
 清塘区的主体部分在1967年叫月岩区，即“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郑有志当武装部长的那个区①，是全县最先召开区级杀人动员大会的地方。该区文革时下辖清塘、久佳、午田三个公社，现辖清塘、久佳、午田、营江、万家庄5个公社。5个公社共杀269人，其中枪打189人，刀杀46人，沉河47人，炸死17人，活埋3人，棍棒打死8人，火烧死5人，其他方法致死37人，灭门5户。
 清塘区位于道县西部，距县城十几公里。西部紧靠都庞岭，中部有清塘万亩大洞和营江大洞。著名的濂溪河发源境内，蜿蜒流经清塘、久佳、营江三个公社，在道江镇注入潇水。濂溪河畔的久佳乡楼田村是北宋大儒、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故乡。世人可不知周敦颐，而不可不知《爱莲说》。这朵千年的莲花，陶冶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史上，周敦颐的地位如禅家的慧能，如西方的马丁·路德。孔子以一篇两万五千余字的《论语》奠定儒家的思想基础，老子以一篇五千余字的《道德经》成为道家鼻祖，周敦颐仅以一篇两百余字的《太极图说》和一篇不满三千字的《通书》成为理学开山。朱熹有诗赞曰：“闻道移根玉井房，开花十丈是寻常；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先生引兴长。”
 我们对清塘区的采访特地选择从楼田村开始。
 沿濂溪溯流西上去楼田，河水越来越清彻，景色越来越迷人，悠长的路程也因之大大缩短了距离，不知不觉就到了楼田村。这一带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川灵秀，酷似桂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无与伦比的人间奇景。这是一块历史气息浓郁的莲花宝地。旧时“道州八景”有两景在此：“龙山烟树”、“豸岭云屏”。村后道山，层峦叠翠，犹如一座硕大无朋的笔架。村右龙山，烟树苍苍，状若游龙，绵亘数里。村左豸岭，雾气蒸腾，形如怪兽，气吞河山。村前一马平川，濂溪河宛如一条银色玉带，缓缓流过。当地人说，这是出宰相的风水。村后长满茂林修竹的道山山腰上有一个大溶洞，口小而腹大，可容千人，名曰“黑岩”。山脚下，村南端，有泉四时不涸，是为圣脉泉。泉边石壁上，依稀可辩传为周敦颐的题刻：寻源。泉水从石窦中汩汩流出，形成一条小溪，流过村前，注入濂溪河。小溪水浅而石圆，溪上有小桥，名曰大悟桥。相传当年濂溪先生常垂钓于此，天人感应，大彻大悟。当地村民告诉我们，前方不远，原有一片荷塘，面积有十亩之大，每逢夏季，荷花盛开，清香远溢，美不胜收。不过现在已成了稻田和鱼塘。
 自此往西南十余里，是逶迤磅礡的都庞岭山脉，号称“湖南第二峰”的韭菜岭直插云天，终年烟笼雾锁。相传汉光武帝刘秀曾流落此地，行乞时跌落筷子在山上，化为方竹。如今岭上依然比比皆是。
 西行八里，是道州八景之最“月岩步影”。传为周敦颐读书、静养、悟道之处。月岩是都庞岭下的一个大溶洞，一洞三孔，东西两个洞门，高数十丈，宛如城阙。洞壁峭石环生，晶莹璀璨。中间一个通天孔于洞顶之上，天光直透，东望如上弦月，西望如下弦月，中望如皓月当空。从西洞往东洞走，抬头看头顶的洞口，会看到一弯“新月”如钩，再行，象镰刀，再行象小船，逐步由缺而圆；行至洞中，便是“皓月”当空；继续东行，回头望“月”，则又由圆而缺，最后变成一钩“下弦月”。穿越约一公里长的岩洞，十几分钟时间，便可领略自然界30天的月相变化。令人惊叹者三。洞内至今尚存宋代以来名人文士摩崖碑刻四十余块。清代道士卢国纶曾以《月岩》为题，赋古风一阙：“岩以月名真奇绝，天光透入岩之缺。当头仰见月一轮，上下两弦随转折。月本在天不在岩，以天为月岩迥别。千壑奔赴响流泉，重门高爽积晴雪。飞鸟天边几回翔，洞里行人争皎洁。谷口时有好风来，山腰无数岚烟结。人言周子太极图，曾于此中悟真诀。假令斯岩不效灵，当年岂遂无图说。先生理学贯三才，区区岂假一丘垤。风景殊尤信有之，等闲应唯游人舌。若将商洛强安排，先生闻之恐不屑。”清咸丰年间，广西私塾先生、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起义反清，兵经道县，曾游月岩，并题诗一首云：
 
 十万雄兵过道州，征诛得意月岩游。
 云横石阵排车马，气壮山河贯斗牛。
 烽火连天燃落霞，日月纵晖照金瓯。
 天生好景观不尽，余兴他年再来游。
 
 文气尚平，帝王之气蹶突其间。
 我站在大悟桥上，凝视楼田村这个梦一般既遥远又真实的古老村庄，吟咏着周濂溪《太极图说》的千古名句：“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心中感触良多。脚下的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背后的青山如屏风环伺，突然感到仿佛多年前我就来过这里，也是这样站着，也是这样想着，也是这样一阵阵心酸痛着，也是这样无语的溪流，也是这样黛黑的青山。
 此时的楼田村尚未从文革浩劫中完全复苏，“破四旧”的遗迹俯拾皆是，但依然美得惊人。千年古村，人文厚积，青砖黛瓦的庭院，劫后余生的牌坊，曲径通幽的青石板路，石阶、石槛、窗棂、屋檐......处处透出宋、元、明、清四代建筑风格。然而历史也给人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这位理学鼻祖的家乡，他的石刻绣像早已被他的子孙打成三块，而他提出的宇宙构成论以及他所开创的“心性义理”学说，几乎无人知晓。
 来到这里，不为观赏胜景，不为仰慕先贤，而为调查怎么杀人，确实是一种耐人寻味的事情。
 在楼田村我们采访了周敦颐的二十五代孙周民基。
 这位68岁（1986年）的老农民是楼田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1944年日寇制造的震惊全国的“楼田惨案”的幸存者，又是1967年道县大屠杀的杀人凶手。他向我们谈了自己的经历：
 “我是一个死过一回的人。1944年古历8月，我26岁时，日本鬼子打到了道县，四处下乡抓人，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随乡亲们躲到后山的黑岩里。初三这一天，一大早，两个日本鬼子押着三个中国挑夫到我们村，看到家家户户都没有人，就返到后山上来寻找。这时，刚好有两个小孩去山脚井里，去提水，被日本鬼子发现了，追着他们，找到了黑岩洞口。这时，我正好爬到洞里来，给老婆乃崽送早饭，刚要出去，就听见洞口日本鬼子叽哩咕噜乱叫，也晓不得叫什么。我们谁也不敢吭声。鬼子兵叫了一阵，见洞里没动静，就惨无人道地逼着三个中国挑夫，搬来一大堆柴火，点燃往洞里烧，一边烧一边架起风车往洞里煽风。当时，黑岩里躲着周围四、五个村子一千多口人，一时间浓烟滚滚直往洞里灌，呛得人眼泪鼻涕直流，不断咳嗽。熏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几个年轻的，火气旺，嚷着要往外冲，冲出去和日本鬼子拼了。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这么多人还怕搞不过他们？可是，族长周正悟带着一些人，拿把大刀在前面堵着，他怕打死了日本人，事情闹大了，收不得场，就命令大家把衣服、被褥拿出来堵洞口。结果，等于火上加油，堵洞的衣服、被褥被日本鬼子从洞口丢进来的柴火点燃了，火越烧越大，烟雾越来越浓，岩洞内渐渐没有了空气（应当是氧气），不断有人昏倒，站在洞口的人被烧得皮开肉绽，人油滋滋地流......那两个日本野兽守在洞口熏了一天一夜，洞口的岩头都被他们烧成了石灰。等到他们离开时，已经有四百多口人被烧死和熏死在岩洞里。我们村就死了87个。我的一个小儿子也呛死了。全村死绝了17户。那个惨象，真让人不忍心看。三天过后，洞里还点灯不燃......
 “我大难不死。解放后，我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积极工作。后来入了党，当了大队支书。我当支书期间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不少蠢事、恶事......但从没做过昧良心的事，只有文革那件事做得亏心!那时候，我鬼迷心窍，不辩真假，听信了别人的谣言，以为当真地主富农组织‘黑杀团’来杀我们党员、干部了。那次到公社开会，公社干部讲，人家把刀都架在你们脖子上了，你们还睡着不醒？要我们回去把调皮捣蛋的杀他两个。还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回来以后，我就与民兵营长周祖明、周仕祥几个商量，趁着别处都在杀人的机会，先下手为强，把我们村的几个地富都搞掉算了。结果一家伙杀了9个......其实杀起来蛮容易的，比杀只鸡都好杀些，捆起来牵到村外的河边，杀了，丢到河里。原来准备杀到后面山上，有人说怕坏了村里的风水，就改到现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反抗，都老实得很。只有富农周民正说，我们在旧社会吃过剥削饭，罪该万死！可是乃崽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能不能留下来？可是，你是晓得的，已经开过会讨论了的，怎么留得呢？只好一起都杀光了。这些年来，我的心里一直不安然，一想起这件事心口就痛，良心上过不去。其实，那9个人都是我们周氏门宗人哩，也是周敦颐的二十五代和二十六代孙。为了这件事，现在我受了处分。我不怪别人，只怪自己。我感谢党和政府给我的宽大。”
 望着这位一手老茧如鞋底、满脸皱纹如刀刻的老农民，站在这片诞生过一代大儒的土地上，我们不知说什么是好！语言有时是苍白无力的，不如不说了罢。　
 唯一使人感到幸庆的是，郑有志、周仁表等人的杀人动员大会没有选在这里召开，总算给濂溪先生留了一点面子。①
 
 
 第十二章 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俱乐部里，挤满了从全区赶来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前一天（16日）上午，清塘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表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的“敌情”，经过自己的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郑有志邀功：“郑部长，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风为首的‘农民党’，已发展到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动组织是配合美蒋特务反攻大陆搞暴动的，有行动纲领，有计划，他们的口号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表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嘴就来，汇报完后他又向郑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
 　郑有志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谦虚地征求周仁表的意见说：“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一个党员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我马上赶回去做准备工作。”
 　8月17日一大早，郑有志身着军装，屁股后面挎着把盒子炮，坐着拖拉机，“吐吐吐吐”赶回清塘，主持大会。①
 　周仁表办事得力，仅仅半天功夫就把会议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那些脚上沾满泥巴的基层干部，有的是从十几里地外赶来的，快开会了，还有人陆陆续续进场。会场门口布了岗哨，郑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大几百人挤在里面十分拥挤。道县农民一般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几口辛辣的土烟叶子。这些年来，区、社两级干部，改抽“喇叭筒”和最廉价的齐嘴巴纸烟，但生产队干部大都还停留在长烟筒阶段。空气中迷漫着呛人的烟草味和汗臭气，天气又热，叫人心里好烦燥。农村干部开会纪律性差，一般都是上头开大会，底下开小会，整个会场闹轰轰的。会议一直拖到十点钟才正式开始，周仁表指挥与会干部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拿在手上，面对毛主席像站好。这是当时无论大小会议必走的程序，大家熟门熟路，不用多招呼，马上站直了，右手握住红宝书贴在胸前，毕恭毕敬地做好了敬祝的预备姿式。整个会场突然奇迹般的安静下来。周仁表开始领颂：“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全体与会干部一齐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周仁表接着又领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众人又一齐挥动红宝书高呼：“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敬祝完毕，周仁表请郑部长作动员报告。这些天来，郑有志的心情一直比较压抑，接任前线总指挥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联”抢了枪，一天天在壮大，咄咄逼人，8.13攻打二中，又吃了大亏，更叫他气愤填膺，今天，总算找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渲泄口，他显得十分亢奋，作报告时，时而站起，时而坐下，说到激动处，拳头擂得桌子嘭嘭响。
 　现将《郑有志8·17讲话摘要》全文照录于下：（这份历史资料能够保存十九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目前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全国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在大好形势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复杂。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日又开枪打死了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反修。我们广大革命干部要提高警惕，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我们六区，是防空重点又是防暴乱的重点，8·8抢枪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文化大革命乱的时机进行破坏和捣乱，蠢蠢欲动！我们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他们还提出要地富当骨干。我们区如此，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有一天晚上，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四类分子每人一张小板凳，治保主任要他们站着听，他们偏要坐着听。听着听着，只见郑元赞的小老婆拿一把大蒲扇搧了两下，四类分子就一齐动手，拿凳子打我们干部，幸亏支书及时叫来民兵，把四类分子拖出去杀了六、七个，才平息了这场暴乱。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你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们！如果让他们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
 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有三条：第一、从今天晚上开始，各大队都要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交代党的政策，不老实的要严惩。第二、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三、要赶快把干部、民兵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把四类分子牢牢看管起来，白天老老实实参加队里集体生产，晚上关门在家安份守纪。子女也不准到处乱跑，特别是防止他们跑到二中去。
 
 会议要结束时，郑有志按照惯例征求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周仁表的意见：“仁表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周仁表一鸣惊人：“我来补充几句，现在公检法瘫痪了，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们是脱产干部，还是戴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干掉。”接着又讲了“人民党”（假案）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的事，他冷冷一笑道：“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老五（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全场顿时乱成一片，与会者议论纷纷。许多话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兴奋激动，有人紧张惶惑。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惟命是从。
 散会后，周仁表便指使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柏柱，带领久佳的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久佳公社达一村①大队唐玉家。当时，唐玉已经在8月14日的批斗会上，被打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附带讲个小细节，14号批斗唐玉时，蒋公安员交代了要“打打他的态度”，可是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灯火通明的，有点打不下手，再说让唐玉看清了人，若是有一天这家伙咸鱼翻生又抖起来，难保不报复，即使唐玉本人不敢乱说乱动，也怕他的后人玩阴的，队上的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吹灯为号，灯一灭就动手。黑灯瞎火中，不知何人一锄头敲断了唐玉的一条腿。被打得半死半活的唐玉由他的儿子和侄儿找来一张门板抬回了家。蒋柏柱把唐玉从床上一把拖起，拖到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顿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到屋门口坪子边的水塘里。
 唐玉者，何许人也？为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系小学教师，为人生性梗介，好管闲事。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公安员在该大队蹲点，“蹲到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受害人写了一张状子把蒋柏柱告了。害得蒋受了老大一顿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这在当时确实是滔天大罪，但“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笔者经多方调查，获知唐玉“企图篡党夺权”的最大证据是，有人揭发他在“发泄对党的仇恨”时说过：“如果让我当区长的话，肯定不会比他们搞得差。”但即便如此，也罪恶不至死。
 我们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唐玉呐，好人呀！”既然好人呀，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打死他呢？“打死他的时候，我没下狠手。”一位参加杀害唐玉的凶手对我们说。但是下狠手唐玉可能还痛快些。笔者采访的杀人个案中，很多被害者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求你让我死得痛快一些”。
 8·17会议结束后，久佳、清塘两公社有五个大队迅速行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在整个杀人事件中，久佳公社杀36人（其中自杀4人），清塘公社杀75人（其中自杀9人）。
 清塘公社月岩大队贫农社员曾保保在“社教”中提过大队贫协主席陈智才等人的意见，文革“杀人风”中，陈智才等人趁机报复，将曾保保杀害。当时曾保保已经怀孕6个多月，拖着大肚子被拖上杀场。被杀前曾保保苦苦哀求：“我错了，我改正。求你们不要杀我，我肚子已经有了毛毛，硬是要杀我，让我生下毛毛再杀也不迟。”陈智才说：“你想用缓兵之计，我们不得上你这个当！”一马刀剖开曾保保的肚子，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午田公社的情况，下章专门另述。
 笔者认为，在道县杀人事件中无处不见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就诞生在清塘区。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周仁表等人。8月17日以前，整个道县，一共只杀了11人，其中13日杀1人（朱勉），14日没杀人，15日杀7人（钟佩英母子等），16日杀3人，主要都集中在四马桥区杨家公社一带。在对这几起杀人事件的查处中，没有发现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内容。而8月17日清塘会议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便如雨后春笋般以各种形式出现，有公社级的，有大队级的，甚至有些生产队都有“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据我们调查，除个别地方外，道县的这些“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其实并没有一个作古正经的组织机构，大多是大队支部组织实施杀人时，为彰示杀人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利用贫协组织宣布被害人“死刑”的一个名义，而这些形形色色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监斩”等等，则大多由贫协主席或文革主任之类人物临时兼任。但是，周仁表等人，对这个创造发明的专利权始终不肯认领。他们中有人辩解：“道县出现杀人事件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受广西那边的影响，是从广西全州那边传过来的。”事实果真这样吗？我们为此查阅了大量文革资料①。不错，与道县相邻的广西全州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发生了大屠杀，也确实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 “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后两个“委员会”道县没有）。但那是1967年10月以后的事，从时间顺序上看，应当是广西受道县影响，而不是相反才合逻辑①。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周仁表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多次指示、督促下面社队杀人，点名批准清塘公社廖家、蒋家、狮子头、大神山、团结等大队杀了17人，并在蒋家大队亲自开枪杀人，给民兵作示范。仁表同志可能记心不好，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他带着两名飒爽英姿的女民兵下来督促杀人的光辉事绩，清塘乡的农民兄弟至今还津津乐道。在整个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杀人事件责任人中的脱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亲自动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有一个“三个一”的说法，即：地管干部有一个（原冷水滩造纸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欧才清），政法干部有一个（周仁表），公社书记有一个（原四马桥区杨家公社党委副书记邓耀春）。
 
 第十三章 一个公社书记的故事
 为什么要把午田公社单独提出来呢？因为涉及到一个重量级人物——道县县委副书记、原午田公社书记熊礼衡先生。
 熊礼衡1967年道县发生大屠杀时任午田公社书记，作为公社一级的当权派，他在文革初期，受到了一点小小不然的冲击，但丝毫不影响他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在午田公社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笔者在午田采访时，一位基层干部是这样评价“我们熊书记”的：“这个人不简单，有能力，有水平，有魄力。”那么熊礼衡在杀人事件中是怎样发挥他的能力、水平和魄力的呢？采访中我们明显感到，他早已运用他的权力和威望做了很多工作，使得他的身影在杀人事件中变得迷迷离离，难以捉摸。
 午田公社在“杀人风”中共杀42人（自杀3人）。杀人期间，一共开了4次会议，第一、二、三次会议动员部署杀人，第四次会议刹车、制止杀人。动员部署有熊书记的身影，制止杀人也有他的身影。杀人主要集中在两批，第一批8月23日左右，在清塘区三级干部会影响下，共杀12人；第二批8月26日左右，在公社8·24“抓促”会议部署下，共杀28人。现已查明，叫得最凶的是午田公社武装部长何孟祥，杀得最多的是午田大队，共杀11人，也是何孟祥亲自指使的。第二名是蒋家洞大队，共杀8人。在这个大队的杀人事件中，笔者终于看见了熊书记的身影。该大队在公社开过“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会后，下午回队立即召开干部会议，支书朱日生传达公社领导的指示：“你们要向幸福洞学习，杀地富要出布告，把他们的罪状贴出来。”于是研究杀人名单，初步定下了一个杀10人的大盘子。晚饭后，又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与会者30多人，经讨论有人又提出两个对象，最后决定杀12个。
 8月26日傍晚大队民兵分头行动，将要杀对象控制起来，关到大队部的库房里。其中有一个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民兵抓他去大队时，他死赖着不走，只好当场干掉。当晚，大队民兵营长朱报生在大队部打电话到公社找熊书记请示，由于蒋家岭、麻元里、石坝头等三个大队共一条线，线况不是很好，开始没有打通。大队长朱用生在办公室值班，听得风吹电话线呜呜作响，说：“莫非有人破坏电线？”叫朱报生打电话到公社，看线路通不通。结果一打就通了。接电话的人正巧是熊礼衡。朱报生向熊汇报了“双抢”进度和大队其它一些工作情况，最后向熊礼衡请示杀人的问题，说我们已经开了会，决定了要杀的名单，又把拟杀对象的成分、表现等等都做了汇报，并把已杀朱景文的事也向熊书记汇报了。熊礼衡念了两条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接着指示：“你们决定要杀哪些人我不作主，其他我没有意见。但是杀人的问题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分子和子弟区别开来。”
 放下电话，朱报生、朱用生等人马上召开民兵干部会，共11人参加，传达贯彻熊书记指示，经研究决定宽大5人（都是子弟），只杀6人,其中5个分子，另有一个地主子弟叫朱牛仁，平时较为调皮捣蛋，不听招呼，决定杀了“给猴子看”。宽大的5个人，当晚教育释放。
 第二天（8月27日）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发扬民主，要大家举手表态。要杀的6个人，捆起跪在台上。朱报生主持会议，宣布6人罪状，念一个名字，问一句：“同不同意杀？同意的举手。”所有的群众都喊同意，一致举了手。
 走完这个程序后，民兵就把这6人牵到后背山上，用鸟铳打死。算上朱景文一共7人。最后被杀的是逃跑出去后被从外地抓回来的一名地主子弟。该子弟抓回来以后，公社已经传达了47军进驻部队的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大家讲不杀算了。可是朱报生、朱谷洪等人不同意，说：“如果不逃跑，可以不杀。逃跑了抓回来不杀哪还得了？土改时就是这样的，逃跑的地富，抓回来没有不杀的。”带着几个民兵半夜里偷偷杀掉了。
 午田公社新茶大队，第一次杀人高峰时没有杀人。第二次高峰时也没有杀人。不是这个大队没有四类分子可杀，毛主席早就讲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个大队一千多口人没有一个阶级敌人，岂非咄咄怪事？也不是这个大队的四类分子表现得特别好，用该大队一位干部的话说：“这表现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说你好就好，说你不好就不好。”那么什么原因使得该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一直不开杀戒呢？原来该大队几名可杀对象背景太复杂，要么家里有人在外面当干部，要么家族势力在当地很强大，说盘根错节也行，说千丝万缕也行，总而言之一句话，杀起来有麻纱，不像其他大队的土地富，杀一个是一个，杀两个是一双，杀了就杀了，连哼都不哼一声。新茶大队的干部群众不想扯那个麻纱。下面鼓潮的不是没有，上面批评的也不是没有，区里、公社里都派人下来督促过：“别的大队都杀了，你们这个地方的四类分子就那么好？”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新茶大队的几个主要领导还是咬紧牙关，“杀”字硬是不肯出口。
 9月8日，午田公社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熊礼衡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新茶大队在对敌斗争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思想保守，认识模糊，心慈手软。熊说：“新茶大队朱梅这个人顽固得很，调皮捣蛋搞破坏。他当过国民党的航空生，屋里势力又那么大，留下来不杀，对国家搞建设没什么用处，对你们大队的领导危害很大。你们现在不杀，以后又说难得领导。公社早就批下来了，其他大队都杀了，如果你们大队怕杀得，就派塘下、下汶的贫下中农去支援你们。”塘下、下汶等几个大队的干部跟着起哄，搞得新茶大队干部觉得很没有面子。熊礼衡笑眯眯地问新茶大队与会干部：“你们同不同意杀？”新茶大队的干部齐声回答：“同意！”“要不要塘下、下汶的贫下中农帮你们革命？”“不要！我们自己革命！”
 散会以后，回大队的路上，民兵营长唐桂龙对其他四巨头说：“熊书记已经开口了，回去以后就不再通知了，吃了午饭，就去学校集合。”大家说：“好。”唐桂龙吃完饭，就到朱梅家叫他去学校有事。朱梅不知道要杀他，乖乖地跟在唐桂龙后面到了大队小学。一进门就被早已在这里等候的民兵捆了起来，绑到操场的篮球架上。
 唐桂龙指着朱梅，把熊礼衡说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朱梅的死刑，立即执行。几个民兵上来，把朱梅用鸟枪打死。上午11点多钟散会，下午3点不到就把熊书记的指示落到了实处。
 最后，支部书记朱纯生带领大家喊了几句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新茶大队在文革大屠杀中仅杀朱梅一人。
 实事求是地说，熊书记在道县大屠杀中的表现绝对不是最恶劣的那一类，这一点从他主事的午田公社仅杀42人中可以看出，比其它公社的很多大队杀得都要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是一个稳健派，午田公社在杀人事件中，开始杀人比较晚①，四类分子子女杀得较少，灭门的较少，轮奸杀人、谋财害命的较少。笔者并无为熊书记辩解之意，当时比他恶的干部实在太多了，熊礼衡做得已经足够谨慎。笔者既然写了他的故事就有责任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从熊礼衡这样有能力、有水平、讲政策的公社领导干部也卷入了“杀人风”中，能够对这场大屠杀的本质有更深地认识。
 
 卷三
 
 第十四章 营江“红联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营江汇报会”
 第十六章 车头区“地富抢枪暴动”真相调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进遇到了新问题
 第十九章 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会
 第二十章 不仅杀地富还要杀“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第二十二章 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第十四章 营江“红联前指”成立
 
 当时的道县有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一个是二中，“革联”总部所在地，一个是营江，“红联”总部退守农村后的所在地，道县几乎所有的重要故事都或多或少与它们有关。
 郑有志在清塘主持杀人动员大会后，风风火火赶回营江，筹划成立营江“前线指挥部”等事宜。
 1967年8月18日，晚饭后，六区武装部长郑有志、二区武装部长钟昌友、四区武装部长廖明忠，“红联”政委贺霞，“红联”司令张明耻五人，漫步来到白地头塘边的空田里，研究成立“前线指挥部”的相关事宜。
 其时夕阳衔山，红霞漫天，清风徐来，稻菽飘香。正是“双抢”大忙季节，虽然天色向晚，正在收割的稻田里，到处可见农民们辛苦忙碌的身影。眼前景物使人不禁想起毛泽东七律《回韶山》一诗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郑有志说：“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一个小会，为的是组织民兵，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准备成立一个作战指挥机构......我们是前线，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前线临时作战指挥部，大家看要不要得。”
 贺霞说：“成立一个指挥部太好了！我们早就想到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我代表革命干部、‘红联’和广大贫下中农表示坚决地拥护和支持。”
 其余人也纷纷表态拥护支持。
 郑有志说：“既然大家都一致支持，我们就来定一下指挥部的人员，议一议由哪些同志来负责。”
 钟昌友说：“指挥长老郑担任，政委由贺霞同志担任算了。”
 贺霞说：“指挥作战我不懂军事，还是你们武装部的人担任更合适些。”
 郑有志说：“贺霞同志最近还有重要的任务，准备上北京告状，政委的工作老钟还是由你担任算了。副指挥长的担子老廖你就挑起来，要不要得？”
 廖明忠说：“明天我就要赶回区里去。区里的事情撂了一摊子，只怕走不脱。”
 钟昌友说：“怕个屌子，现在要顾全大局，阶级斗争的大形势这样严峻，还考虑区上的那点小问题。”
 郑有志：“现在还回去干什么，让‘革联’翻了天，夺了权，什么都保不住了。”
 张明耻也在一边说：“廖部长，把担子担起来把。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廖明忠这才勉强答应了。
 接着又提议贺霞任副政委，张明耻任后勤部长。
 张明耻是县物资局的干部，当即表态：“我当后勤部长，保证供应，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供应什么！”
 几个主要的领导位置安排好后，其他事项也很快就研究通过了。
 郑有志是个痛快人，办事不拖泥带水，立即以指挥长的身份宣布：“今晚召集‘红联’头头和武装部干部开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明天就开成立大会。”
 当晚8时左右，在营江良种场召开了在营江的“红联”负责人和武装部干部会议，郑有志宣布成立“前线指挥部”与组建两个武装民兵连和一个独立排的决定。并宣布“前指”为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会后一起行动听前线指挥部的”。
 第二天（8月19日）一清早，郑有志刚起床，就接到周仁表从清塘打来的电话：“郑部长，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廖家大队的贫下中农已经行动起来了，昨天晚上杀了6个坏家伙。”①
 郑有志听了连声叫好：“好，好！仁表同志，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营江‘前线作战指挥部’今天就要成立了......廖家大队的贫下中农给指挥部的成立献了一份厚礼！”
 早饭后，召开民兵大会，钟昌友主持会议，宣布“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②郑有志作“重要讲话”。据处遗工作组有关调查材料披露；郑有志等人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大肆渲染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敌情，讲了四马桥杨家公社杀人的情况，还把早上刚刚听到的廖家大队杀人的情况添油加醋地大讲一通，并把这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说成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是“检验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
 成立大会后，郑有志等人赶制了一面“红联前线指挥部”的大旗，有一丈二尺长，挂了出去。这面旗帜后来被“革联”缴获，与它一起被缴获的还有一块“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都放在道县二中门口展览过。
 “前线指挥部”成立的当天，县抓促小组组长、县人武部部长崔保树等人专程从县里赶来视察。郑有志和贺霞等人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农村杀人的情况。崔部长指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道县的问题主要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等军分区领导和47军代表来了，把枪杆子收缴上来，一切都好办了。”
 同日，县总工会副主席刘××专程到县抓促小组办公室，向熊炳恩汇报农村出现的杀人情况：“熊书记，现在下面到处栏关设卡，有的地方开始杀人，弄得人心惶惶，县委怎么不出面制止呢？”熊炳恩说：“现在机关干部都走了，武装部的枪被抢了，公检法散了，我一个人讲话谁听？”
 然而，此前，“红联”头头贺霞和张明耻曾请熊书记就道县当时的形势发表看法，熊说：“这次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谁好谁坏贫下中农最清楚。”
 
 第十五章 “8.21营江汇报会”
 
  “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驻跸营江公社良种场大院。该大院是一个面积相当可观的四方院子，对着大门是一栋两层小楼，两边两排红砖平房，中间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坪。大院和卫星般拱卫在它附近的两个村子里，集结了近千名来自各区社的民兵，组建了二个武装民兵连和一个直属民兵排。他们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腰上扎一根皮带或捆一条汗巾，背着不同层次的武器，基干民兵是步枪，普通民兵是鸟铳、马刀、梭标等，其中最神奇的，当然是穿黄军装的，他们大多是复员退伍军人，也是武装基本民兵的骨干。来的人想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绝对一致，就是来赚革命工分，这里除了有粮食补贴外，还能在生产队拿最高工分。
 郑有志等人还安排专人在大坪铺农场研制土炮和土手榴弹。土炮研制成功，可打千米左右，但准头不大，杀伤力有限。土手榴弹研制中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制造人丁某某，停止制造。
 指挥部设在楼上一间简陋的小会议室里，指挥长郑有志、政委钟昌友（梅花区武装部长）、副指挥长刘厚善（上关区武装部长）、廖明忠（桥头区武装部长）、副政委贺霞（县委农村部干事）、王先志（仙子脚区武装部长）、参谋长黄涛（县公安局干部），以及后勤部长张明耻等人，云集于此，既要对付“革联”打派战，又要指挥全县农村“抓阶级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辛苦得很。郑有志更是废寝忘食，夙夜匪懈，眼睛都熬红了，布满血丝。
 尤其此地距“革联”老巢二中不过四里之遥，时刻要提防“革联飞虎队”偷袭。8·13武斗之后，郑有志等人已经领教了这帮“亡命之徒”的狡诈凶顽，更不敢掉以轻心，一只枪睡觉都放在枕头底下。门前小桥边、公路旁上了明、暗几层岗哨。郑有志等人都是当兵出身，在这点上绝对不会麻痹大意。一到晚上，时有喝问口令的声音划破静夜，惹得附近的狗跟着叫起来，使人紧张得太阳穴打鼓一样咚咚跳个不停。一直要到狗的吠声象遥远的回音似的，愈传愈远，渐归寂静，才能把一颗悬起来的心重新放落在肚子里。
 8月21日，零陵军分区赵尔昌副司令员和鲁参谋，在县武装部崔部长和刘政委的陪同下，风尘仆仆来到营江红联前线指挥部。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赵副司令员一行舍近求远，绕道宁远，从那里步行而来（当时宁远到道县还没有公路）。为什么不走道县县城呢？自然是为了避开“革联”。读者可能大惑不解：堂堂一军分区领导会顾忌一个小小县城里的群众组织？请不要忘记这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基本瘫痪了，有的还被夺了权，但人民解放军系统还是坚如磐石，同时担负着“支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任。炮打司令，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中央文革不能炮打，人民解放军不能炮打。但问题出就出在“支左”两个字上，前面笔者已经讲过，中央文革关于湖南问题的《8·10决定》批评湖南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连带着陵零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也跟着犯了错误。就是说从前“支左”支错了人，现在要把屁股扭过来。可是屁股说扭就扭得过来吗？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①几十里山路，火辣辣的太阳晒得黑汗水流，当时见过赵副司令员一行的当地农民至今还在回忆：“啧啧！赵副司令员不简单！算起来要算是道台了，那么热的天，那么大的官，还走路，一身的汗，军装都不脱，帽徽领章整整齐齐。”
 刚一落坐，赵副司令员顾不得擦一把汗，马上把正在开全县区武装部长会议的与会者和“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的头头们（其中很多本身就区武装部长）召来汇报情况。二、三十个人把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那时节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会议室里闷热难当。赵副司令员身穿的确良军装，头戴军帽，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正襟危坐在主位上。郑有志等区武装部长在农村随便惯了，见状，连忙手忙脚乱地整理风纪。
 首先，由郑有志汇报，他愤怒地控诉了“革联”的“滔天罪行”，又谈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说：“当前道县农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发展了三千多个成员。她指挥四类分子打了大队治保主任。蚣坝公社有些四类分子聚集召开秘密会，搞反革命组织‘新民救国团’。六区（月岩区）地主蒋伟珠②有电台，她本人是发报员，经费是从冷水滩暗号叫‘609’的特务那里搞来的，准备到湖北省达子山搞兵工厂，企图搞军事暴动。杨家公社与宁远县搭界的山上，有二、三百个四类分子上山为匪，要杀我们的党员、干部、贫下中农。新车公社有六个小孩在山上放牛被这些匪徒杀掉了。”①（据处遗工作调查，全系假案。）
 郑有志还没汇报完，钟昌友抢着插话：“我们车头区理家坪公社就有四类分子搞暴动抢民兵的枪，西干桥后面的山上有上百名四类分子上山为匪......”
 赵副司令员等军人，原本对地方情况接触少，不甚熟悉，听郑有志等人的汇报，个个感到震惊，脸上现出同仇敌忾的表情。
 郑有志接着汇报说：“现在贫下中农都发动起来了，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有的地方还杀了一些阶级敌人。”
 赵副司令员问：“杀了多少？”
 郑有志说：“大概一百多个。”
 赵副司令员当即指示：“你们要统计一个准确的数字给我们。”
 周仁表接着汇报，这一次他除了他所“破获”的两个“反革命组织”的反动纲领、行动计划和反革命口号外，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两个反革命组织与二中（“革联”总部）有联系。他们要翻天，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杀贫下中农。现在，农村里贫下中农都起来了，杀了一批阶级敌人。”
 这时，有人插话说：“对农村杀人的事，有不同看法。”
 郑有志站起来反驳道：“贫下中农起来杀几个阶级敌人，杀得好！......是贫下中农阶级觉悟的表现，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我们应当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让一个贫下中农被杀。”
 赵副司令员说：“农村阶级敌人起来暴动，要杀贫下中，贫下中农起来杀阶级敌人，这就是江青同志说的‘文攻武卫’。现在武装部的枪被抢了，政法部门也管不了，四类分子要翻天，贫下中农恨四类分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是穷人出身，我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
 汇报结束时，赵副司令员又指示：“你们汇报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很好！使我们了解了道县的一些真实情况，我们带回去向47军汇报，使道县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反革命组织要尽快组织力量侦破，落实好材料，坚决打击。”
 郑有志趁机向赵副司令员索要武器。
 赵副司令员答复：“上级没有命令，我们不能给。”
 赵副司令员回到零陵后，也没再做调查落实，立即把他在营江听到的汇报内容，总结成一份《社情电报》，汇报给了47军。①47军队这份《社情电报》加了按语后，又转发下来，之后又发到道县各区、社。
 正好笔者手头上有一份《社情电报》的抄件，特照录如下：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从7月底以来，特别是从8月22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47军在《社情电报》的按语中说：“中央文革转发零陵军分区反映道县的四类分子活动情况，对四类分子的活动要严加注意，但也要劝说农民按政策办事。（1967年8月26日）”
 这份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的电报，现已查明所述全部“敌情”无一属实。如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的空飘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之说，当时道县报上来的7个“反革命组织”全系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更是连影子都没有的事。它将一些道听途说，甚至是别有用心制造的谣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认下来，又经道县基层政权层层传达、宣传、印发，成了“阶级敌人翻天的铁证”，甚至成了煽动和实施杀人的依据。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听得很多杀人事件责任人在谈到“杀人风”兴起的原因时，都说到了这个《社情电报》，他们说：“这个《社情电报》对当时的杀人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贫下中农看到这个电报，以为四类分子真的起来暴动了，上山当土匪了，急得要命，也就不管青红皂白杀起四类分子来了。”这一点，不知《社情电报》拟制者作何感想。
 营江汇报后，第二天上午，周仁表在清塘区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昨天向军分区赵副司令汇报了我们六区阶级斗争和群众起来杀四类分子的情况，赵副司令员表扬了我，这一下，我的胆子就更大了。”
 这段记录营江汇报概况的文字是笔者，根据处遗工作组的调查材料整理的。为此笔者也采访了不少人，态度是慎重的，也是十分认真的，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事件的原来面貌，说心里话，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惶惑。当年的汇报者和听取汇报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指示了些什么，一些主要的当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选择性遗忘症，还有一些人面对铁证如山的揭发材料，咬紧牙关不认帐，让处遗工作组的同志感到阻力很大，很头痛，而笔者就更是无可奈何了。有知情者说，他们还“搞了很多背后的活动”，要用人血“杀出一个左派来”等等，但笔者无权将这些缺乏有力证据的揭发材料作为事实披露。
 赵副司令员视察营江的主题是了解下情、制止武斗。然而从道县杀人事件的有关统计材料上，却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967年8月21日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个“飞跃点”！道县处遗工作组在向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的汇报材料中，把整个杀人事件分成四个阶段：
 
 1967年8月13－20日为第一段，主要表现为零星和自发的（事实上是农村基层干部策划组织的――笔者）杀人。这一阶段历时8天，是杀人风的开始阶段，共杀81人，占杀人总数的1.8％，全县只有寿雁、四马桥、清塘三个区杀了人。8月21日－25日为第二段，这个阶段出现了全县第一次杀人高潮。多数区、社开了不同类型的杀人会，动员部署杀人。历时5天，共杀807人，占杀人总数的17.9％，全县10个区36个公社只有少数公社没有杀人。8月26－30日是第三段，不少地方搞起了突击杀人，补火杀人，平衡杀人，掀起了第二次杀人高潮。这一段杀人是在‘不准乱杀’和‘罪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历时5天，共杀2454人。占杀人总数的54.5%，全县36个公社全部杀了人。8月31－10月17日为第四段，是杀人风的制止和缓慢平息阶段……历时48天，共杀1177人，其中大量人员系被逼自杀，占杀人总数的25.8%。
 
 与上述四个阶段相对应的有四个标志性事件：
 一、8·8 抢枪事件；
 二、8.21营江汇报会；
 三、8·26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四、8·29 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
 从上面材料不难看出，8月21日这一天非常重要，从这一天开始，道县“杀人风”迅速席卷全县，呈现有组织有规模的杀人态势，不但被杀人数激增，而且这天之前杀人多少还要找上那么一条、两条莫须有的罪名，这天之后就进入了想怎么杀就怎么杀的状态。
 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们不得不用力地思索。
 
 第十六章 车头区“地富抢枪暴动”真相调查
 钟昌友在营江汇报会上向赵司令和梁连长等人汇报的“地富抢枪暴动和上山为匪”等“敌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天之前，营江“前指”成立的时候，还没听到他讲这个情况，怎么一天之后，就掌握了这么大量的“敌情”呢？
 （1967年）8月19日，开过营江前指成立大会后，钟昌友抽空子匆匆赶回了车头，身为二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区里的工作放心不下，虽然营江这边事关大局，但区里那一摊子也需要他拿个章程。我们在前面说他是梅花区武装部长，确切地说，是车头区的武装部长，梅花区那个时候还不叫梅花区，叫车头区，文革以后，1978年双牌（原潇水林区管理局）建县，将原属潇水林区管理局的月岩林场、桥头林场划归道县，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和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车头区更名为梅花区①，下辖梅花、车头、富塘三个公社。
 从营江倒车头只有十几里路，这点路程对钟昌友这样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家常便饭的事，但其间要过廉溪和洑水两条河，耽搁了一点时间，赶到车头已是半下午时分。车头区公安特派员何田等人已在区公所已恭候多时了。何田忙不迭地将钟昌友请进自己的房间，急切地向他询问县里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和营江前指成立的内幕情况。钟昌友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何田的问题后，忧心忡忡地说：“当前形势非常紧张，‘红联’和‘革联’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我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革联’8·8抢抢以后，气焰嚣张得狠，各地四类分子跟着蠢蠢欲动，根据我在营江掌握的情况，四类分子有可能要搞暴动。听郑有志讲，他们区廖家的地富搞暴动，幸亏贫下中农发觉得早，镇压了6个。”何田深有同感地说：“是啊，现在阶级斗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西干桥的山上就有10多个四类分子在活动。”钟昌友一听，立即紧张起来，指示道：“老何，你马上派人去查实一下，如果情况属实，赶快抓起来......当前一定要把民兵组织起来，把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要把四类分子管好，有调皮捣蛋的，反攻倒算的，群众抓到了要杀就坚决杀掉。不能留下隐患。”何田说：“钟部长，你放心，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
 与何田谈话以后，钟昌友把区里下一阶段的工作稍稍做了一些安排，便急匆匆地赶回营江去。营江那边，“前指”刚刚成立，要做的事太多，离人不开，郑有志就像个催命鬼，钟昌友刚到车头，就把电话追了过来，催他回营江。没有办法，钟昌友只好以大局为重，把区里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
 钟昌友前脚刚走，梅花就出敌情了。8月20日，社湾大队民兵设卡盘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该人50来岁年纪，手臂上有捆绑吊打后留下的淤血痕迹，扣留突审，果不其然，此人叫唐林贤，是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大队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虽然是中农，但在国民党手上当过伪警察，不是个好东西。8月9日，唐林贤与侄儿媳因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在唐看来，我是长辈，侄儿媳作为晚辈应当尊敬长辈；可是侄儿媳不这样看，她认为你是阶级敌人，我是贫下中农，阶级敌人理所应当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管制。两个人的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比较起来，还是侄儿媳的道理大些，所以大队上一索子把唐林贤捆起来，准备对他进行批斗，打一打阶级敌人的威风。唐林贤当天晚上弄脱索子逃跑了。
 记得采访时，笔者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过当地农民：“你们认为伪警察和现在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回答之精妙令我至今难忘：“都是抓人的。伪警察专门抓好人，现在的警察专门抓坏人。”这个“专门抓好人”的伪警察唐林贤8月9日逃跑以后，因为手上没有大队的证明，四处流窜，无处落脚，靠帮人打零工维生，直到8月20日落网。社湾大队民兵自卫队把电话打到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公社公安特派员莫盛祚接到电话，又把电话打到理家坪大队。理家坪大队支书王焕良接到电话后带着治保主任王田清、基干民兵唐理强（唐林贤的侄儿），背着两杆枪，赶到社湾领人。由于唐林贤当过伪警察，“受过反革命训练”，王焕良等人对他警惕性很高，用索子五花大绑，捆得非常结实，准备带回理家坪处理。（据王焕良说：“本来没有打算杀唐林贤的，准备带回大队，请示公社看怎么处理。”）可是路上唐林贤很不老实，尽耍花招，磨磨蹭蹭，不肯好好走路，一会子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自己没做过任何坏事，求大队领导高抬贵手，饶过他这一回 ；一会子又说索子捆得太紧，走不动，要求松一松索子。侄儿唐理强骂他，他还敢回嘴。唐理强年轻气盛，脾气上来了，从王田清手中夺过步枪，（唐理强本人没有配枪的资格）对着唐林贤就是一家伙，“嘭”的一声枪响，唐林贤向前一仆，在地上拱了几拱，身子就挺直了。王焕良上前用手探了探鼻孔，已经断了气。这下子三个人有点慌了张。虽说当时农村里面，开会批斗打死个把四类分子（含子女），或者有的四类分子（含子女）想不开窜塘上吊寻短见，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像这样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还不多见。道县那时候“杀人风”虽然已经刮起，上上下下一片喊杀之声，但还没有形成后来出现的那种理直气壮、说杀就杀的态势。人已经打死了，怎么办？一块石头打上天，总要落地。思来想去，还是王田清机灵些，他跟唐理强说：“就说你叔叔抢枪，被打死的。”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主意好得很，连忙跑到区里，找到何（田）部长报告，四类分子唐林贤抢他们的枪，被打死了。何田说：“阶级敌人抢民兵的枪，这还了得！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
 这就是后来在道县广为流传的“二区地富抢民兵的枪搞暴动”的谣言最为接近事实真相的版本。这个谣言，在8月21日“营江汇报会”上，被钟昌友等人作为四类分子搞暴动的例证向零陵军分区赵副司令员和47军梁连长做了专题汇报。
 笔者曾经问过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这样的反革命抢枪案件在当时应当说是非常重大的案件，案发现场距区公所咫尺之遥，就是坐轿子也要不了一个小时，何田为什么不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呢？一个五花大绑的50来岁半老头子去抢三个全副武装民兵的枪，这里面有多少蹊跷，何田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政法干部难道会天真到一点都不察觉？”
 专案组同志说：“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事情。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组进场后，一开始他们也说唐林贤是抢枪被打死的，我们一听就晓得是假话。可那个时候，像这样阶级敌人搞暴动的案子，没有，做都要做出几个来，何田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当然靠上去就呼呼打鼾。”
 一位道县的老干部说：“这个阶级斗争说好抓，它也难抓，因为要无中生有。说难抓，它又好抓，因为可以无中生有。”
 钟昌友人在营江，心里挂着区里的事，8月20日下午他从营江打电话到车头询问情况，何田不在家，区妇女主任张桂娥接的电话，她把唐林贤的事向钟部长做了汇报。钟昌友说：“他抢民兵的枪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这是群众运动，好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当晚，何田又打电话到营江向钟昌友具体汇报。钟说：“四类分子自己跳了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你赶快把材料整一整，明天我们要向赵司令员和47军的同志作汇报。”又指示：“让每一个大队都查一查，还有多少这样的坏东西，每个大队把最坏的杀他两个。”①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唐林贤是车头（梅花）区文革“杀人风”中第一遇难者。受唐林贤事件影响，8月21日，车头公社社湾大队经请示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杨正东批准，杀了一名叫吴志承（50岁）的地主分子。
 8月22日，车头区召开全区“文革”委员会议，区委秘书杨继富主持，讨论和贯彻县抓促领导小组电话会议精神，会上大肆渲染所谓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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