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再说杀了她们，三个阶级兄弟没有老婆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就把她们捆起来，一顿暴打，戴上高帽子批判斗争，没想到三个家伙还是不肯就范。
硬的不行，来软的，又派人来做她们的思想工作：“女人家生下来就是别家的人，哪个女人不嫁人呢？嫁过去，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成份也变成了贫农了，该有多好！”
可是三姐妹认死理：既然那么好，你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不嫁他呢？当然不敢说出口来，只敢在心里想。
后来，三姐妹中涂月华、涂秋蕾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留下涂梅珠带着三个年幼的妹妹没处逃，只好留下来拿命顶。
可是没想到，你嫌别人打牌赌钱、好吃懒做、智力有问题，人家还怕政治上受你牵连，坏了三代贫农的根，指定涂梅珠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上写信回来，嫌她成份太差，怕影响了他在部队上的前途，坚决反对，事情这才作罢。
然而，在农村，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要养活自己和三个年幼的妹妹，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后来，东门公社水南大队一个家庭出身贫农的青年，因为家穷娶不起老婆，愿意娶她为妻，并答应帮她一起养大三个妹妹，涂梅珠这才嫁了过去。她的丈夫原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为此受了处分，撤了团支记的职。
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三姐妹的深深敬意。这三位文化水平都很低的女孩子，在死亡和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尊严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无论如何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光亮，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第三十三章 涂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多年以后，在对道县大屠杀进行补充采访时，笔者再次见到三姐妹之一的涂梅珠。这时的她已是半百老妪，岁月如刀，把所有的苦难和艰辛都刻在了她的脸上。使人聊以自慰的是，随着生存环境逐渐改变，她已走出了家破人亡的浓重阴影，逐渐地恢复着做人的尊严。她仍然在起早贪黑的忙碌着，为的是活得好一点，稍微再好一点点。
我和她谈了一上午的白（不是采访，因为她不在我这次采访计划中。诚如某些人所预料那样，随着时间流逝，人的寿命有限，个人的苦难无可奈何地退居到了二线，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民族苦难和全社会对道县杀人事件的反思却更加凸现出来了，一些从前对杀人事件三缄其口的人物也感觉到不能把知道的东西带到骨灰盒里去，应当说出来给全社会听，给子孙后代听。都是些离天远离地近的人，心怀一片悲悯，就是不为自己作想，也当为子孙后代作想。我这次是来采访他们的。）回宾馆整理谈话记录时，我却再一次陷入沉思。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采访，特别是1986年的那次采访，由于采访渠道的限制，还有时间的限制，但最重要的是自己思想观念的局限，使得采访中只注重杀人事件和杀人过程，而忽略了对人（被杀者和杀人者）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观照和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本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涂梅珠家的“被革命家史”记录在案，供当政者和相关者研究。
涂家原本不是蚣坝大队人，老家在蚣坝乡（公社）上云坝村（大队）。
涂梅珠说：“我们家家破人亡的根子要怪我公公（爷爷），要是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我们家土改时，肯定是贫农。文革中不讲杀别人，肯定不会被别人杀......”
那么，涂梅珠的爷爷是一个什么人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手艺不错的石匠师傅。涂石匠出生在上云坝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留给他的东西主要只有两样：一个比较机灵的脑壳，一副比较健壮的身体。当然还让他学了一门手艺，不过这不是主要的，涂石匠不学石匠，可以学木匠、砌匠，就是作田也是个田秀才。那一年，道江镇修码头，涂石匠走狗屎运，包下了码头的石匠活，赚了一笔钱。正好第二年，道县遭旱灾，地价溅，涂石匠乘人之危，买了一些地，奠定了他小地主的基础。
这个涂石匠平生有几个可恨之处：第一、见了有钱的、有权的人，点头哈腰，脑袋恨不得揿到裤档里。第二、见了穷人，特别是那些打牌赌钱、好吃懒做的人，就眼睛翻白。第三，吝啬，从来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有了九角钱还要想办法跟人家再借一角，凑成一元整钱存起来，留着买地。第四、心狠，一天三餐只准崽女吃稀饭，儿子出去帮人家做事，他还要追到门口喊：不准死胀，胀大了肚皮，回家没得吃。涂梅珠的父亲外号叫“疤子”，就是小时候抬煮稀饭的鼎锅，人小鼎锅大，不小心弄倒了鼎锅，让稀饭烫伤了，留下一腿伤疤。
一个床上不睡两号人，涂石匠的老婆也跟涂石匠一个德行，一天到晚除了苦巴苦做之外，就是盘算着怎样发家致富。各种毛病比涂石匠只多没少。村里要是有人在他家园子里偷了一个瓜，在他家的茶山上砍了一棵树，她要骂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晓得。
因为羡慕人家家里有断文识字的人，涂石匠经过长期考察，决定送二儿子涂宏昇去读书（回头去看，这也许是涂石匠一生中所做的唯一正确的决定，尽管因为读了几句书给涂宏昇带来了无穷的磨难，但也因之躲过了文革被杀一劫）。
道县是1951年开始土改的。土改前夕，涂石匠的家庭情况大致如下：五十亩地，一栋大瓦房，一座柴火山，五个儿子（第四子解放前外出谋生，不知下落）、四个儿媳妇，加上孙子、孙女，一家二十多口人，子女全部参加劳动，同时也请了长工。
涂石匠在土改中作为恶霸地主镇压了。
据涂梅珠说：“我公公（爷爷）就是不会做人，他对家里人恶，对别人并不坏。我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听他们讲，从前家里人长年吃稀饭，但请的长工师傅都吃干饭。人家屋里的人，你不让他吃饱，他不给你下手做事；自己屋里的人，就是不给饭吃，喝凉水也得发狠做。我公公家当时有50亩地，从数字上看确实够得划上地主的标准，可是当时我们家有二十几口人，平均每个人只有两亩多地，只相当一个中农的标准。土改以后，我们乡贫农人家按人头都分了两亩地，和我们家土改前的情况差不了许多......你说我公公家的财产是剥削来的，不合理，你没收就是了，不要杀人嘛；你硬要杀人，旧社会吃了剥削饭的人杀了就算了，不要殃及后人嘛。我自己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是靠双手劳动生活，从来只有多做少得的，没有少做多得的，为什么还要把我做剥削阶级搞？那个时候，一个三岁的小孩子都敢骂你，都讲你是坏人。坏人总要做了坏事才是坏人，我，我父母，还有一起杀掉了的伯伯、叔叔、婶婶们一辈子都没做过一件坏事......就是旧社会比别人家多两个钱，那也是那个社会允许的呀！”
土改以后，涂氏兄弟分了家，各顾各地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好在都是从小做惯了的，在地里刨口饭吃还是刨得到，至少不用一天三餐都喝稀饭了。1954年，涂家兄弟将上云坝的房产卖掉，迁到蚣坝圩靠做小生意为生。当时蚣坝圩非常萧条，仅有一条200多米长的土石路，100多栋木板房、水砖房和茅草屋。因为涂家兄弟精明能干，很快就在蚣坝圩上扎下了根。也许他们认为离开了老家，不再务农就永远甩脱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没想到这顶帽子就像长在脑壳上一样，任凭你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哪里带到哪里。1958年农村搞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贩，做手工业的木匠、铁匠，通通收了进来，涂家兄弟成了卫星人民公社蚣坝大队的社员，后来又改为蚣坝人民公社蚣坝大队。老大涂宏光、老三涂宏昌在蚣坝圩上有铺面，留在公社供销社工作，性质就跟民办教师差不多。小日子应当说过得不错，在当地农村可以算得上中等以上的水平。只是苦了涂老太婆，要吃轮供，还要挨崽女媳妇的骂。崽女媳妇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就拿她当出气筒，骂她吃晓不得吃，穿晓不得穿，买田置地害后人。老太婆也自知理亏，缩成一团不敢做声。后来三年苦日子的时候，崽女自己都没得饭吃，哪里还顾得上她，涂老太婆得了水肿病，吃糠团、石榴叶，肠梗塞憋死了。
涂家老二涂宏昇的命运比起三个兄弟要坎坷得多。1953年，因为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下级军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刑10年，关在衡阳劳改。1962年刑满释放回家。仅凭这一点，他的处境比三个兄弟就要惨了蛮多。他虽然心灵手巧，但体质较弱，加之从小读书，后来又劳改，劳动力不是很好，农业活有些吃不消。幸亏当年涂石匠作主给他娶了个五大三粗的老婆，虽然长相有些不尽人意，干起活来比一个男人还强。那个时候，想跟涂家攀亲戚的人不少，涂石匠选儿媳妇的标准只有一条：不看长相好不好，只看干活行不行。要当涂家的儿媳妇，必须会筛米、会酿酒、会淹酸咸，特别还要提得起几十斤重的潲鼎锅。干这些活涂宏昇的老婆秦继娥那绝对是一把好手。只有到这个时候，涂宏昇才真正认识到这个老婆的好处，没有她这个家早就完了，没有她自己恐怕连稀饭都喝不上。
干农活涂宏昇是半路出家，不象他的兄弟是奶叉子，所以做起事来总是手脚不那么利索。1963年的某一天，涂宏昇在田里犁田，吆喝牛的时候，鞭子向后一甩，打在一个贫农社员的额头上。涂宏明连忙停下犁赔礼道歉。由于打得不重，且是无心之过，对方也没有怎么责怪他。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晚上记工分时，治保主任将涂宏明叫上了台，刚上去，七、八个人围上来抡起扁担就打，涂宏昇被打得口吐鲜血当场昏死过去。涂家几兄弟在下面看着，吓得要死，都低着头，不敢做声。等到散会以后，才敢去看，一看人快不行了，连忙找了一块门板抬回家。第二天又偷偷地抬到蚣坝圩上看医生。医生一看就问：“什么事情打成这样？”查过伤情以后，医生说：“伤得太重了，农村医院治不好，要到城里去治才行。我这里给你先开点药，回家先吃着，要想法子马上到城里医院去治，不然的话，不死也是个废人。”就这样又抬回家里。养了一段时间后，涂宏昇对秦继娥说：“我这样不死不活的，终究熬不过去，我还是想到城里去治病......如果治好了病，我就回来，如果治不好，死在外头，你也不要管我了。”秦继娥一听就哭起来，可是也没有其它办法可想，只好同意了。就打发儿子跟他爸爸一起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涂老二收拾了一个小工具箱（他有修理钟表、收音机、钢笔的手艺），带着9岁的儿子悄悄地离开了家......
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暴发了，道县刮起了杀人风......
涂梅珠说：“杀人的时候，正在搞双枪，我们每天在队上出工，连个信都晓不得。那一天，大队上来人叫我爸爸妈妈去开会，我们都晓不得是什么事。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已经怀孕7、8个月，挺着个很大的肚子跟着去了。我带着两个妹妹在家里等他们回来。一直等到很晚还不见人，我不放心，就跑到二婶家里去问情况。一进门，看见我二婶一个大字样躺在床上，浑身是汗，胳膊肿得多粗（涂梅珠用两只手比划了个菜碗大小的手势），尽是血印子，我惊问出了什么事了。他们连忙摇手，叫我莫做声，一做声一屋人都会杀光去。我这才知道，我母亲被下到窖眼里活埋了。本来还没有埋我母亲，我母亲娘家是贫农，因为我母亲跟他们闹，所以被埋了。这一次，一共埋了3个，除了我母亲外，还有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富农子弟，这个人和我一样大，当时也是17岁，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同过学。他们说他调皮捣乱，不服从改造。当时捆我二婶，新箩索捆断了两根，手都捆断了，他们还说她学了剪刀法。我叔叔涂德被一锄头打断了腿。他们两个本来也下到窖眼里去了，后来问他们认不认罪，他们讲认罪；问他们老不老实，他们讲老实；就用索子又吊出来，作为宽大处理。我这时候也晓不得伤心，只晓得害怕，赶快回到家里，叫我小妹妹给舅舅家报个信，因为我舅舅家是贫农，请他们过来一趟。第二天一大早，舅舅过来了，也不敢进我们的家门，约在后面茶山上见面。舅舅也没有办法，只是交代我好好守住屋，小心一点，自己不要出了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们父亲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是听了消息，连夜逃跑了。听到队上的人讲，我父亲逃跑以后，在洪塘营那边的瑶山上，被巡逻的民兵发现了，活活地乱刀砍死，抛尸荒野。至今我们都不知道具体死在哪个地方。
“第二天，头天没杀的人又被捉了去，杀了。其中就有我叔叔、婶婶，还有大伯。当时把我们大队的，还有其他几个大队的地富分子和子女，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捉了去，捆得死去活来，关到公社供销社的仓库里，老老小小几十个人......最后决定全部都要下到窖眼里去。那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木的，也晓不得伤心，也晓不得害怕，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晓得他们喊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也是命大，拖出去杀的时候，正好碰到区里一个干部路过，看见了说了一句：‘大老虎杀了罪有应得，杀小孩子不符合党的政策吧。’结果临时又把我们三十多个小孩子和女崽留了下来，稍大一点的男人们还是下到窖里去了，和杀我母亲他们一样的方法。一共有二三十个人。现在我母亲的尸骨和他们的尸骨都还在那些废窖里面。我母亲的尸骨正在蚣坝农业银行的柜台下面，他们的尸骨就在蚣坝乡政府围墙外面不远的地方......
“我们家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家的男人们都杀光了。只剩下二伯伯和一个堂弟因63年那件事，跑出去治病，才留下命来，现在在新疆工作。82年，我二伯拿着平反通知书回了一趟道县，大队上还要抓他，吓得他跑回了新疆，再也不敢回来。
“父、母被杀之后，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又来搞‘第二次土改’，把我家的房屋、牲畜、农具、粮食、衣被抄没一空。只给我们几家人留下房子一栋，把堂姐、堂妹和我们姐妹赶到一起住。当时我17岁，大妹妹11岁，二妹妹8岁，小妹妹4岁。可怜我们四姐妹过的日子，真是饥寒交迫，猪狗不如。那一年9月份，治保主任朱贤儒、李德兵几个人为首的所谓‘法院领导’来给我‘指婚’，指名道姓要我嫁给同组一个蠢子（傻子）当老婆。我坚决不同意，结果被当场一顿毒打，后来又大会斗，小会批，经常游街示众，受尽侮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家里独自流泪时都无法安宁，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堵在门口对我进行调戏、侮辱。我真是活不下去了，几次想到寻短见，可是一看到年幼的妹妹，尤其是刚刚4岁的小妹妹美珠，我又不能死。我死了，她们怎么活呢？后来，听说县城里有部队叫47军能救我们，我想反正大不了都是一死，留在屋里迟早也会饿死，不如拼着一死到县里去找条活路。我就在一天夜里带着三个妹妹逃了出去，向县城方向逃跑。妹妹们年纪小，我一个人拖大带小，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一家人家的屋檐底下睡着了。天亮的时候，一个老婆婆把我们叫醒，她就是这家屋里的主人。她问我们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我看着老人家慈眉善目的就像我妈妈一样，就哭着把我们家的悲惨遭遇对她讲了。老人家说：‘你这事情，47军也解决不了。县城里好多逃出来的地富（子女）都在那里要饭，你一个女崽，还带着3个小女崽，怎么活得了。我给你指条路，看你走不走。’她就给我介绍了他们村一个叫何维顺的青年，要我嫁给他。又把我带到何维顺家去看人，我一看，何家虽然很穷，还有一个70多岁瘫痪在床上的老父亲，但人蛮老实，也抻抻吐吐（长相还可以的意思）。不是这种情况，他也不会娶我为妻，而且何维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答应帮我养大三个妹妹。当时我已是走投无路，为了年幼的妹妹，也为自己求一个安定，就答应了。我的丈夫原来是水南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因为跟我结婚，说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把个团支书也给撤掉了。
“1968年的5月，我在丈夫陪同下，麻起胆子回了一次蚣坝娘家，只有短短大半年功夫，我家的房屋竟然变成了猪圈，四壁全无，猪屎满地，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唐化通把我家房子的板壁拆走了，又把房子做了他家的猪圈......”
第三十四章 一个中游水平大队的杀人情况
采访了蚣坝公社以后有没有必要再去兴桥公社采访呢？当时我们有些犹豫。
兴桥公社杀人并不在少数，有264人之多（其中自杀17人），全县排名第三。特别是该公社洲背大队文革杀人风中有一个地主分子点火自焚，影响很大。根据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1967年8月25日，蚣坝区兴桥公社洲背大队决定杀害本大队地主分子何明昆父子4人，民兵来抓人的时候，何的大儿子何社安，当时35岁，带着14岁的弟弟何解成侥幸逃脱，何明昆和他卧病在床的二儿子何安东被堵在家里。何明昆用一根杠子把门顶住，抓把刀坐在屋里。当时外面喊声震天。何明昆自知无法逃脱，遂放火点燃了自家的房子，水（土）砖木板结构的房屋顷刻大火冲顶，何明昆自己的两间房子，还有隔壁何平珍①家的一间半房子，以及牛栏、猪圈等全部烧光。何明昆父子在大火中烧成两段焦炭。此事原作自杀处理，后经复查定为被杀。自杀与被杀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自杀没有杀人责任人，被杀有杀人责任人。
实际上要采访的内容还很多，关键的问题是时间不够，我们在蚣坝采访花的时间多了一点，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区、社急着要去。而且越采访心里越虚，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事件一般都是包得铁桶一样，让我们这样大大方方地采访，心里反而觉得不踏实。我与张明红商量了一下，他说：“处遗工作宜粗不宜细，我们也要宜粗不宜细，首先抓紧时间把八个区全部跑一遍。以后有时间，再杀他一个回马枪。”于是我们决定尽快结束在蚣坝的采访，马上转到祥霖铺去，据说那边的情况比蚣坝这边还要惊心动魄。
那天下午，我们早早地在蚣坝乡马家岭村结束采访以后，准备赶到蚣坝圩坐班车返回县城。我们离开马家岭，沿一条简易的砂石公路去蚣坝，路过一片茶山时，听得路边茶树林中一阵簌簌的响声，彷佛有一条赶山狗在里面穿行，我们心里一惊，正扭头观看时，一个人从茶山里的小路上窜了出来，气喘吁吁地拦住了我们，把我们吓了一跳。该人五短身材，蓬头垢面，年纪二十上下。
“记者同志，记者同志，我有一个情况要向你们汇报。”他急切地说着，样子好像很紧张。
这时候我猛然想起，刚才在马家岭找村干部了解情况时，禾堂边有一个正在做木工活的年轻人，好像就是他。当时他正专心致志做着手上的事，头都没抬，莫非在尖起耳朵听我们谈话?
年轻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看得出追我们追得蛮急：“记者同志，你们是不是下来调查的？能不能到我们大队去调查一下？”看到他说话很急，我们说：“不要急，有什么事慢慢说。你是哪个村子的？叫什么名字？”“我是兴桥公社许家大队的。我们大队也杀了蛮多人。大队上的人不准说，说你们这些地主崽子这一次表现好就算了，表现不好，下一次上头又喊杀，要杀你们个做种的都没有。把我们那里的人（遗属）吓得都不敢说话。”说完这句话，他转身又跑进茶山里，跑得那么突然，就像他来得那么突然一样，没等我们反映过来，已经消失在茶山之中。
我们站在那里，良久无言。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遇害者遗属，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采访遗属的机会并不多，像这样自己找上门来的这是头一次，这个年轻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追过来向我们反映情况，该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啊！想到这里，对他不留姓名匆匆离去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张明红说：“小谭，农村中‘左’的影响还是很深，想要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采访中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给受害者遗属留下不必要的麻烦。”
我说：“这个我明白，我会注意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说，许家大队我们还是要去一趟的。”
“那是当然。冲着这个告状的遗属我们也应该去。”
听到我们说要去许家大队采访，处遗工作组的同志感到有些奇怪：“你们要采访可以去夏柳（杀36人，其中自杀1人），去麦子塘（杀36人，其中自杀4人），去洲背（杀31人，其中自杀2人），那里杀人比较多，情况比较典型。①许家那边比较简单，也就是个中游水平（杀10人，其中自杀1人）。”
但是--许家那边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还真不简单。笔者在前面说过，道县文革杀人的个案，只要有机会深入采访，就会有许多深层次有特色的东西浮出水面，许家大队也不例外。
许家大队文革杀人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公社召开杀人动员会谈起。（1967年）8月24日，兴桥公社召开全社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红联”司令王盛光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大肆传播“敌情”。王盛光在讲话中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要求“每个大队把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坏家伙干掉两个。”许家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到公社参加会议之后，回到村里，第二天（25日）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决定打个折扣，“干掉一个”。干掉的对象叫胡成洁，上中农，解放前当过伪保长，民愤很大。
8月26日，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先没有惊动胡成洁，只是喊他和其他的四类分子都要参加会议，接受批判。开会时，大队支书蒋绍友首先把从公社会议听来的“敌情”传达了一遍，然后说：“我们大队也有这么一个坏家伙，搞了很多破坏活动，不老实改造，跟外面的‘黑杀团’遥相呼应，企图翻天......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干的那些坏事别人不知道，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一切反革命活动都在我们掌握中。现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站起来，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坦白从宽。”
此言一出，会场里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都把头揿得更低了，都把眼睛看着地下。
蒋支书说：“他现在还不老实，还在负隅顽抗，企图蒙混过关，大家说怎么办？”
与会群众一声齐吼：“揪出来！”
话没落音，早就站在胡成洁后面的两个基干民兵一把扭住他的手臂，反到后面，把他揪了出来。
会场上马上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打到胡成洁！”
“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坚决镇压！”
......
把胡成洁揪到台前以后，马上又有人拿过索子来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
大队贫协主席胡成明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胡成洁的“罪行”和死刑。治保主任黄永恩、民兵营长许家龙带领几个基干民兵把胡成洁拖出去用马刀砍了。
杀了胡成洁之后，一个名叫杨玉如的地主婆吓得魂不附体，窜塘自杀，喝了一肚子水没死成，被家人捞起来，救了回去。
8月27日，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协主席、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会上，许家等大队因思想保守、杀人太少受到批评。
8月30日上午，兴桥公社党委组织委员邓宏春来到团结大队（豹岩村、蓬塘屋村），召开团结片（包括许家、团结、叶子山等三个大队）生产队长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各大队党员、红联头头全部参加，有40余人。邓宏春在会上说：“现在道县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阶级敌人蠢蠢欲动，他们要搞政变，搞暴动，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要杀谁，贫下中农说了算。团结大队、许家大队、叶子山大队该杀的四类分子还要再杀一批，不杀不平民愤，不杀就不得了。要摸清底子，凡是在社会上捣乱的、扰乱社会治安的、调皮捣蛋的，该镇压的立即镇压。”
据处遗工作组有关材料披露，团结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0人，其中自杀2人。67年8月30日，公社组委邓宏春到团结大队召开会议，督促杀人，这次杀了9人。在策划组织了团结大队的杀人行动后①，邓宏春又亲自来到许家大队，研究“补火”问题。邓委员说：“许家大队对阶级敌人的镇压行动太过于心慈手软了......好比煮了一锅夹生饭，吃不得，要狠狠地补上一灶火。”经研究决定再杀8人，名单如下：地主分子许振舒，男，56岁；许振舒的儿子许家銮，男，37岁；地主分子许振柏，男，54岁；许振柏的儿子许家益，男，21岁；地主分子许振书，男，54岁；地富子女许家昆，男，33岁；许家伦，男，31岁；上中农许家能，男，50岁。许家能虽然不是四类分子，但这个人嘴巴子多得很，喜欢讲怪话，对社会主义不满，因此决定也同阶级敌人一起镇压了算了，反正一个富裕中农离阶级敌人也就是一步之遥。
当天晚上开会宣布死刑的时候，许家益拼命地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不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要做贫下中农的接班人！”大队支书蒋绍友听了，对其他几个主要的干部说：“家益这个乃崽平时表现得还是蛮老实的，这一次他要走革命的道路，我看还是给他个出路，留下来也好教育其他地富。”其他几个干部说：“蒋支书讲了给出路，就给出路吧。”于是就叫民兵把许家益牵了过来，跪在地上。蒋支书问他：“家益，你不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要做贫下中农的接班人，那我问你，贫下中农这一次杀得对不对？”“杀得对，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把你老子老兄他们杀了你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他们是罪有应得！”“判你的死刑，你也没意见？”“也没有意见，但是我要求跟他们分开杀，我就是死了也要跟他们划清界线。”“好！”蒋支书高兴地说：“有你这个态度，我们可以考虑对你宽大处理。但是这个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还得广大贫下中农说了算。”许家益听得这个话，转过身子对着站在一旁的贫协主席胡成明拼命磕头，留着眼泪说：“成明叔，你老这一次能够给我一条出路，我这一辈子报答你的大恩大德。”胡成明说：“家益啊，给你一条出路不难，但是你要保证老老实实改造，地富里面有什么情况你要马上汇报。”许家益连声保证：“我老实改造，我一定汇报。”于是当场就把他的索子解脱了，宣布宽大处理。①
这时候，又有人提出来，杨玉如这个地主婆抗拒改造、畏罪自杀怎么办？又决定把杨如玉捆起来，陪斩。杨玉如当时躲在家里，把门闩得紧紧的，民兵跑去敲门的时候，她以为是要来杀她了，一索子吊死在梁上。
7个人被杀对象，当天晚上由治保主任黄永恩和民兵营长许家龙带领民兵押到鸭子塘那边，黄永恩一个人一口气砍了6个人，剩下1个，黄永恩说：“不能只有我一个人革命，你们都不革命。”众人闻言，一起上来把最后一个乱刀砍死。
杀人之后，大队成立“浮财清理小组”，将被害人家财物查抄一空。
接下来，大队团支部书记许立元和他的父亲许成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大队还隐藏了一个日本保长，我们不能只杀地富，不杀汉奸。”
原来本大队有一个叫做许立陞的人，这个人土改时划的中农，土改后参加工作，现在兴桥公社夏柳小学当老师。说起他当日本保长这段历史问题，如果不是许立元、许成仁两父子提起来，大队上的人几乎都不记得了。1944年9月，日本鬼子打到道县，在县里成立了“维持会”，县“维持会”要求下面各村每村推举一个保长出来，当时年仅18岁的许立陞因为读过几句书，断文识字，被族人推举出来应了这个差。到当年年底，日本鬼子退走，许立陞这个挂名的日本保长当了不过两个月，不但日本鬼子的面没见过，连县里汉奸的面都没见过。但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严重的政治污点。按照乡亲们回忆许立陞在当日本保长期间没干过什么坏事，是族里人推出来应付上头的。可是那年年底许成仁被白崇禧部队抓了兵，怀疑是许立陞背后搞的名堂，一直耿耿于怀，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报仇雪恨。
许立陞做梦都没想到这段经历会给他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家庭出身中农，又是人民教师，吃国家粮的，不归农村管，各次政治运动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就是村里的人杀光了也莫想杀到他头上来。所以当许成仁等人带着民兵来抓他的时候，他愤怒地抗议：“我是中农出身，人民教师，你们凭什么抓我？”许成仁一句话就把他打蔫了：“你这个日本保长，你这个汉奸！还不老实，老子一枪（鸟铳）毙了你。”
由于许成仁、许立元等人坚持要杀许立陞，大队上的其他干部也都同意了。9月21日，许成仁亲自把许立陞牵去“执行死刑”。这时候许立陞大概也知道了一点事情的来由，他哀求许成仁道：“成仁叔，（二人年级相仿，但辈分相差一辈）你我无冤无仇，你老放我一条生路，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许成仁冷笑一声：“无冤无仇？你解放前抓了我的兵，这个仇我记了一辈子。”许立陞还想解释：“成仁叔，那个事情怪不得我......”许成仁打断他的话怒斥道：“不怪你怪哪个？少啰嗦，今天放了你，好让你明天来杀我？”说完端起鸟铳对着许立陞开了一铳。许立陞中弹倒地以后没有死，许成仁又拿过一把马刀来，把许立陞的手指砍掉放血。许立陞痛得在地上打滚，拼命哀求道：“求你给我一个痛快，求你......”许成仁说：“你想死得快也可以，我问你，认不认罪？服不服法？”许立陞把眼睛死死地闭上，直到断气，再没说一句话。
第三十五章 清溪区杀人的来龙去脉
清溪区位于道县东部，地跨潇水、泠水（宁远河）两岸。著名的把截大岭从宁远入境，向南延伸，形成道州盆地的东部边缘。潇水经东门、清溪、青口三个公社流入双牌县的紫金山，1961年双牌水库筑坝蓄水以后，这段河道和三个公社的部分地区成为双牌水库库区。发源于宁远县九凝山的泠水，在水市、大阳洞穿过把截大岭流入道县，经柑子园公社，沿把截大岭西麓北行，到达油湘公社，在这里汇纳两条发源于宁远的小河，拐头向西，于青口公社的武家滩注入潇水（双牌水库）。该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个杀人“重灾区”，共杀617人（被迫自杀51人），其中枪打74人，刀杀93人，沉河180人，炸死14人，投岩洞19人，活埋108人，棍棒打死51人；灭门24户。
要摸索清溪区文革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该区武装部长蒋友元说起。蒋部长是个直筒子、爆脾气，不像钟昌友那样天生是块当政委的料，生性是个喜欢打冲锋、打硬仗的角色。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他手下的清溪民兵自卫团在道县民兵师中也是大腿上绑铜锣——走到哪响到哪。（67年）8月15日，蒋友元接到“红联”总部通知，到营江参加武装干部会议。会议在营江小农场的塘边召开，融融月光下，大家一边乘凉，一边吃西瓜，一边开会。郑有志在会上介绍了“革联”8·8抢枪的过程和其他“反革命罪行”，然后出了个题目叫大家讨论：“革联”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革联”抢枪是否是反革命政变？与会者对“革联”的反革命性质和滔天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阶级义愤。经讨论，会议决定：一、每个公社抽调20名民兵集中到营江进行文攻武卫；二、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的道路；三、每个区都要把民兵组织起来，设卡站岗，清溪区负责水路，四马桥区负责湘源锡矿方向的道路，车头区负责零道公路，寿雁区负责通往广西方向的道路，严防“革联”下乡串连，严防阶级敌人暴动。同时研究了拔掉二中（“革联”总部）这个土围子的初步方案。在谈到加强对四类分子管制的问题时，郑有志说：“四类分子调皮捣蛋的可以干掉几个。”
会议开了大约一个小时，有人来报，说二中“飞虎队”要来偷袭。为防万一，郑有志连忙招呼大家散会。
8月17日上午，蒋友元在营江给清溪区秘书左昌云挂了个电话，传达营江会议精神。电话中特别强调，四马桥有地富杀贫下中农，要清溪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敌人先下了手。左昌云接到电话后不敢怠慢，立即向下面各公社秘书作了传达。
第二天，蒋友元回到清溪，找到区公安特派员聂告春商量加强对四类分子管制等事宜。两人议了一下，决定20号开一个全区干部大会，由蒋友元传达上级精神。
20日开会之前，郑有志从营江来过电话，说军分区赵司令和47军梁连长要来营江，叫蒋友元赶快赶来汇报敌情。事关重大，蒋友元只好把清溪开会的事交给聂告春和左昌云等人，自己带着一队民兵火速赶去营江。
21日，向赵副司令员和梁连长等汇报敌情，就是笔者前面写过的“营江汇报会”。
“营江汇报会”结束后，下午3点多钟，郑有志招呼蒋友元等人，在白地头大队部开了一个各区武装部长联席会议。这是一个小范围的核心会，与会者只有8人：郑有志、钟昌友、廖明忠、刘厚善、刘富希、蒋友元、杨衍生、彭仲球（营江公社武装部长）。会上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做好革命的两手准备，如果47军不采取措施取缔“革联”，我们就组织力量消灭它。每个区挑选60名比较好的退伍军人，8月23日晚到一区郑家大队集结待命，由刘厚善负总责，其任务是守住去宁远、（湘源）锡矿的公路，水陆两路卡死二中（“革联”）的进出，统一行动，两面夹攻，消灭“革匪”。另外，发动全县民兵和群众不送公粮，也不进城卖小菜，看“革匪”能顽抗多久。民兵组织起来以后，吃饭的问题从公粮中解决，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联席会议开到下午6点多钟散会，路上，郑有志询问各区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刘厚善（一区）、蒋友元（九区）、杨衍生（十区）都说自己的区里没有听到有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刘富希（八区）说：“杨家杀了7、8个，怎么办？”钟昌友（二区）说：“梅花打死了一个。”廖明忠（四区）说：“桥头斗死了一个。”郑有志：“我们区廖家一个晚上就搞掉6个。武汉、长沙武斗打死那么多，死了还不是死了。崔（保树）部长说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解决‘革联’的问题，‘革联’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好办。”
22日上午，蒋友元从营江回到清溪，刚进区公所，就在房间门口遇上了左昌云，左笑咪咪地迎上来说：“蒋部长，你回来了。”蒋友元说：“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营江的民兵已经组织起来了，还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有两个调皮捣蛋的坏东西，被‘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干掉了。我们区如果有调皮捣蛋的也要干掉一两个，刹刹歪风。”左昌元说：“蒋部长，我也要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们区各项工作都已经全面展开了，尤其是青口公社走在最前面，他们已经开过了‘五巨头’会，搞得轰轰烈烈。”原来，8月15日，青口公社武装部长李敬学跟蒋友元到营江参加武装干部会后，回到公社没有按照惯例等区里开会以后再跟着开会，而是抢先一步，在8月17日召开了全社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会议（俗称“五巨头”会议）贯彻营江8·15会议精神，渲染“敌情”，煽动杀人。（区里20日开过会后，该公社又于21日再次召开会议部署杀人。）
听了左昌云的汇报，蒋友元连声说好，又说道：“我在营江那边还有一些要紧的事要办，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左昌云连声说：“蒋部长，你放心，你放心。”
当天下午，左昌云就向清溪、青口、柑子园、油湘、白芒铺等五个公社全部打了一通电话，传达蒋部长关于“调皮捣蛋的干掉一两个”的重要指示，并通知各公社主要负责人23号来区里参加脱产干部会议。
从来做事雷厉风行的蒋友元也于当天把集中民兵的事情办妥了，并于23日晚带到平塘，封锁零道公路，准备攻打二中。但由于蚣坝区民兵未来，破坏了统一步调，攻打二中的事情暂时搁了下来。
这一天（23日）清溪区里召开了第二次杀人动员会。当天下午，青口公社青口大队将本大队一名地主分子魏永成和一名地富子弟何靖东（据说参加了革联）牵出去沉了河。当天晚上，白芒铺公社白芒铺大队在公社武装部长余芳元的指示下杀了3人；野竹福大队也将一名四类分子周健沉了河。
其他几个公社动作稍慢一点。
油湘公社8月25日召开民兵誓师大会，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本跃主持，公社秘书何润龙传达区8·23会议精神，煽动部署杀人。
当天晚上，痛感已经落后于形势的李本跃亲自到油湘大队找到大队支书王茂彬面授机宜，当晚即召开大队干部紧急会议，研究杀人名单。第二天杀了6人。
8月27日，公社主任陈四桂到同心大队煽动部署杀人，效果比较明显，一家伙杀了16个。
清溪公社的杀人动员会也是在8月25日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公社武装部长李贤才，传达区8·23会议精神的是公社秘书廖明彪。此二人在本次处遗工作开展前相继病故，很多事情因为死无对证变得很难说得清楚。
相对而言，白芒铺公社的情况要清晰明了一些。白芒铺公社也是8月25日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动员杀人的。
下午，公社红联头头、公社干部何明玉以特派员的身份下到湾田大队督促杀人，共杀12人。
当晚，公社妇女主任何茂菊到新铺大队煽动督促杀人，共杀34人，其中最小的只有28天。
当天，红联头头、公社会计左昌琪下到竹山大队煽动杀人，因大队干部意见不统一，没杀成。28日，左再次来到该大队，结果杀2人。
8月26日晚，公社妇女副主任吴代贞下到绕塘大队煽动督促杀人，共杀17人。
8月28日，公社武装部长余芳元再次召开大队干部会，统计杀人数字（根据余部长的统计，白芒铺公社8月23-28日共杀72人），表扬先进，督促后进。会后，8月29日又形成一次杀人高峰，杀30余人。
柑子园公社的杀人情况，将在下文中结合“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成立的过程专门讲述。
关于清溪区层层开会、层层策划部署杀人的具体过程不再赘述。不赘述的原因有二：其一、这些会议，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我们前面写过的清塘区、蚣坝区大同小异，几句话反反复复，说来说去，没什么新鲜东西。其二、与清塘、蚣坝等区一样，现在揭发出的各个责任人在会上的发言、讲话、指示都明显地有作过某种修正的痕迹，特别是某些关键性字眼，无一例外地使用其他中性字眼替代了。不过这也容易理解，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杀人有功的时候，恨不得说都是自己亲手杀的，没有自己，人就杀不成，他们怕死不革命，老子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临到要追究责任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从来没有指示过杀人，开始杀人时我信都晓不得，后来下面杀得血湖血海我才晓得。人们只能从会议之后出现的严重后果去反推他们在这些会议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第三十六章 区武装部长亲临杀人第一线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区武装部长临上杀人第一线的仅有蒋友元一人，其他人基本都是君子远庖厨，不去这种地方。对于这一点，蒋友元感到憋屈得慌，他说：“我就是一根肠子到屁眼，笔直的一个人。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破事，我是老虎不吃人，形象恶。不像有些人躲在后面尽出歪点子，把我顶在前面当枪使。”
那么这杆枪到底是怎么使的呢？
前面已经说过，8月23日，蒋友元按照8·15营江会议的决定把清溪民兵自卫团的60名骨干带到了指定的集结地，准备打二中，没打成。这时，一区武装部长刘厚善来找他借枪，因为一区决定24号在龙江桥开一个万人杀人现场会，会上准备枪毙1个坏东西（后临时增加至6个），害怕“革联”搞破坏，特请求清溪民兵自卫团派武装民兵支援。蒋友元说：“派人派枪没有问题，但是没子弹。”蒋友元手上枪倒是有几十条，但子弹奇缺，特别金贵，他有点舍不得。刘厚善说：“子弹我来想办法。到时候，你的人马一定要到堂，千万误不得事。”蒋友元是个实在人，应承的事，就是驷马一鞭，次日清早就带着十几条枪到了龙江桥，索索利利把事办了，也不待刘厚善说声多谢，又带着民兵回了白马渡①民兵指挥部。
第二天（25日）下午3点多钟，清溪民兵自卫团设卡站岗时，看到河对面东门公社高车大队牵着一队地富去沉河。被沉河的人中，一个叫梁先雨的地富子弟仗着水性好，突然跳河泅水逃跑。高车的民兵沿河一路喊一路追。清溪民兵自卫团的民兵在河这边看到了，也跟着追。一个名叫李先财的民兵排长端起步枪，瞄着水里的“逃犯”，“砰砰”两枪，可惜没打到。蒋友元的鼻子都气歪了，大骂李先财：“你浪费我两发子弹，要赔！还说是什么复员军人、神枪手，你就吹吧，反正吹牛不犯法。”骂得李先财面无地色。
说到梁先雨，笔者不禁有点为他惋惜，本来他有可能创造死里逃生的奇迹，但运气实在差了一点，碰到了清溪民兵自卫团的民兵。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沉河的一般做法都是将“人犯”双手捆在背后，再吊一块大石头，或者挂一个装满卵石的小竹篓子在脖子上，然后丢进河里。据说梁先雨吊的是一块石头，不像竹篓子那样容易系得牢实，跳到河里以后，七弄八弄，不知道怎么弄的，竟然把捆在身上的大石头弄脱了，石头一脱，“通”的一声，脑壳冲出了水面。①随着民兵们的一声惊呼，已经顺流游出了几丈远。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跳河逃跑的举动，被河对岸的清溪民兵看见了，李先财砰砰两枪没有打中。狡猾的梁先雨把头向水里一沉，做出一个好像被打中了的样子，潜在水底向下游游去，再次露出头来，又是十几丈开外。虽然还在步枪射程之内，却已远远超出了鸟铳的杀伤范围。鸟铳打不着，步枪又怕浪费子弹，民兵和干部们只好高声吆喝着沿河岸追赶。梁先雨双手被捆，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眼看就要被追上，强烈的求生欲望，竟然使得他猛地挣脱了捆手的绳索，人好像一下就飘了起来，游动的度明显加快。沿河游了大约两里来地，前面出现了一条废弃的拦河坝，两排残缺不齐的木桩有些还露在水面上，水流过去激起一线水花，远远望去一道白森森的水线横在河中。梁先雨如果能赶在民兵之前游过拦水坝，或许尚有一线生机。但人在水里游毕竟不如岸上跑得快。沿潇水两岸追赶的民兵先后都在梁先雨之前短到了坝上。梁先雨看到前面拦河坝上有民兵短着，转身向河西游，河西的民兵端着鸟铳、挥着马刀短过来；他又转身向河东游，河东的民兵端着鸟铳、挥着马刀短过来。这时候，岸上的民兵已经完全不着急了，轻松地在河岸上跑来跑去，看着猎物在河里作徒劳的垂死挣扎。几个来回下来，梁先雨精疲力竭，彻底绝望。他放弃了最后的挣扎，手也不划了，脚也不踹了，让水流推着他慢慢地靠近拦河坝坝基，当身体触到了倾斜的坝体，他抬起头，看着坝上端着鸟铳的民兵，拼命地向前爬了两下，猛然从水里站起来，双臂下垂，闭上眼睛张大了嘴巴拼命喘气。十几支上了铁码子的鸟铳一齐轰响，一团团灰色的烟雾在坝上腾起。梁先雨身子向后一仰，直挺挺地倒在水中，一圈又一圈殷红的血液在湍急的流水中漾开，旋即吞没在白色的水花中......
就在同一天，白马渡大队开会研究，决定杀5名坏东西（3名地富、2名贫农），大队支书黄名佑（党的“十大”代表）打发治保主任朱荣恩到白马渡民兵指挥部请示蒋友元。蒋友元说：“群众讲杀就杀。”得到批准后，白马渡大队当晚就行动抓人，有2个家伙得了信逃跑了，只抓得3人，于27日沉了河。为表示对“贫下中农革命行动”的大力支持，蒋友元亲临杀场监斩。
同日，（8月27日），蒋友元带领清溪民兵自卫团的40多个民兵到油湘公社执行任务，在油湘大队干部叶友成家吃晚饭时，叶友虎向蒋部长请示杀人问题，蒋答复道：“一两个四类分子杀了还不是杀了。”
第二天，油湘公社在供销社楼上召开各大队干部会，李本跃主持，蒋友元作报告。蒋在报告中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革联"的问题。他说：“革联这个组织严重不纯，9个头头有7个出身不好，扛枪的人70%是四类分子（子女）。8月8号，他们抢了武装部的枪，搞反革命政变，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就跟国民党一样，下来抢钱抢粮，杀猪，无恶不作。”二是杀地富的问题。他说：“贫下中农起来杀了几个地富，这是革命的行动。我们说‘好得很’，‘革匪’说‘糟得很’，说明他们跟地富是一个鼻子出气的......对于四类分子老老实实的可以不杀，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两个。”并发了摸底表，要求各大队上报杀人名单。
会议后，油湘公社再次出现杀人高峰。下面要讲的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就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直接结果。
第三十七章 县委组织部长指示杀人
道县文革杀人期间任中共道县县委组织部长的王安生，文革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作为“犯过错误的当权派”挂了起来。“革联”8·8抢枪之后，“红联”总部从县委大院退守营江，一批受“红联”控制（或曰保护）的领导干部随之疏散到道县各地农村。王安生就是这些干部中的一员，他到了清溪区青口公社团结大队。团结大队是王安生搞“社教”时蹲点的地方，他跟这里的干部群众很熟，这里的干部群众跟他也很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能到这样的地方暂避风浪，确实是一件让人心情愉快的事情。虽然王安生这一次来青口，远远不如前一次那么风光，但团结大队的干部群众还是认他这个父母官。有一首文革中颇为流行的民谣说得好：鸡是鸡来凤是凤，凤凰落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起，鸡还是鸡来凤还是凤！王部长就是这样一只脱毛的凤凰。
（1967年）8月中旬，王安生来到团结大队，先在大队贫协主席蒋先富家住了三天，后被青口公社副书记周书接到庙头三队老贫农何文扰家住，和周书两人同住一间房子。王安生来大队时，大队尚未出现杀人问题。以后大队先后两次杀人，王安生都住在何文扰家。
8月21日，青口公社武装部长李敬学在公社召开各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会议，贯彻上级领导的精神，说是又要杀地富了。团结大队派去参加会议的民兵营长何昌锟、贫协主席蒋先富、治保主任郑三喜回来后，向支书何家生做了汇报，当晚即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杀地富分子何靖东、魏永成二人。①
8月23日上午，杀何、魏时，王安生和周书都在这个大队 。梅花公社社长何昌金是青口庙头人，正好回家休息，当时，潇水涨水，何昌金到河边看洪水，看见王部长和周副书记也在这里，连忙接到家里。泡上茶，点上烟，摆上红瓜子，刚坐下来不久，就见民兵营长何昌锟等人赶来报告：“王部长，今天我们大队要杀两个坏分子。”王安生点头笑笑，说了一句他平时最爱说的口头禅：“那好！那好！”何昌锟等人风风火火地要走。何昌金招呼他们喝杯茶再走，何昌锟摇摇手说：“等一下来喝。”茶水还没凉，何昌锟等人又来报告：“两个坏东西已经干掉了。”王安生又是点头一笑，又说了一句：“那好！那好！”
9月4日，团结大队在大队小学校的大厅屋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党团员参加的干部会。周书和王部长列席会议。周书首先领读了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方面的几条语录。据与会者回忆大概是这么几条，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条是“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一条是“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接着要民兵自卫团成员、大队贫协主席蒋先富介绍外边阶级斗争的经验。听了蒋先富的介绍，与会的干部和党、团员一致认为：我们大队太保守了，必须迎头赶上。特别是几个团员小青年更是嗷嗷地叫着要杀（阶级敌人）。治保主任郑三喜、大队长魏在华就杀地富反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杀就全部杀光的意见。王安生坐在门边，笑眯眯地抽着香烟，看到贫下中农被充分地发动起来，他的心里非常欢喜。具体定杀人名单的时候，怕泄密，又把会议缩小范围转移到四队后面的广山里去开。广山里会议上定下了杀19个人的大盘子。
9月5日， 19个对象无一漏网，被干净彻底消灭。
第二天，王安生到王家滩去，路上碰见了郑三喜。郑三喜看到王安生高兴得很，问：“王部长，你看我们干得怎么样？”王安生说：“你们的会开得很好！干得不错！这问题是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
王安生从王家滩回到庙头以后，房东何文扰在王的住房边碰见王安生。何文扰问王安生：“（地富）子女能不能杀？”因为昨天杀人的时候，把一些地富子女也一起杀掉了，老贫农人老心慈，觉得杀地富天经地义，杀子女是不是有些过火了，想请教一下王部长。王安生回答说：“子女能不杀当然最好不杀，问题是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敌人，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的。”
另外据青口公社宜山坪大队（该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7人）的基层干部揭发，文革杀人期间，他们曾就杀人问题请示过王（安生）部长。当时正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该大队和附近几个大队均未开始杀人，宜山坪大队支书唐芳明问王安生：“王部长，有的地方在开始杀地富了，我们大队也想杀几个可不可以？”王安生说：“哈，你看不到呀？群众要求杀就杀吧。不过你们的动作要快，再迟可能就不行了......”该村第二天就杀了4个。此事1968年47军6950部队和道县革命委员会举办的“揭盖子学习班”上，经检举揭发并当面对质，王安生本人当场低头认罪。
但是这次处遗工作开始以后，王安生对以上问题全部否认。道县处遗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组成“王安生同志问题专案调查组”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认定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问题因当事人死亡而难以认定。如此看来，笔者的这段记录似乎有悖于本文写作的基本原则：所写内容，必须是旁证者众口一词，当事者供认不讳的。王安生死不认账，怎么能写上呢？但笔者手上有一份1968年“揭盖子学习班”留下的检举材料，白纸黑字记录着，在这个学习班上，王安生与其他当事人当面对质并低头认罪的情况，这——能不能认为是王安生已经供认不讳了呢？至于以后的翻案说词有多大的真实性，尽可见仁见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
道县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涌现出来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数以百计，但大多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基本上是所谓“贫协”的一个代名词，正式成立组织挂牌办公并开庭审案的仅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一家。①
1967年8月23日。柑子园公社小会议室。公社武装部长敬慎修、公社“红
联”政委胡代维、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等人，临时召开了一个紧急碰头会，研究区委秘书、区“红联”政委左昌云的电话精神。早晨边子，左政委从区里打过电话来：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营江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已经杀了两个，你们那边情况怎样？”公社秘书接到电话后连忙向在公社主持工作的敬慎修等人作了汇报。敬慎修立即指示秘书通知有关人员火速到会议室开会。
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与会者都感到非常振奋。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公社小学民办教师)说：“我们柑子园的工作一贯不落人后，这次也不能例外，我们也要马上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并推举梁域任院长。
这一下，倒令梁域感到很不好意思，说：“我能力差，怕担不起这样的重担。我看还是请敬部长兼任比较合适。”
敬慎修说：“梁主席你就不要谦虚了，你是秀才，年纪比我大，水平比我高。我工作多，还是你当更合适些。”
最后决定举手表决。
表决结果梁域当选。
梁域当选院长后，马上找来木牌、油漆等物做招牌。他是小教出身，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写完“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九个字，正要落笔“最”字时，梁域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停住笔请示一旁的敬部长、胡“政委”等人：“这个‘最高’两字是不是改一改？如果写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几个字，就表示我们在夺中央的权，中央的权是夺不得的，搞不好要犯大错误。”“那，你看怎么改好呢？”敬慎修问。梁域略一思考说：“是不是改成‘高级’？”“好，就改高级!”敬部长一锤定音。
中午时分，在一阵三眼铳和鞭炮的轰鸣声中，“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的招牌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格外醒目。
好多人跑来观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当即就有红卫大队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向公社武装部长敬慎修和梁院长报告该大队陈世碧等人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①敬、梁当即带领公社自卫营民兵三十余人，赶到红卫兵大队“剿匪”。发现陈世碧等人正在田里搞“双抢”，一身水一身泥，黑汗水流。梁院长站在田坎上，招招手，把他们喊上来。民兵们一涌而上，把6个正在出工的“土匪”擒住，捆个结实。由于是捆“土匪”必须要捆紧些，痛得陈世碧等人拼命叫唤。梁域命令，押回公社，听侯处理。陈世碧等人痛得浑身冒汗，身子拘成一团，走路不动。民兵们便在后面，用枪口顶着，催他们快走。陈等人不知死期已近，拼命地喊着：“小心点子，小心点子，千万别走了火！”
翌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梁域主审，对陈世碧等人进行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由于唐再红等人反映的情况太过离谱，陈世碧等人拼命喊冤。梁院长决定先关起来再说。
同日，公社干部会上，胡代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营江有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我们这里有没有呢？营江搞掉了两个，我们这里也要不要搞掉两个呢？”
25日，公社召开各大队主干会议，作出了“个别四类分子调皮捣蛋，可以搞掉两个”的决定。
当天傍晚，敬慎修召集梁域等人在公社门口的马路上，边散步边议工作，研究如何处理红卫大队抓来的那几个人，决定宽严相济：杀四人，宽大二人。
正好有个宁远地方的癲子(精神病人)，叫刘洪福，疯疯癲癲窜到了这里，被站岗的民兵抓住盘查，见他“装疯卖傻”，答非所问，认定是“革联”派来的探子，送来公社处理。敬慎修亲自审问后，下令自卫营民兵将他与陈明勋等四人一起执行。行刑时，陈明勋四人吓得屎尿拉了一裤子，刘洪福觉得好玩得很，高兴得不得了。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成立后，先后共开庭审判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5人“宽大”处理。这在当时还算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人犯”还可以申辩(有没有作用两说)。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社这里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8月27日，敬慎修了解到艳旗大队在他与梁域两次指示干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的情况下，一直拖着不执行，非常恼火，他气呼呼地给艳福大队支部书记摇电话：
“万支书吧，我是敬慎修。你们那里怎么搞的，到现在还不动手？岩口已经杀了两个，你们那里情况那么复杂......不能掉以轻心啊!”听到万支书还在电话里嗫嗫嚅嚅，敬慎修说：“怎么这么右倾啊？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再拖了!赶快商量一下，该杀就杀。”
当晚，该大队杀了7人。
同日下午，敬慎修在公社门口碰见红旗大队的民兵营长，指示他：“你回去传达一下，岩口已经杀坏人了，你们大队有坏家伙的话，明天开个贫下中农会，发动群众杀他几个。”
第二天，该大队杀了6人。
于是杀得遍地开花，而且花样翻新、残忍之极。例如，该公社善祥大队第二批杀人时，把地富子弟范成先，17岁，弟弟范解光，14岁，妹妹范荣云，15岁，三兄妹活活下到废窖里，然后点燃一捆稻草丢到窖里慢慢地熏。滚滚浓烟呛得范家三兄妹在窖里鬼哭狼嚎，窖上的杀人凶手兴奋得手舞足蹈。等到窖里听不到动静，估计熏得差不多了，又搬来几块大石头，一阵猛砸，这才扬长而去。
还有一个特别残忍的灭门案，红星大队支部书记唐共求、民兵营长唐福洪，第六生产队队长唐进学等人，因该队社员唐从蛟（贫农）在社教中揭发过他们的“四不清”问题，竟乘“杀人风”之机，借口唐从蛟的儿子唐和安参加了“革联”，是反革命，将唐家一门9口，包括不满周岁的孙子和有孕在身的儿媳，老少不留，统统杀光。
......
紧接着，8月29日晚，柑子园公社召集各大队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干部开会。本来说是召开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开着开着又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当天上午，清溪区召开全区脱产干部会，传达制止杀人的命令。下午各公社干部赶回公社，当晚柑子园公社开会传达区会议精神。公社副书记裴××重点讲了“原先杀了的就算了，以后不能这样滥杀了。今后谁杀谁负责。特别是要把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区别开来……”可是紧接着胡代维的讲话，却表扬了那些行动快、杀人多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未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大队很不服气，杀人谁不会呀？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就杀了15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权，把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留下来会后碰头。梁域说：“叫你们留下没别的事，主要就是研究搞掉朱用进的事。这个家伙‘社教’时被划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撤了副大队长的职，党员也免登了，他一直不服，到处告状，翻案，很嚣张!还扬言要杀敬部长和我。为保卫‘社教’成果，‘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决定今晚行动，干掉他。”
前来碰头的几个大队干部说，光搞掉他一个人不行，非得要搞，就连他的儿子朱时佑、朱时春，兄弟朱用章一起搞掉才行，不然后患无穷。梁域表示同意。研究具体行动方案时，大队干部提出，朱用进干部当得久，虎死不倒威，在大队有一定势力，要搞掉他家父子恐怕还要公社出面派其他大队民兵支援才行。敬慎修说：“这没问题。但不进村，在外备用。”梁域说：“你们放心，你们只要把人抓起了，其他问题公社解决。”
梁域为什么非要干掉朱用进父子呢？
据梁域等人说，是因为朱用进戴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以后，不但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反而十分嚣张，多次扬言要杀人，广大贫下中农对他恨得要死、怕得要死，一致要求对他采取革命行动。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查，认为--
梁域提出杀朱用进父子的主要原因是：1963年梁域贩卖毛线、茶油被宁远县水市工商所没收，梁回大队要朱用进开出证明，朱未给证明，产生隔阂。另一方面，朱用进社教前，利用职权，经大队批准取得了在柑子园墟场上做酒饼（药）生意的权利，每月只交15元副业收入给生产队，朱家的酒饼子质量可以，生意好，赚得多，生活比较富裕。64年搞社教时，算剥削账，划上了新生资产阶级。梁域“社教”时任大队贫协主席，整过朱用进家里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材料，并组织批斗朱用进数次。朱用进一直不服，多次上告，并多次找梁域寻衅，扬言要搞死他。“文革”杀人中，梁域多次向敬慎修汇报朱用进的问题，借机报复。
关于要杀朱用进父子四人的原因还有一个说法：朱用进有一个弟弟叫朱用通，当时在东北工学院读书，暑假回家，被怀疑是“革联”派来的探子，派民兵去抓捕，被他躲在屋檐下面逃脱了。怀疑是朱用进透的消息，所以决定要搞掉他。
不论哪种原因，要杀朱用进父子，梁院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晚，趁着月光好，敬慎修、梁域亲自带领公社自卫队民兵，在卫星大队干部民兵配合下，将朱用进等四人抓到公社卫生院后面的茶山里。朱用进对自己也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茶树林，才晓得大事不好，双腿一软，扑通跪了下来，磕头如捣蒜地求饶：“梁域兄弟，不，不，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过苦......”
梁域用鼻吼笑了一下：“呸，你以为是你还是贫农、党员、干部？你是新生的四类分子！”
“我们犯了什么罪要砍脑壳，你也得说个明白呀。”
梁域厉声喝斥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已经蜕化变质，成了我们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
之后用钢钎将4人打死。
附带提供几个数据，柑子园公社在敬慎修、胡代维、梁域等人的策划部署下，从1967年8月25日起到9月10日止，共杀128人，其中地富分子及子女89人，中农17人，贫农22人。最先向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告状的红卫大队就杀了4个贫农2个中农。①
第三十九章 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道县的汉子没有帮老婆做家务的传统，生产队出工，一般要到太阳下山才收工，回到家里，女人家锄头一放，就忙着把围裙一围，双手在围裙上擦几擦，算是洗了手，然后便抢火一样地忙碌起来，将鸡、鸭喂了食，收进埘里；又将猪潲热了，倒进糟里喂猪；如果有毛俫崽(婴儿)哭得厉害，就从碗柜里抓出一根“酸咸”（泡菜）塞给他（她）去吮，待到鸡、鸭、猪都安顿好了，才能安顿人。饭菜上桌，一般都是掌灯时分了。男人们呢，收工以后，马上到自留地里打点菜蔬，忙过自留地里的活，就坐在厅屋的门洞里，拿起一根尺把长的烟袋抽着旱烟等着饭熟。蓝幽幽的烟雾从嘴巴里、鼻孔里逸出，一天的疲劳好像都随着辛辣的烟雾从肺叶里吐了出去。但是绝对不会帮着老婆动一下手，不是不想帮，怕人笑话，“男人不摸锅边铲”，在这里帮老婆做家务就是怕老婆的铁证，怕老婆就是无能的铁证。哪怕只是帮着挑一担水，也会有人开玩笑地说：“哎呀呀，把个婆娘当个皇帝娘娘供起来，怕么是晚上好睏些吧？”
但何芳乾例外，他在大队当支书，当家理事，说一不二，回到家里，挑水、烧火、带乃崽，什么都做。把同村的女人们羡慕得眼睛都滴血，都说何芳乾的老婆命好，前世做了好事，这世才修得这么个好丈夫。
（67年）8月28日，何芳乾从公社参加大队干部会议回来，见天色尚早，在自留地里打整了一会，又把水缸挑满，这才含着烟筒，坐在厅屋里抽起来，看着西边山上的红日头一寸一寸地落下去。
早几天（8月25日）公社召开各大队负责人会，根据公社的统一部署，大队杀了两个“调皮捣蛋”的坏东西。①
① 据处遗工作组相关材料披露，1967年8月25日上午，何芳乾与大队副支书左隆交等人参加公社召开的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会议由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本跃主持。李在会上传达了上级文件，讲了阶级斗争的形势，说：“现在地富反坏右翻天了，二中（革联）打死人了，武装部的枪被抢了，有的地富分子已经杠枪上山为匪了……阶级斗争形势严重得狠！”并要求：“贫下中农要起来对他们实行专政，对于跳皮捣蛋的可以杀几个。”何芳乾、左隆交、何菊明（贫协主席）等人回到大队，当晚即召集部分大队干部开会，由左隆交结合本大队具体情况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左隆交在会上说：“我们大队有两个坏东西表现非常猖獗，一个是坏分子左永祥，他在内岑参加了地富黑会，还杀了猪，吃了血酒；还有一个地主（子弟）左昌允记变天账，准备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经查全部为不实之言）这两个人我们要对他们实行专政，把四类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与会人员听后非常震惊，一致表示同意专政。何芳乾打电话将大队会议的决定向公社作了汇报，李本跃答复：“好得很！群众发动起来了，可以杀。”
第二天（8月26日）上午，在油湘中学召开群众大会，由贫协主席何菊明宣布二左“罪行”，代表“跃进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左永祥、左昌允二犯死刑，立即执行。”接着将二左押到河边，用鸟枪打死，抛尸河中。之后，又将全大队14名四类分子分别关押在洲子上和五里洞两个村子里，洲子上的关在五里洞，五里洞的关在洲子上，派民兵严加看管。
今天上午，李部长（公社公安特派员李跃本）又在公社供销社的楼上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干部开会，会上，何秘书（公社秘书何润龙）传达了县里领导的指示（实际上是“红联”前指的一个代电），通报了全县的杀人情况，区里蒋部长做了“重要讲话”，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全县阶级斗争的形势如此严重真的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油湘公社这一次在全县大落后了，不但公社落后了，自己的跃进大队在公社里面也落在了后面。特别是公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李部长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了自己大队拖了全公社的后腿，给他震动很大。何芳乾虽然身体不是太好，整天病怏怏的，但工作从不落后，领导一指责，惊出一身汗，回大队的路上就与其他几个同去开会的大队领导商量好了，这一次一定要大干一场，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这时候，老婆收工回来了。何芳乾忙吩咐：“快点搞夜饭，今晚上有个重要的会要开。”
老婆见他很兴奋的样子，问：“什么会？”
“公家的事，你们女人家少管。”
老婆马上闭上了嘴，忙着刷锅做饭。她知道，老公在外工作，老婆要支持，公家的事，能不问就不问，能不管就不管，免得有人说她吹枕头风，影响党的威信。
吃过夜饭，草草地洗个澡，何芳乾匆匆赶去开会。农村干部开会，时间观念不强，说好八点到，不到个九点，人难得来齐，可是这回，等他走到开会地点--第五生产队的禾堂时，只见晒谷坪上，早就沤好了一堆熏蚊子的烟火，黑压压一片人头，参加开会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几乎到齐了。何芳乾赶紧入座，交待负责站岗的民兵提高警惕。一清人数，洲子上村的都到了，五里洞村的因为路远些，还有几个没到。何芳乾朝五里洞方向看去，黑黜黜的旷野里，几点火光正向这边移来，心知是那几个没到的人来了，便放心地接过别人敬过来的烟袋，嗞嗞地叭起来。
“何书记，开会吧。只有几个没来了，边开边等吧。”有人催道。
“不急，再等一下子，今天的会议重要，一个人都不能缺席。”
一会功夫，便听得站岗的民兵一声喊：“哪个？口令？”
“哎哎，是我哩。革命！”
开会的人到齐了。搞完“敬祝”，学过“语录”，何芳乾开始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在会上，李部长表扬我们大队，说我们觉悟高、行动快......李部长说，我们大队搞掉（左）永祥、（左）昌允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家伙，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现在，好多大队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自从25号搞掉两个以后，到现在还是一塘死水，没有行动。李部长说我们是一个先进大队，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我们回来查一查，调皮捣乱的还可以搞他几个。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主要就研究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大队还有没有调皮捣乱的家伙，要不要再搞掉几个？第二、要搞的话，搞哪几个？第三、怎么个搞法......”
第一个问题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呢？四类分子都老实了，共产主义早就建成了，还要抓阶级斗争干什么？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当然还是我们先杀他们，免得将来吃了亏，后悔都来不及。
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一名贫下中农代表提出：“杀了劳力，老的、小的哪个养？小的养大了好给他们报仇？”九队队长左永才提出:“要就不杀，要杀就一蔸蔸杀。”
与会者你一言，我一语，多数赞同这个意见。
何芳乾最后拍板：“那就一蔸蔸杀。”
当即要各生产队报上名单，何芳乾亲自负责登记汇总。此事关系重大，交给别人，他不放心。
会议却一下子静了场，都垂着头，叭着手里的烟袋，黑暗中，猩红的烟头象河边草丛的荧火虫一闪一闪。每一闪，都把一张憨厚朴实、心情复杂的脸叠印在夜幕上。唉唉！人和人在一块天下生活，在一口大锅里捞饭吃，哪能没个磕着碰着的时候，哪能没有矛盾呢？可是，无缘无故要杀人家一蔸子，想起来还是有些肝颤。何况这个大队，以何、左两姓为主，洲子上的多数姓何，五里洞的多数姓左，姓左的心里又多有一层不平，上次杀的都是我们姓左的人，未必调皮捣蛋的都姓左，没有姓何的？
何芳乾见大家不开口，只得又起带着作用，报了自己生产队的名单。这一来，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五里洞那边了，好了，我们这边出了人了，你们那边革不革命？
就这样，你报一户，我报一户，比着来，最后把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子女全部作为要杀的对象报了名，一统计共61人。
何芳乾一看名单，犯了愁：“这么多人，搞到哪里去呢？”
副大队长左昌贵建议：“石头山水库尾巴有三眼窖，搞到那里算了。”
何芳乾说：“晓不得窖坏了没有，还是请你马上带两个人去查看一下，好不好?”
大队看水员一边答道：“我前两天从那里过身，看了的，没坏。”
何芳乾说：“没坏就好，明天上午就到那里去开宣判会。”
接着研究具体事宜，安排大队会计明天领头喊口号，安排大队副支书负责写“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
何芳乾再三交代：“今天晚上都要搞好，不然，明天上午就没有把戏耍了。”
最后决定，鸡叫头遍开始行动，抓人时打钟为号，五里洞村和洲子上村的民兵斢换行动，并宣布“纪律”：“今晚决定的事，任何人不得透风出去，违者同罪！”
第二天清早，随着第一遍鸡叫的声音，行动开始。铛铛铛铛......挂在大队部前面用一块废铁板做成的钟敲响了。接着，五里洞那边也跟着响起来。
好！一切顺利！
动手前，何芳乾还是感到不托底，又专门找到驻队的公社副书记柏承广汇报。柏书记听后说：“群众运动吧，还不是贫下中农要求怎么搞就怎么搞。不过，你还是请示一下两个部长（公安员、武装部长），看他们怎么答复。”何芳乾连忙给公社摇了个电话：“喂，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那就找何部长①，也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的何芳乾，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决定用扫把扫，杀60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来喜“咿”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准备了三口地窖，准备全部下到窖里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何芳乾：“何支书，可要注意安全呀！”何芳乾说：“郑主任，我做事你就放心吧。”又嘱咐郑主任，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尽快报告李部长。
这时，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好了。其中地富分子
① 何文智，时任油湘公社武装部长，据处遗工作组相关材料披露，何系油湘公社“文革”杀人事件重要责任人之一，犯有组织、策划、实施杀人等错误
10名，子女51名，18岁以下未成年人33名。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一大早就把“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背到了杀场，用两根棍子叉着立在三眼窖边。
上午9点多钟，何芳乾带队押着61.5名（其中一名孕妇，腹中胎儿算半个），被杀对象，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走去。后面还跟着一群人数可观的看热闹的队伍。天气热，捆得紧，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就请示何支书，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丢进河里。这一招立杆见影，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马上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朝着死亡的路上迅跑。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1.5人的死刑。然后，大队会计点名逐个验明正身，推下三口窖眼里。又将稻草淋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烧，最后盖土掩埋。至此，加上此前已经“处决”的2人，跃进大队大跃进，共杀63.5人。整个油湘公社在“文革”大屠杀中共杀128人，跃进大队占了一半。何芳乾可能没有想到（当时也没有作总结评比），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放出了一颗“卫星”，一举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至此，跃进大队的“阶级敌人”已经基本消灭完了。之所以不说彻底消灭，是因为还有漏网之鱼，一名地富子弟跑掉了，还有一个年轻的地主婆是贫农嫁到地主家的，经群众评议，决定区别对待，给出路，让她重新嫁人。
至于那些被杀的人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现已无从考证。一个被送上杀场的人心里该会有多少事在翻腾呀！可惜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个被杀的人都是清白无辜的，不但是清白无辜的，而且是老老实实，绝对不乱说乱动的，所以也就没有作过任何抵抗的准备。如果进行抵抗的话，那才是真正唯一的罪行。
而杀人者何以如此残暴呢？刀劈孕妇连眼皮都不眨一眨！莫非人类的灵魂深入真有残暴基因存在？它有时用于仇恨的报复，有时用于填充某种百无聊赖的空隙，但它一旦在“正义”和“革命”的名义下出现，更会变得百倍疯狂和理直气壮。当时最为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看着窖眼上那被脚踩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芳乾还是不放心，他和副支书左隆交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边抽烟边商量：里面埋的人太多，薄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没死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决定做牢靠的搞，派民兵在这里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来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库里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大的响声，吓得守夜人心口怦怦直跳。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事后，何芳乾非常兴奋，逢人便吹：“老子当时杀得浑身是血，成了个血人。”
这个“血人”后来被提升为公社书记。
如今那三口窖埋着59.5具尸骨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岁岁年年草荣草枯，全无一点血腥的痕迹。再没人谈起那里，也再没人敢去那里，那里成了一块鬼地。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页瞬间的历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须知，有些东西是很难腐烂的，埋下了就和埋藏它的土地一样地久天长了。
卷五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第四十七章 夜夜噩梦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道县愈演越烈的杀人事件，在道县以及全省，以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是“一分为二”的，除了我们以后将要讲到的，它在附近十个县市引起的大屠杀外，也有强烈的反对之声。杀人的情况（真假混杂）通过民间、军方、政府三条渠道传到省会长沙，乃至首都北京，引起湖南省革委筹备小组、47军支左部队和一些群众组织的关注......人们在慎重地考虑制止杀人事件发展的措施。在这先后，湖南省革筹、47军支左曾多次打电话给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询问杀人事件真相。
然而，道县杀人风还在那片青山绿水中强劲地刮着，而且越刮越烈。它们就象瘟疫一样，刮到哪里那里就杀人。杀人的成分已经越来越扩大，不止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各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有被杀的可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与他人有嫌隙的人也难保安全，甚至观点不同也成为杀人和被杀的充分理由......人们对开会的消息已经恐惧万分，因为，只要某地开会，要不了几天潇水河里就会有几具尸体浮起。道县杀人风正在向周围县市迅猛扩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可能从农村杀向城市，从道县杀遍湖南，杀向全国。就连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都挂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标语。
（1967年）8月26日下午，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拿着47军发来的《社情电报》，急急忙忙赶到营江，找到郑有志，要郑迅速传达。郑有志立即通知各区社，8月27日在营江召开一个为期三天的政法干部会议，传达《社情电报》精神，讨论制止滥杀问题。当晚又召开区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电话会议，传达《社情电报》。
然而这个名为制止滥杀的会议却出人意料地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会后，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从1967年8月26日到8月30日，短短五天时间，全县共杀2454人，占全部杀人总数的54.5％。原先有些行动迟缓没有杀人的公社也行动起来了，全县37个公社（包括理家坪公社）全部杀了人。
道县处遗工作组的一位负责同志谈到这个现象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营江前线指挥部在营江公社召开的各区公安特派员和区武装部长会议（营江政法干部会）的指导思想是‘不准滥杀’和‘罪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重点还是落在一个‘杀’字上。会上大讲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把那些用老虎凳、辣椒水和烙铁‘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反革命组织大肆渲染。指挥长郑有志、‘红联’司令张明耻、政委贺霞都讲了话。讲了所谓的当前形势，‘革联’的问题，以及对农村杀人问题的看法。有些同志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罪行说成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加赞扬。还上升到理论高度，说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高思想认识①。郑有志在会上说：‘这一下我们道县出大名了，连中央都晓得我们了。中央文革都下了批示（指中央文革小组对零陵军分区上报47军的《社情电报》的批复）。中央虽然没有表扬我们，也没有批评我们，这说明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中央还是支持的……敌人要搞暴动，贫下中农主动拿起锄头、扁担、长矛打死要搞暴动的四类分子，这和当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一样。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我看是好得很，大家要正确认识贫下中农杀地富的问题。’当然也讲了杀人要整材料报批，要将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区别对待等等，但都是官样文章。在当时的农村里，四类分子是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子女也是四类分子，连四类分子的孙子都是四类分子，杀起来哪有个青红皂白。8月28号，郑有志在会议小结中说：‘前段杀得有些乱，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又没有杀。要劝说群众不要再随便杀人了，杀多了就会杀乱了，杀出宗派来，误杀了好人。但是有些罪大恶极的，群众有要求的，还是要杀他一、两个。’8月29日中午，郑有志又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虽然也讲了‘不准滥杀’的问题，但在讲话中，仍然是大讲全县所谓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说‘四类分子’要搞暴动，要杀党杀干杀贫下中农；说贫下中农起来先下手为强，结果把四类分子杀了；说‘乱杀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又说了前段杀人杀乱了，有的地方把四类分子子女也杀了，把小偷小摸的也杀了，把脱产干部也杀了；还有的地方提出要杀‘四清’下台干部，要杀搞副业不给集体交款的人等等。郑有志说，不能乱杀，对罪大恶极的，要整材料上报，批了之后才能杀。应当说郑有志等人的讲话对于杀人风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当然讲这个话的人不止他一个，他是个代表人物。还有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本质的原因，就是左倾思潮把人的思想搞乱了。讲个笑话给你听，那个时候，天不下雨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山洪暴发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水库漏水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脑膜炎流行怎么办？②批斗阶级敌人。粮食减产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总之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也灵，不灵也灵......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都是个笑话，但在当时神圣得可以掉脑袋。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使人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那么杀四类分子就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杀不杀是立场问题，怎么杀是感情问题。‘立场’不能错，‘感情’一定要宁左勿右，‘左’一点有好处，‘右’一点自己吃亏。再有一点就是派性作怪，当时‘红联’和‘革联’斗得你死我活，‘红联’把对‘革联’的仇恨发泄到四类分子身上，至于四类分子与‘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那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比如当时就有人造谣说：‘革联说农村杀四类分子就是杀了他们的阶级兄弟。’营江政法工作会议还没结束，各区社就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祥霖铺区27、28、29突击大杀三天，杀了500多人。四马桥区四马桥、杨家、洪塘营、大平岭等公社给大队打电话指示杀人，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紧时间搞他几个，免得将来要整材料。’清塘区有的大队原来杀得少，有的没有杀，区里就派人下去督促，说：‘别的地方都杀了，你们这里的四类分子就那么好？’仙子脚区，那个时候叫红岩区，该区沙田公社原来只有个别大队杀了人，营江会议后，公社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上说：‘要杀就赶快，不然就没有机会了。’结果几乎每个大队都杀了人。寿雁区在会前只杀了40多人，会后几天就杀了400多人。营江公社原来只杀了9人，会后几天就杀了40多人。清溪区柑子园公社在贯彻营江会议精神的当天晚上就杀了39人。特别是该区油湘公社跃进大队原来只杀2人，28号在公社听了营江政法会议精神传达后，29号一天就杀了61人，成了全县的杀人冠军。”
笔者在处遗工作组写给县委和地委的汇报材料中看到下面这段文字，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本身就是道县文革“杀人风”的点火者、煽动者和部署者，他们去制止杀人无异抱薪救火。
“红联”少数头头（包括支持他们的一些干部），一方面与“革联”打派仗、搞武斗，一方面插手农村的“乱杀风”，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一是造了大量杀人舆论。
二是对杀人作了动员、部署和督促。各区社开会动员、部署和督促杀人，都是“红联”头头和站在“红联”一边的干部搞的，“红联”总部和“前指”负责人也都参加了这些活动。
郑有志多次在一些全县范围的会议上动员部署杀人，又两次在清塘区召开全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鼓动杀人，还在营江公社召开营江公社基干民兵会议，布置杀人，到桥头、红岩、寿雁等地督促杀人，煽动说：“罪大恶极的就是要杀他一两个。”“只要群众起来了，先下手为强。”批准清塘、久佳、营江等公社的几个大队杀了5人。
贺霞多次在一些全县范围的会议上鼓动杀人，说：“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这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的问题。
张明耻在一些全县性的会议上，对乱杀人问题给予了肯定，要求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问题，为各区社提供炸药，支持杀人，并电话布置祥霖铺等区抓捕站在“革联”一边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说：“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枪毙。”批准寿雁区的何寿植杀1人，指挥营江良种场民兵杀了技术干部周德俊。
刘厚善8月21日从营江给本区打电话说：“六区、十一区、八区都杀人了，我们那里有四类分子暴动，要干掉他，免得贫下中农吃亏。”在万家庄公社八一大队、上关公社齐心大队等地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动员杀人，说：“最高法院就是贫下中农，要杀就杀。”“四类分子要管好，跳皮捣蛋的，经贫下中农讨论，就可以干掉他。”8月30日指使人将富农分子林彩和杀死在松树林里，点名将齐心大队的李如标杀掉。在齐心大队的龙江桥借枪给一个大队杀了6人。
钟昌友8月19日从营江给本区（车头区）公安员何田打电话，布置杀人，说：“每个大队把最坏的杀他两个。”8月20日，听车头公社妇女主任电话汇报杀了一个四类分子，说：“这是群众运动，好得很。”8月29日，又给本区打电话布置：“各大队把四类分子集中关起来，情况不对，就全部干掉。”
8月26日至28日，“红联”召开的全县武装政法干部会，名义上制止杀人，实际上起到了进一步动员杀人的作用。8月20日左右和9月中下旬，“红联”派出人员到一些地方了解所谓敌情和贫下中农反暴动的情况，并布置祥霖铺等区搜集并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为统一向上汇报作准备。
三是组织民兵控制全县农村。“八·八”抢枪以后，“红联”即布置区社组织民兵统一活动，阻止“革联”下乡，控制四类分子的活动。全县所有区社都集中了民兵，成立了“指挥部”、“民兵营”、“自卫队”一类组织，脱离生产，站岗放哨，拦关设卡，堵截搜查来往行人车辆，全县民兵上下左右之间都有联系，整个农村被“红联”严密地控制着。
四是“红联”统一解决了民兵的用钱用粮问题，为区社提供了炸药。“红联”总部统一向下布置，民兵费用可以用公款、吃公粮。有的区社对这种作法提出疑问，“红联”头头说：“现在考虑的不是几个钱、两斤粮的问题，‘革联’要搞反革命政变了，吃了再说。”有的地方则是由区社统一部署，向生产队摊派粮钱。“红联”总部从县物资局搞了两千多斤炸药，发到了各区社，绝大部分用来杀人。9月初，“红联”为集中在“前指”的500民兵每人做了一套军装，买了一双解放鞋、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搪瓷碗。
五是抓了全县贫代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8月11-17日和30日，“红联”召开了两次全县贫代常委会和一次全委会，通过他们抓了全县贫代会组织的建立健全工作，组织贫下中农参与“乱杀风”活动。不少区、社、队都建立了贫代会组织，开展了活动，很多地方的杀人宣判活动，都是由贫代会组织的头头主持的。县贫代会的不少常委，都是“乱杀风”的积极分子，如祥霖铺区蒋良珍，在区社参加了不少组织、指挥杀人活动，在本大队批准杀了5人。
六是组织专人对所谓反革命组织成员进行了审讯。8月下旬“前指”布置各区社将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送到营江，由黄涛组织何荣昇（公安局股长）等人统一进行审讯，并专门成立了“红色前线政治指挥部”，前后被审讯的有二十多人，从九月一号一直搞到十月二十六日，经过审讯的人，放回后绝大多数都被杀掉了。在此期间，“前指”曾作出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则将被审讯的人统统杀掉（未成事实）。
七是有人上下联络。8月中旬“红联”撤到农村后，仍有3人留在县城与上下左右进行联络。他们是唐铭植、刘昌林、王恩昌。唐以“红总”（道县红卫兵总部）出面，刘、王以贫代会出面，经常与各区社通电话，了解动态，要杀人数字，通报全县各地发生的重要情况，传达“红总”和“前指”的意见，答复区、社提出的问题。祥霖铺区提出要出杀人布告和组织力量突击杀人，王恩昌都在电话里做了肯定的答复。唐铭植还经常与熊炳恩联系向他汇报情况。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8月27日正式开会，29日上午散会。开会地点，原定在营江公社，后因担心“革联”破坏，改在营江小农场。
接到开会通知后，祥霖铺区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给留守区里主持工作的副区长苑礼甫摇了个电话：“苑区长吗？我是蒋光德。请你赶快把几个公社的公安员都通知来营江开会，要快。对，对，马上赶来。”苑礼甫向蒋光德问起营江会议的情况，蒋光德说：“正要讨论这个（指滥杀）问题，以后罪大恶极的，贫下中农要求迫切的，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要注意阶级路线......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随便了。”接着，蒋光德通报了一下其他几个区杀人情况，蚣坝杀了200多，月岩杀了100多，四马桥杀了100多......说：“别的区杀得多，我们区进度慢......形势要求我们抓紧一点，抓平衡一点。”
苑礼甫接到电话，双眉紧皱到一起。与清塘、蚣坝、四马桥等几个“先进区”相比，祥霖铺区的工作是有些落后于形势。作为区里最年轻的领导干部同时又是区“红联”的顾问，苑礼甫8月中旬到了营江“红联前指”考察革命形势，回区以后，8月17日出面召开全区脱产干部会，策划按照营江“前指”模式成立区里的民兵指挥部。8月21日，在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召集全区干部、民兵骨干约300余人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渡民兵指挥部。8月23日，苑礼甫、黄尚森等人在水龙农业中学召开全区干部、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部署下一阶段抓促工作。当天晚上，新车公社八家大队在新车圩浮桥①口栏关设卡盘查行人，抓住了3个形迹可疑人员，说是外出搞副业，身上有没有带公社和大队的证明，抓住送来上渡指挥部。第二天，经过突审，发现是3个从本区审章塘公社松柳大队逃跑出来的四类分子（子弟）。当晚，经区委组织干事、上渡民兵指挥部指挥长黄尚荣等人批准将3人打死。但这个事情搞得没有一点声势，简直是偷偷摸摸的，一点都不光明正大。苑礼甫和区里其他几个领导很不满意。幸亏黄尚森脑子灵，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写了布告，张贴到祥霖铺圩上。 第二天正逢圩日，一下子轰动了，这才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苑礼甫自己也亲自出马，在上渡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杀了上渡大队的4个坏家伙，总算把全区的工作轰轰烈烈地推动起来......
可是，工作刚刚有了一点起色，就要剎车了。苑礼甫非常婉惜。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开创的大好局面付诸东流？苑礼甫心里反复分析着、思考着......蒋光德的电话无疑给了他一个讯号，再不杀，机会就不多了。这位年轻的区委秘书兼副区长是道县重点培养的干部之一，一向以工作有干劲、有水平得到县委领导的高度肯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必须有所表现。
一直站在身边的黄尚森被他严肃的表情吓住了，悄声问道：“苑区长，蒋部长在电话讲了什么事？”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苑礼甫作出了决定，他一拍黄尚森的肩头，说：“马上通知指挥部的脱产干部和在指挥部的排以上民兵干部，今天晚上在晒谷坪开一个紧急会议。”
当晚，上渡村晒谷坪上点燃了两盏咝咝作响的大汽灯。开会的人陆续到齐之前，苑礼甫又把黄尚森、祥霖铺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审章塘公社组织委员蒋贤柘、下蒋公社团委书记杨守元、新车公社培植员李正仁、岑江渡公社武装部长张花荣等几位骨干干部叫出会场，开了一个预备会。苑礼甫传达了蒋光德的电话内容后说：“......光德同志叫我们采取措施，抓紧一点，抓平衡一点，指挥部的意见是想抽一部分民兵下到各公社各大队督促一下......看你们的意见如何？”
大家一致认为苑区长这个意见很好。
于是，派民兵下大队督促杀人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接着几个人回到会场，宣布正式开会。会上苑礼甫作了重要指示：“指挥部决定，以公社为单位，每个大队派两个基干民兵去打突击。具体派谁去由各公社自己决定。......过去杀一个坏家伙要写好多材料，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可以批准死刑......以后，等各公社特派员从营江开会回来，又会要批了，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来一个大扫除。”
会后，苑礼甫又单独把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营长杨秀志留下，面授机宜。
次日清晨，上渡民兵指挥部全体民兵紧急集合，召开誓师大会。杨秀志首先传达了指挥部的决定：“昨天晚上开了个干部会，苑区长部署了，今天要给每个大队派两个民兵去，配合在家的民兵行动，三天之内把该杀的四类分子杀掉。今天大家回去后，要崭劲搞一把......苑区长又指示了，要我们回去以后要提高警惕，防止二中的革匪来抢人。”
接着大会主持人黄尚森讲话，鉴于一些历史经验，他反复强调：“回去只准杀四类分子，不准杀贫下中农，不要杀乱了。”
最后，苑礼甫作总结发言：
“......同志们这一次回去执行新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在这里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
他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了一头猪，打牙祭（会餐），指挥部又特意赶制了一幅大横幅：
热烈欢送我部民兵回第一线执行光荣任务！
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苑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6名（63个大队，每个大队派2人）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年轻的苑副区长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咤风云的豪情。他以手叉腰，情不自禁吟咏起毛主席词诗中的名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把突击队派下去以后，苑礼甫又专程赶去营江汇报工作。他对贺霞说：“祥霖铺阶级斗争复杂，海外关系多，不杀一批，今后工作不好搞。”贺霞有些担心地说：“杀人的事要慎重，不管杀什么人，将来形势好了，恐怕要追究责任的。”苑认为杀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贺霞这个人前怕狼后怕虎，成不了大事。
三天后（8月30日），126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共杀569人！
这三天，苑礼甫等人也不轻松。他们坐镇指挥部，平衡全局，掌握进度，很辛苦。尤其苑礼甫是个工作十分认真的人，干什么事情都不肯马虎。8月27日民兵出发以后，他还不放心，又把手下的得力干将李顺运叫到身边，要他马上赶到久佳山（大队），把杀人（镇压四类分子）情况带回来，好掌握第一线情况。
李顺运雷急火急赶到久佳山大队时，该大队的干部根据队民兵带来的上级精神，已经初步定下了杀人名单，正准备召开群众大会。看到上级领导专门派人下来指导工作，忙请李（团委）书记主持会议。李顺运很谦虚，说：“会议还是你们大队自己主持，我列席。”会上李以指挥部特派员的身份讲了话，号召“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向四类分子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地富要翻天，我们就坚决镇压”。会后，杨天逊、杨开佳等16名四类分子及子弟被押到乌仔塘边的树林里，执行了“死刑”。
完成任务后，李顺运马上赶回上渡指挥部，向苑礼甫汇报。苑连声说：“好得很！好得很！贫下中农真正地发动起来了。”
第二天（8月28日）上午，祥霖铺公社祝福大队干部张××、何××到上渡民兵指挥部请示是否能杀地富，虽然回队民兵已经把上渡会议精神带回去了，但大队支部开会讨论了一下，还是觉得不放心，所以派专人来问政策。副指挥长黄尚森答复说：“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讲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怕杀得，我们就派人去帮助你们杀。”苑礼甫等人又把李顺运派去“指导工作”。李顺运随张、何来到祝福大队，立即主持召开大队干部会，会上决定杀四类分子及子弟刘成先、刘成任等6人，接着召开群众大会，以祝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宣布6人“死刑”。李顺运在会上说：“狗是改不了吃屎的，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会后李顺运亲自带领大队民兵将6名“人犯”押到盐田塘公路边，跪好，由民兵先用鸟枪打，后用马刀、梭标补火，最后李顺运带着两个民兵验尸，发现刘成先居然还跪着没倒，李顺运连忙捅了一梭标，这才倒下。
当晚，李顺运即赶回上渡，向苑礼甫、周润真（也是上渡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作了汇报。苑、周二人对李顺运大大表扬一番。苑又说：“小李，还要辛苦你一下，明天大盘、小盘开大会，杀四类分子，你去掌握一下。”
第二天（8月28日）一清早，李顺运就赶去大小盘，考虑到大盘村、小盘村属下蒋公社管，又专门叫上下蒋公社团委书记杨守元一起去。这时小盘大队已经将要杀的四类分子及子弟（12人）捆好了，静候上级领导来人指示。李、杨二人一到，立即就召开群众大会，李顺运代表区、社领导在会上讲了话：“四类分子要翻天，我们坚决镇压。现在他们要搞暴动，要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贫下中农，我们要对他们实行专政，该杀的坚决杀掉，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不杀他们，我们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会后，将12名被害者用鸟枪和马刀杀害。做事过细的李顺运把手指逐个伸到被杀者的鼻孔旁检查，确实全都断了气，这才放心。
8月29日一清早，苑礼甫又给李顺运派了新任务：“久佳山是你们公社的一个重点，阶级斗争很复杂，你对那边情况比较熟悉，今天还要麻烦你再跑一趟，去久佳山掌握一下杀人情况，统个数字回来。”李顺运马不停蹄连轴转，吃完早饭就赶到久佳山大队，找到大队正副支书杨迎晶、杨角阅，几个人碰了一下头，觉得第一批不彻底，还有几个该杀的没有杀，决定再杀几个。接着就召开全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要各生产队报杀人名单，一家伙报了25个，接着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死刑”。整个过程一个上午就完成了。李顺运照例又在会上讲了话。讲完话，将被杀对象一个一个喊出来低头认罪，有个别喊冤的，一顿棍子打了，个个都老实了。李顺运亲自带领大队民兵将被杀的25人押到上次杀人的地方，用鸟枪和马刀杀死。其中有两个地富子女没死，倒在地上打滚，李顺运又亲自补了刀。
在这次处遗工作中，李顺运被定性为奉命组织杀人。也就是说，板子最后打在了苑礼甫等人身上。对此，苑礼甫非常不服：“太不实事求是了！杀人的时候，他（李顺运）比任何人都积极，还用我去指示？再说我什么时候指示过他杀人？我只是要他去统个数字，掌握一下情况，相反，我还不断地提醒他要注意党的政策，要把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区别开来，不能乱杀。”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关于这些民兵在下面是怎样督促杀人的，我们想用一名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口述实录作一个回答。因着偶然的机会，我们采访到了他。我们不想把他称为杀人凶手，他太不像了！神情委琐，身材瘦小，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会杀人，甚至能杀人，更不用说还曾威风凛凛地掌管生杀大权！他那绝非伪装的朴实憨厚，你会以为是那种只会被人杀的人。他叫周光佑，文革杀人时是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的贫协主席。当时，刚刚被牛斗伤了腿，伤在大腿那里，在家休养。走路一颠一颠，痛得跐牙咧嘴，可还是忙上忙下的给我们端茶递烟。脸上的表情很紧张。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①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那时候，乱得很，各地起了舆论，四处刮风，一天好几个消息传到村子里来。有人说，清塘公社有个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有二十户地富，二十户地富先动起手来，把十户贫下中农都杀光了。有人说，全县好多村子都杀了地富，地富跑到二中，夺了枪，要血洗道县。风声越刮越紧。阳历8月26日，我们公社开始杀人，15个大队有13个杀了人。我们没杀。天天有来鼓潮的，某大队杀了几个，某大队又杀了几个，我们怎么还不动手？那个时候讲究的是依靠贫下中农，我是贫协主席，就喊拢几个大队干部议了议。我问他们：“别个大队都杀了，我们还没动，你们说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没底，谁也不做声。支书周永斌看到支委没来齐，就提出晚上把人喊齐了，到唐家村去商量。
晚上在唐家开会时，我出了个主意：“是不是先把地富抓起来，关在一起，派人到公社请示，上面喊杀就杀，上面不开口就放。”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第二天早上，周支书和周家的周发亭、唐家的唐绍功，他们两个，一个是大队长，一个是民兵营长，一同去公社请示。走到半路上，碰到公社干部黄仁义，三个人问他：“黄同志，杀人的事公社有什么指示。”黄仁义说：“外面打烂了十面战鼓，你们还以为是鸡啄簟盘！赶快不要到公社去了，快回去，动手杀。区里派了突击队下来督战，你们落到后面去了！”
这天中午，我正睏午觉，唐绍功闯进来，把我从床上喊起：“光佑光佑，区里民兵司令部来人了，骂我们是怕死鬼，你看怎么搞法？”我说：“既然来人了，还不是只有抓了。”“抓哪些人？”“先都抓起来再说。”我一边穿好衣服，一边要他通知贫下中农开会，我又通知民兵抓人。不到一个时辰，唐家仓库后坪上，贫下中农来齐了，民兵也集合好了，12个地富也都用索子捆起了，关到仓库里。我看到富农子女唐寿娥手上抱了个两、三个月的毛乃崽（婴儿），就叫民兵莫捆她算了。
人到齐后，由支部副书记唐绍光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个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维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第一个提了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周家的人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唐家的地富，周家的人也一致喊同意。唐家的都没有一个人做声。你要杀我队里的人，我就要杀你队里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个场合，就晓得了，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个全部杀。
接着开宣判大会。区里民兵司令部派来督战的民兵队长是我表哥，我请他讲话。他呢，因为走了一上午路赶到我们大队，我们又没有招呼得好，没安排他吃饭，心里有气，借口肚子不舒服，不肯讲，要我讲。我只好往台上一站，叫大家拿起红宝书来，那时候没得红宝书办事不成的，先读了几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下面的我现在记不全了，我不识字，但那时候，那厚的语录本还是背得几百条。我接着讲：“今天的会主要是杀地富，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我的意见是同意杀！”我不会讲话，讲了几句，没得词了，说了声“完了”，就站到一边去了。
接着就是宣布死刑名单......开完会，我找到文革主任唐绍功研究，人杀到哪里去呢？我们两个扯了一气，开始打算杀在岑江河对门山上，一想那里是赶闹子必经的路，怕人；杀到河里，又怕把水搞脏了；上面大队杀人，把人丢下河里，尸体流下来，烂在我们这边的坝子上，臭气熏天，我们还跟他们提过意见。扯来扯去，定在周家对面山上。大家也都同意。就决定唐绍功安排船过渡，我就安排民兵押地富，两个押一个，不能让跑脱了。
周家对面山上那块地方原是个老坟场......茅荒草深，学大寨开了几块梯田，种了些油茶树，稀稀拉拉，长得还没有茅草高。驾船过了河以后，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上一排跪了。我把一百多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銃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和别个大队搞过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銃，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标、木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些看热闹的也自动站在了后面。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叫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功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起求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个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好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可是，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口令。
我的手也发起抖了，鸟铳上的鹅公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旁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标、棍棒一阵戳、一阵打，接着一窝蜂的人又用石头砸了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了，浑身稀软的，累得要命，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乱跳。那个心情，就像做了强人（土匪）一样。刚躺了一会，听得门外有人喊，山上有人没有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支书）、周发亭（大队长）和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一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过河去补火。唐绍木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唱：
叫你杀，你不杀，
叫你夺（戳），你不夺（戳），
千斤重担我担承……
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家屋场的毛田拐在土里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那边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工钱。”那个时候，五块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公，去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得这个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没断气的，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帕，拿回家去。我们这里有个讲法，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在身上可以长寿。尤其是暴死的人的汗帕最好。毛田拐搞完事，下了山，又过河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放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里。）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个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在山上没有管，当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后来，我就出去工作了，在东昇机械厂当炊事员。这一次清查一开始，刚刚学习了文件，我就主动找到厂党委坦白交待了。
厂党委派专人送我回大队，参加了20多天的学习班。因为我不在，大队上的人把责任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那不行，要实事求是！我找到他们，当着工作组的面，一项一项讲清楚，哪些事情是我的，哪些事情是你们的，一五一十都讲清楚。还有什么不认账的！谁不认账都不行。说记不得了，都是假话，这种事情，哪么会记不得呢？我记得一清二楚，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哪个敢不认账？后来，工作组的同志还对我表示了感谢，协助他们把我们大队的问题，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了。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祥霖铺区位于道县南部，辖祥霖铺、审章塘、下蒋、新车、岑江渡五个公社，区政府驻地祥霖铺圩距县城20公里。该区南面铜山岭、黑头山、猫儿山、马鞍山横亘数十里，地势南高北低。东部紧靠沱水北岸，西部永明河从桐溪尾入境，流经新车、岑江渡二个公社，在两河口与沱水汇合，形成一大片广袤平坦的土地，素以盛产茶油、稻米、烟叶而著称。
祥霖铺区是道县文革人事件中的区亚军，共杀916人（被迫自杀52人）。其中，枪打495人，刀杀152人，沉河88人，炸死28人，投岩洞9人，棍棒打死88人，绳子勒死4人，其他致死52人；灭门57户。
笔者特别提供一份祥霖铺区文革杀人进度统计表，这些单凋枯燥的数字，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思考。
时间（1967年） 人数（人） 备注
8月24日 8 区上渡民兵指挥部率先杀人。新车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
8月25日 24 审章塘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岑江渡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
8月26日 105
8月27日 242 区上渡民兵指挥部派民兵下队突击“补火” 杀人
8月28日 218
8月29日 109 “突击”补火杀人结束。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
8月30日 40
8月31日 55
9月1日 35 区召开会议传达47军制止杀人的通告。
9月2日 13
9月3日 15
9月4日 2
9月5日 23
9月6日 4
9月12日 1
（注：本表统计时间较早，杀人数字与最后落实人数略有出入）
从上面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祥霖铺区杀戒开得晚，8月24日才开始杀人，十个区它是倒数第一名。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开始，8月21日到8月25日形成第一次杀人高潮，祥霖铺区只赶了个尾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请教过好几位道县朋友，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这样回答笔者：“我县由于地处湖南边陲，文化大革命乱得比较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县委执行了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也抓了‘政治扒手’、‘右派分子’等等，要把运动纳入县委的轨道里来。这个情况大概全国都差不多。也好理解。当时作为县里的领导并不清楚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所以只能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比照反右斗争的经验来搞。结果一下子翻过来，受到很大的冲击，县区两级党委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公社一级稍好一点，也受到不小的冲击。这个时候，中央来了一个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支左。县人武部作为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序列就在县里支左，从这个时候开始，县里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里了。人武部这些人，原先在同级党委里位置比较低，一般就是一个常委，有些人常委都不是，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总要把原来党委里的某些人拉出来坐在前面，我不是说杀人的问题党委这边的干部就没有责任，我是说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实权在人武部手里，这些人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简单粗暴，胆子大得嚇人。1968年，47军支左部队和县革命委员会搞了一个‘揭盖子学习班’，针对1967年发生的‘乱杀风’进行查处，这个学习班我参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到现在为止（1986年）所有的查处，无论是力度还是深度都没有超过这次‘学习班’。当时我们揭出很多问题，可以说铁证如山。县里的问题，我现在不敢乱讲，但每个区杀人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几乎都是武装部线上的人，这个话走到哪里我都敢讲。红岩区杀人杀得最少，就是王先志（红岩区武装部长）说：‘让他们先杀，我们看一看再说。’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的事。祥霖铺区杀人杀得迟，就是因为陈国保（祥霖铺区武装部长）是个病壳子，当时在家养病，他的工作由下蒋公社武装部长暂时代理，一个公社武装部长要在一个区里布置杀人显然名不正言不顺，哪个会听他的呢？这就需要区里有人站出来。最后苑礼甫站了出来，但是走迟了一步。祥霖铺开始杀人的时候，全县已经杀起了风，到8月25号，整个祥霖铺还只杀了三十几个人，所以26号蒋光德从营江打回电话以后，苑礼甫要‘补火’突击杀人三天。结果一下子杀了500多人，全区60%的人都是这三天杀的。苑礼甫这个人你们可能不了解，从材料上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实际上文质彬彬，也很正直，还有郑友志也一样，从材料上看好像杀人不眨眼，其实蛮忠厚老实的。如果杀人可以不偿命而且还是‘革命行动’，人太容易变成杀人犯了。”
祥霖铺区杀人虽然起步晚，但也因其起步晚而呈现出一种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态势，各个公社紧急行动，连轴转，杀人数字直线上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审章塘公社。
审章塘公社是祥霖铺区杀人最早也是杀人最多的公社。笔者在本文开始时讲的那个杀害蒋勋父子、强奸蒋勋妻女的黄土坝大队就隶属这个公社。该公社也是全县的（公社级）杀人亚军，共杀285人，其中被逼自杀14人。最先杀的3个人是该公社松柳大队的三个地富子弟。前面已经讲过，这三个人因为听得“又要杀地富”的风声，害怕被杀嚇得跑出去，想到广西那边去避风头，（1967年）8月23日在永明河新车渡浮桥过河的时候，被八家大队的民兵抓住，送来上渡民指。当时苑礼甫等人正在水龙农业中学召开全区脱产干部、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煽动部署杀人，这三个背时鬼正好是送上门来的典型材料。第二天（24日）经过审问，没审出什么名堂，当然也审不出什么名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堂。黄尚森和审章塘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蒋贤柘、公社秘书杨景荣、公社武装部长杨家旺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借这三个“坏东西”脑袋发动群众。按照当时道县杀人的惯例，区和公社这两级单位一般都不亲自动手杀人，即便是点名要杀的对象，也是交给大队，交贫下中农“处理”，有人提出是不是打电话给松柳（大队），要他们来人领回去杀。黄尚森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烦琐哲学。简单处理，由（上渡）指挥部解决问题。”当晚将3人打死，第二天（25日）正逢圩日，黄尚森等人又在祥霖铺圩场上张贴杀人布告，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同一天，蒋贤柘、杨景荣、杨家旺、以及公社红联头头周建斌等人又在洞民大队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部署杀人。会后，蒋、杨、杨、周等亲自下到各大队督促杀人，形成了审章塘公社第一次杀人高潮。第二次杀人高潮虽然是由苑礼甫派上渡民兵指挥民兵下来“突击补火”引发的，但蒋、杨、杨、周等人坚决执行、大力配合也是功不可没。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审章塘公社杀人前三名的大队是：前进大队，杀39人，其中自杀1人；红日（送洲）大队，杀33人；红岩（葫芦岩），杀30人，其中自杀7人。三个大队中，红岩大队相对而言更有特色一些。
红岩大队，也就是葫芦岩村，是沱水边上一个依山旁水的村落。村子东边的沱水（潇水的上游）上有一个渡口叫葫芦岩渡，这个渡口很有名，凡道县人很少有不知道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摆渡，大约可载十八、九人，通往江永、江华的古道从这里通过，行人不少，渡船在碧水清波中来来往往倒也难得清闲。村后的山上，石多树少，但总体说来山清水秀，淳朴，自然，简约，又充满灵秀之气。
（1967年）8月25日，红岩大队党支部书记周甫爱等人从洞民大队参加公社召开的会议回来以后，第二天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骨干开会，贯彻洞民会议精神。
周甫爱把公社开会的那套程序原原本本地搬到了大队会上，他招呼大家对着墙壁上贴着毛主席像的忠字台站好，拿出红宝书先搞敬祝。敬祝完毕后，周甫爱说：“大家先不忙着坐下，让我们一起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大家把红宝书翻到第×页，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一、二、三——起”与会者随着他的口令齐声读道：“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扫，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个程序叫做请示。请示完毕后，会议进入正题。
周甫爱说：“......前一段我们大队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别的先进大队比，我们还是落后了。现在道县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阶级敌人的活动十分嚣张......别队早就行动起来杀地富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行动。今天把大家找得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调皮捣蛋的要不要也杀他两个？”
“要杀！调皮捣蛋的不杀他两个，以后我们大队干部还有威信？”
“上面已经开口要杀了，那就杀吧。”
周甫爱看到大家认识已经统一了，又说：“那好，我们就议一议杀哪几个。”
他这一开口，下面反倒冷了场。因为问题具体了，点名点姓把人提出来，多少还是有些为难。够得上砍脑壳条件的，政府早就砍了，剩下的这些人，不说老实阿弥陀佛一个，但也很难想出什么非杀不可的理由。这种现象，笔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第一次研究杀人的时候，很多大队杀人的名单总是很难提出，总是要上头（公社）来人督促，或者大队上有人坚持。杀了第一批以后，事情就好办多了。
周甫爱见大家不吭声，就说：“你们不提，我来提。杀一个（周）甫文，再杀一个（邱）声凤，大家讨论一下。”
此言一出，整个会场骤然安静下来了，原先还有些人在交头接耳，这一下都把身子坐直了。怎么会这么紧张呢？蹊跷就在周支书提名的这两个人身上。周甫文好说，富农（其实是子女），杀就杀了；但是邱声凤是个下中农，关键是他还是周甫爱母亲陈满女的老相好，这在村子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周甫爱对此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觉得太伤面子，按说他是一队之主，大队上的事他说了算，要对邱声凤采取点措施，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又是个孝子，有些怕母亲，不敢惹母亲生气，所以就变成豆腐跌到灰里面，吹又吹不得，拍又拍不得。退一步说，邱声凤这个人杀了也没什么大关系，但陈满女性子烈得很，杀了她的老相好，会跟你破命的。这个谁受得了？
周甫爱看到众人不做声，心里好恼火，但话已说出了口，怎么收回来？吐出的口水难道还要自己去舔掉？他把眼睛看着众人说：“怎么都哑巴了？怕死不革命啊？”
但是——大家还是不开口。
周甫爱脾气上来了，一拍桌子说：“今天不回去了，谁都不准走。（周）甫玉（民兵营长，周甫爱的叔伯兄弟）带几个人把邱声凤、周甫文抓起来。我就不信革命就有这么难！”
还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周甫玉立即带领几个与会的民兵骨干将邱、周二人抓起来，又按照周书记的意见，拖出去“处决”了，这才散了会。
由于这一折腾，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喊口号给忘记了。
第二天（8月27日）一大早周甫爱又通知开会，研究杀人问题。昨天刚刚开会除了两个心头恨，怎么今天一觉睡醒来又想起还要再杀呢？
葫芦岩村的一些村民给了笔者这样一种说法，杀了邱声凤以后，陈满女哭了一个晚上，只喊要上吊。周甫爱再三给母亲解释，不是自己要杀的，是上头指示的。但是陈满女不信，上头只喊要杀地富，哪个说了要杀贫下中农？你地富不杀，杀贫下中农，分明是成心。也许是这句话让周甫爱意识到自己昨天的做法有点过了，放着那么多地富没开刀，急急忙忙把邱声凤杀了，上头问起来，怎么交代？想来想去，还得赶紧再杀一批，如果杀的大部分是阶级敌人，只有少数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天上说到地下都不怕。
所以，一早起来，他就通知大队干部、民兵骨干开会。会上，周甫爱拿出了一个杀人的大名单，这一次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但是，出乎周甫爱的意料，群众居然不同意。很多人对他昨天的做法有意见，认为他私心太重，做事不公，太霸道，太不把人看在眼里了。几个昨天死活不开口的大队干部这一次开口了：“上头说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一两个，我们已经杀了两个，下一步怎么搞，还是要听上面的指示再定。”弦外之音不就是说周支书是在擅自做主嘛。周甫爱听着心里窝火，又不好发作，人家的话说得不软不硬，在情在理，又把个上级领导端出来，叫你很难反驳。有心动用支部书记的权威强行通过，可是这样的事可一而不可二，昨天已经做了一次，今天连着再做第二次有点说不过去。周甫爱在大队的威信高是高，但还没有高到说一不二的程度。再说，这些人杀不杀对自己又有多大的好处？反正只要自己有这个态度摆在这里就可以了。于是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家说不着急杀，那就不杀算了。”
看起来这些人好像杀不成器了。
但是——当天中午，大队派到上渡民兵指挥部的两个基干民兵带着区里的指示赶了回来，说要“补火”，大杀三天，该杀地富都要杀光，还说再不动手就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上级的指示来得太好了，太及时了!你们不是说要等上面的指示再定吗？好，现在上面的指示来了，看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周甫爱马上通知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杀人问题。这一下再没有人敢唱反调了。个别对杀人问题有保留意见的大队干部也把脑壳做个乌龟缩了起来。谁都明白，再唱反调，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过来可不是好耍的。杀，还是不杀，已经不成问题。讨论的焦点围绕着怎么杀展开。
周甫爱说：“根据蚣坝那边的经验，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种刑法。金就是背刀砍，木就是用棍子打死，水就是沉河，火就是用鸟铳打、炸药炸，土就是活埋、下窖眼、丢天坑。大家讨论一下用哪一种方法好。”
治保主任邱声洋说：“我看哪种办法简单就用哪种，就是不要搞得太损心了。"
“对，对，简单好。”马上就有人附和，“前几天沿河滩大队在葫芦岩下天坑，丢下去没有死，又用火来熏，又用炸药炸，搞得太损心。”
邱声洋说：“干脆用水刑算了，往河里一丢就完事，了了撇撇，连船都是现成的。”
“要得，要得，就用水刑。”
“同意！”
“同意！”
这个办法得到众人一致拥护。
接下来就是安排谁谁负责抓人，谁谁捆人，谁谁负责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状，谁谁负责行刑，谁谁负责站岗，以及杀人的报酬、行动的时间等等。
最后，周甫爱招呼大队会计带领与会者喊口号，这一回，他没有把开会的这最后一道程序给忘了。
大队会计站起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稿子，带领大家喊口号：
“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万岁！"众人跟着振臂高呼。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请客吃饭！”
“不是绣花！”
“绣花！”
......
应当说工作已经做得很细致了，寸寸节节都有专人负责，但是还是出了一点小问题，因为在杀人的问题上，一反一复，开会的时间拖得有点长，不知怎么搞的把消息走漏了，到抓人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地富分子“畏罪自杀”了，还有一个家伙名单上没有她，也稀里糊涂跟着上了吊，原定11个，最后真正抓人去沉河的只有9个。这9个对象五花大绑，押到葫芦岩渡口，邱声洋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当场就有几个瘫在地上，走不动路。邱声洋、周甫玉等人带领民兵把这些人连拖带拉弄到渡船上，把船划到河中央，“噗通——”，“噗通——”丢进了沱江。
“这些人临死前没有说些什么吗？”笔者问知情人。
“没有。”知情人答道：“人都吓瘫了，还能说些什么呢？再说，就是想喊点反动口号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根索子套在颈根上，只要听得他想开口，背后的人把索子一拉，就锁住了喉，莫想发出一点声音来。”
紧接着，8月28日，审章塘公社为了配合上渡民兵指挥部的行动，再次召开全公社各大队主要干部开会，统计杀人数字，了解杀人进度，督促补火杀人。
会后，葫芦岩大队理所当然又得杀一批。这一次杀地主要都是四类分子子女，但年轻一点的女人家周支书没舍得杀，特别有两个地主婆子人长得还可以，劳动力也好，杀了太可惜了。周甫爱发下话来：“地富家的女人，汉子被镇压了，如果本人愿意嫁给贫下中农的，可以免死。”这个决定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拥护，都说这个主意好，既可以少死几个人，也可以解决大队上好些老光棍的老大难问题，一举两得。正是因着周支书这个土政策的出台，葫芦岩大队（道县其他很多大队也类似）很多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得以苟全性命，说起来也算是一件积阴德的事情。
十九年以后（1986年），笔者因缘附会来到道县采访，听得葫芦岩村村民反映这样一个情况：67年“乱杀风”时，周甫爱等人把地主子弟邱声向一家杀害，只留下邱妻刘桂翠配给他三哥周甫近为妻。现在处遗工作落实政策，政府赔了人头费、建房费、补助费等等，因为邱声向没有别的直系亲属，大队上就把钱赔给周甫近。杀了人、夺了妻、占了财产，政府还把补助费给了他，便宜让他一个人占全了，群众很不服气。
听得这个故事，笔者心中如打翻了调味瓶，五味杂陈，也许我比村民们想得多了一点，也许村民也想得很多只是不愿说出口，我们想法当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绝对一致，那就是无可奈何。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笔者在前面讲述（公社级）杀人冠军蚣坝公社杀人情况时，引用了三名逃亡者的口述实录，在这里，讲述杀人亚军审章塘公社的杀人情况时，准备引用三名劫后余生的弱女子的血泪控诉。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被杀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对较少，男女比例约为3.5：1，但，这并不说明男性受到的伤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所受到的伤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来真的太不容易。多少血泪！多少磨难！多少屈辱啊！但是这次处遗工作中敢于站出来为自己、为死去的亲人讨一个公道的女性却很少，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我能够理解她们的选择，同时也因为这理解而生出了一种痛入骨髓的悲哀。很多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在亲人被杀地情况下，被迫嫁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嫁给了杀死自己丈夫或父母的凶手，但十九年的岁月过去，她们已经在新的家庭里生儿育女，并且有了自己另一份新的生活。她们选择沉默更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为了生命的延续，这是老天爷赋予女人伟大的天性。同时，我也向站出来为自己、为冤死的亲人讨个说法的女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们选择控诉，为的只是四个字：天公地道！
朱桂芳，女，道县东门乡东子山人，46岁（1986年）。
我原先是审章塘公社东风大队鸭婆颈村人，我原先的丈夫叫朱可能，乱杀人的时候在祥霖铺卫生院当医生。我们大队是（1967年）8月26日开始杀人的，怎么杀起来的我搞不清楚，只觉得来得好突然，说杀就拖出去杀掉了。只说是上头来了指示，又要杀地主了。由于我丈夫家庭成分有些高，当时我嚇得要死，后来看到没有动我们屋里的人，才稍微放宽了一点心，想起丈夫在区里卫生院当医生，不归大队管，总不可能杀到我们屋里来吧？可是想不到因为我丈夫（朱可能）在外面工作，拿工资，稍微有两个活钱，日子过得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就惹起好些人眼红。8月28日大队上开会研究杀二批，（大队）文革主任丁运华在会上提出要把我丈夫抓回来杀掉，支书刘进昌表态同意，安排民兵营长唐明生带人去祥霖铺抓人。
第二天（8月29日），唐明生带着大队上的几个民兵到祥霖铺卫生院，把我丈夫朱可能抓回了大队。听讲当时他在给人看病，他们连病都不让看完，说是害怕他毒害贫下中农。
我丈夫抓回来以后，当天没有杀，隔了一天，到古历7月29日，阳历大概是8月31号，下午5点左右杀的。杀人凶手我记得清楚，就是唐明生和冯来源两个人。
杀我丈夫的时候，我都不晓得伤心，只晓得害怕，坐在屋里浑身发抖。我的两个乃崽，小的还只有3岁，都懂事得很，也不哭也不闹，悄悄地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我把他们一把接在怀里，发现他们两个也在发抖，可怜这么小的年纪也晓得大祸临头了。
这时我想起柜子里还有200多块钱，这是我和朱可能一辈子的积蓄，将来还要靠它度命的。我连忙起身，打发小孩子到外面看到，自己从柜子里把钱找出来，想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一看屋里，藏到哪里都不放心，前几天杀的那几家地富，都被抄了家，屋里翻得稀烂的。我就找了块布在贴身的内衣上缝了个口袋，把钱装好，又把口子缝上，感到钱贴着肉，心里才稍微安了一点。
唐明生他们杀了人，又返回到我屋里，进门就喊：“朱桂秀出来。”我以为他们要来杀我了，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腿肚子嚇得只转筋，当时我就想，我死了不要紧，两个乃崽还小，哪个来养他们呢？这时候又听得唐明生说：“走，到卫生院去，把朱可能的东西搞回来。”我一听不是来杀我的，一颗冲到口里的心才落了回去，连忙跟着他们一起到了祥霖铺卫生院，从我丈夫住的间子（宿舍）里，把他的行李铺盖、衣服、洗脸盆、热水瓶一起收拾好。他们要我一担挑起，送到大队部，说是没收归公了。接着又搜身，把我身上藏的200多块钱搜走了，又把家里的鸡、鸭、猪、谷子全部都抄走，把一个屋里到处翻得稀烂的，还逼我把“隐藏的存折”交出来。我赌咒发誓说：“从来没存过一分钱，不信可以到信用社去查，如果存了一分钱，就杀了我。”他们这才作罢。
他们抄完家走了以后，我把家里稍微收拾了一下，又哄着两个乃崽睡了。这时候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阵一阵地发痛，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怎么忍也忍不住，又怕哭出声来惊动了隔壁邻居，只好拼命地咬紧嘴巴。整个一天，我一个人都是木的，脑袋也是木的，身体也是木的，只想着如何顺着他们来，莫惹他们生气，把一家人的命保下来，到这时才觉得太冤枉了，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哪一个做过一点坏事，没犯过一点法，他们凭什么要杀我屋里的人，抄我屋里的家？上头说了要杀地富，可是我们家不是地富啊？朱可能虽然家庭成分高，但他是个子弟啊！我点亮了灯，看着两个已经睡着了的乃崽，心里好着急的，丈夫杀掉了，钱也搜走了，屋里的东西也抄走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第二天下午，唐明生又带了几个民兵上门来了，二话不说，拖起我的两个乃崽就走，我晓得是要斩草除根。我抱住我那个3岁的小儿子，求他们给我留一个。他们一把从我怀里夺过去，说：“留一个？留到将来好报仇？”
一家四口人就这样两天功夫杀了三个。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什么不顾了，扯开嗓子，哭得昏天黑地。
后来，天慢慢得暗下来，我的嗓子也哭哑了，眼泪也哭流干了，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也不晓得饿，也不晓得渴，就是那样发呆。这时候唐明生又来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来牵我去杀的，我坐着不理他，把个眼睛闭起来，心里想，杀就杀吧，杀了干净，杀了好，一家人可以在阴洞地府里团聚，免得留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上遭罪。没想到这个绝兜子（绝后）的一进门就把大门关起，拖起我进了里面的屋子，就来脱我的衣服。我拼命地拉着他的手，哀求他：“明生兄弟，我求你不要这样......朱可能才死，做不得这事。”唐明生这个畜牲拿着马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你这个地主婆，老子搞你是看得你起，再不老实，叫你跟朱可能一个下场。”......最后被他发蛮力把我按到床上强奸了。
被他强奸以后，他看到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流眼泪，又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哭什么哭，我这根东西比朱可能那根搞起来过瘾些吧!以后你就跟我做爱人（情妇）算了，我保证没人敢来欺负你。”还讲了好多流痞话，我都说不出口。
这个家伙比畜牲还不如，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崽，占了我的身子，还想长期霸占我，我心里又恨又怕，想起鸭婆颈这个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我正在想办法逃出去的时候，9月9日这一天，大队又杀了16个人，大部分是第一、二批被杀人家屋里的子女。那时上头已经下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47军也下来过人到村子里宣布不准乱杀人，但是大队会计陈友忠坚持要杀，他说：“斩草要除根，我屋里人手单薄，搞他们不赢，现在杀光了，心里安然，免得以后给他们报仇。”那个时候要杀人真的太容易了，不要说一个大队干部，就是一个贫下中农提出要杀哪个，只要你屋里成分不好，就杀得成器。杀了你，家里的人还不能做声，还要表现好，不然一家人都会杀光了去。要是平时得罪了人那就更危险了。我们村胡忠信就是得罪了胡昌沅、胡忠甫这些人，一家8口杀得一个不剩。
张三妹，女，审章塘公社光辉（皂角坝）大队人，48岁（1986年）。
我叫张三妹，家住审章塘公社皂角坝村（大队）9组（生产队）。67年乱杀风中，我丈夫扈裕发被扈千花等人杀了，我也被扈千花多次奸污。
我们大队是怎么杀起来的？杀人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要问那些杀人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每天只怕被杀，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除了老老实实出工做事，哪里敢打听这些事情。我只晓得我们大队是（农历）7月13日开始杀人的，第一次杀了一个，是个地主子弟。开了群众大会宣布的。（农历）7月半过鬼节的那一天，又杀了一批，好像是3个还是5个，记不太清楚了。又过了两天，上头来人督战，说还要杀一批。这一批杀得多，有十几个。我丈夫扈裕发就是这一批被杀的。说是杀地富，其实子女也杀，有些不那么听话的贫下中农也杀。我们家虽然是地主，但不是分子，是子女，但那个时候不管那么多，都是一样对待的。杀我丈夫的都有那些人我搞不太清楚，扈千花有一个我是记死了。
杀了我丈夫的第二天，扈千花他们通知我晚上到大队礼堂开会。我问他：开什么会？他说，不要问那么多，去了你就晓得了。后来我才晓得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会，是他和扈德立（大队贫协主席）定下的诡计，要在路上强奸我。但是当时我并不晓得，心里非常害怕，又不敢不去。那时候，开不得会，开一次会就要杀一次人。
当天晚上，收了工以后，我赶快把夜饭做好，吃了饭，把两个乃崽安顿好，急急忙忙往大队礼堂去，我晓得迟到了不得了。这时候天已经麻麻黑了，从我屋里到大队礼堂要过一片茶山，我走到茶山边上时，被扈千花和扈德立两个人短住了。扈德立上来就把我往茶山上拖。刚开始我还没想到他要做什么，后来他把我压到地下，脱我的衣服，我一下子脸都气红了，我们虽然家庭成分高，低人一等，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他们这样做叫我以后怎么见人？我就拼死地反抗，最后被我挣脱了。慌慌张张，我就拼命地往屋里跑。没想到扈千花斗在背后追。我刚进屋，他就追了进来，装模作样地说：“我不晓得扈德立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太叫人气愤了。”然后就赖在我家里不走。
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晓得他心里又在打歪主意，心里好气的，但又不敢赶他出去，那个时候他在大队造反派（“红联”）当头头，在大队上威风得很。我就一声不吭，陪他干坐着。
他看到我不作声，就讲：“你晓不晓得，不是我给讲情的话，你，还有这两个乃崽，早就上西天去了。你还不感谢我？”
“感谢，感谢。”我没得办法，只得昧着良心这样讲。
他就讲：“感谢的话，不要尽口里的，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我讲：“你看这屋里有什么好东西，你就拿去吧。”
他讲：“东西我不要，我只要你的人。”
我讲：“要人也做得，但是现在不行，过几天好不好？”当时我只想着赶快把他哄出去。
他讲：“答应了，还等什么呢？”
上来就动手动脚。杀了我的丈夫，又要占我的身子，太过于欺负人了！我抓住他的手死活不肯。他讲：“你不跟我好，要你和扈裕发一样的下场。”听得这个话，我一下就软了。我并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两个乃崽没人养，会要饿死去。最后没有办法被他强奸了。
几天以后，就是（农历）8月初5的晚上，这个畜牲半夜三更把我屋里的门抽开，又强奸了我。我们农村那个门，不像你们城里的门，上下是个门窦子，从下面拿东西一撬就抽开了。以后，为了防止他再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门栓上，再用一根木杠把门顶住。就是这样还是没有防得他住。（农历）8月28晚上，他又趁我收工之前，躲到我屋里，第三次强奸我。
后来大队上安排我们这些杀了男人的女人嫁人，我就赶紧嫁了，这才摆脱了他的纠缠。
（张三妹这个老实巴交、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搞不太清楚的情况笔者在此略作补充。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光辉（皂角坝）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3人。1967年8月24日，大队支书朱荣跃受其他社、队杀人的影响，召开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会后杀1人。8月25日朱荣跃、扈德立等人到洞民大队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回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干部会贯彻会议精神，第二批杀5人。8月27日，祥霖铺区副区长苑礼甫等人指派上渡民兵指挥部民兵下队督促“补火”杀人，光辉大队第三批杀11人。8月28日，公社开会统计杀人进度，之后该大队又杀4人。其中贫农社员杨光俊因在“社教”运动中提过朱荣跃的意见，骂过朱荣跃“不得好死”，被朱亲手杀害，杀的时候，朱问杨：“看你不得好死，还是我不得好死？”）
杨庚娥，女，江永县界牌乡黄家田村人，37岁（1986年）。
我的娘家是道县审章塘公社张家村，现在娘家已经没有人了，我的父亲杨开锡，死的时候41岁，母亲邱代秀，死的时候38岁，哥哥杨景芳，死的时候21岁，弟弟杨发新，死的时候12岁，还有一个小弟弟杨正新，死的时候9岁，他们都是1967年道县“乱杀风”中，被同村的杀人凶手蒋得得残酷杀害的。还有一个最可恶的帮凶就是我原来的嫂子朱金姣。
我哥哥杨景芳和朱金姣是1965年结婚的，刚开始夫妻感情蛮好，第二年的冬天朱金姣与本村的蒋得得勾搭成奸，两人就产生了矛盾。那个时候我们家成分高，在队里受欺压，我爸爸人特别老实，我哥哥又怕老婆，都不敢做声。只有我母亲咽不下这口气，经常跟朱金姣怄气，有时间在屋里讲一下她的空话，但都不敢在外面讲。没想到，就这样，蒋得得还是起了杀夫夺妻的心。
1967年8月，杀人风刮到了我们村子，8月25日，蒋得得为首带着大队上的一帮人抄了我们的家，把牲猪、鸡鸭、谷子......凡数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抄起走了。当时大队上已经开始杀人了，我们家因为人特别老实没有被杀。隔了一天，8月27号区里来人督战，说是要“补火”，蒋得得趁着这个机会，把我母亲邱代秀和我哥哥杨景芳，拖出去杀了。跟蒋得得一同去的杀人凶手还有张光顺。
当天晚上，朱金姣就把屋里抄家剩下的东西搬到了蒋得得家。
我们屋里的人看了，心里气得要死。我父亲要我们千万莫做声，脸上也不要做出样子来，他讲：“人已经杀了就算了，东西也不要紧，保住自己的命要紧。你哥哥已经死了，朱金姣迟早是蒋家的人，随她去吧。”
我们真的是哭都不敢哭，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由着朱金姣在屋里为所欲为，耀武扬威，声都不敢做。蒋得得晚上过来，大摇大摆和朱金姣两个人睡在我哥哥的床上，我们都装作没有看见。但是，没想到我弟弟晚上做恶梦喊妈妈，被朱金姣听见了，她对蒋得得说：“年纪虽小，大了一定会报仇的，还是要斩草除根才行。”
8月30号，蒋得得带人把我的两个弟弟杨发新、杨正新抓去杀害了。
9月3号，蒋得得和朱金姣举行了婚礼。
我父亲赶快打发我到亲戚家躲了出去，算是把我的命保下了。
这时候，上头已经来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可是蒋得得又在9月10号这一天，在白石塘用锄头将我父亲杨开锡活活打死。除我一人以外，一家人被他杀光。现在他讲他是奉命杀人，这个问题我有看法，他不是奉命杀人，而是勾搭成奸、杀人夺妻、斩草除根、谋财害命！我强烈请求政府让蒋得得抵命，我们要求也不高，我们5条命，只要他1条命来抵。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几经周折，终于办好了采访苑礼甫和郑有志的手续。我们坐在零陵地区三监狱的接待室里，眼睛盯着窗外的高墙和墙上的电网，脑子里充满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材料和叫人肝肠寸断的血泪控诉，我们不敢据此去想象他们的尊容，在道县这一段时间的采访经验告诉我们，用沉淀了十九年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个疯狂时代的事物，十有八、九者错。
深深的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人来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仿佛一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阴影正在逼近。
首先会见的是郑有志，他在狱警小林的监护下，接受我们的采访。
郑有志身材高大魁梧，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前线总指挥长”的余威。他文化水平不高，是个粗人，也不善辞令，所说情况，与我们看到的材料基本无异。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此人比较实在，没有任何根据，只是凭多年的记者生涯，阅人多矣的直觉罢了。
郑有志判处有期徒刑10年。请看处遗工作专案材料：
郑有志在“文革”中煽动和暗示杀人案
一、基本情况
郑有志，男，现年（1985年）五十岁，汉族，中共党员，高小文化。1950年入伍，55年转业，62年至68年任道县清塘区武装部长，“文革”中担任道县“红联”前线作战指挥部指挥长，现为道县糖厂一般干部。
二、主要犯罪事实
1967年8月10日，道县“红联”司令张明耻在县城打电话到清塘对郑有志说：“8月8日晚上，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全部被‘革联’抢了。”郑回答已知道此情况了，并告诉张已和几个区的武装部长联系了，要求张向全县下个通知，在清塘召开全县武装部长会。8月11日郑有志在（清塘）营乐园铁矿召开了有钟昌友等六个区武装部长参加的会议，统一对“8·8”抢枪是反革命政变的定性，商量组织全县民兵对付“革联”。15日又在营江召开了全县区、社武装部长会议，研究集中民兵攻打二中“革联”总部。8月18日，郑有志、贺霞（县“红联”政委）、张明耻等人开会策划成立营江“前线作战指挥部”，郑有志任指挥长，郑在会上宣布：“今后一切行动要听从前线作战指挥部的指挥。”
8月17日，郑有志在清塘俱乐部召开全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党团员会，郑说：“革联抢了武器部的枪，搞反革命政变了……四类分子杀了贫下中农和干部家属，八区杨家公社的四类分子已有100多个上了山，六区也有。据我们破获的反革命组织交待，他们要配合美蒋特务在10月1号大暴动，血洗清塘，现已有行动了。同志们，他们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了。他们先杀哪些人？还不是先杀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如果给他们暴动起来了，我们贫下中农和在座的人脑壳都会落地。现在敌人在磨刀了，我们要组织起来自卫反击，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会后，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柏柱带领与会的约四十人到该社上塘大队，用石头、木棒将唐玉（右派分子）打死。
8月19日上午，郑有志在营江公社良种场“前线作战指挥部”成立大会上，对全县“红联”头目和营江指挥部的三百余民兵说：“现在国内阶级敌人活动猖狂，搞阶级报复，我们六区廖家大队有几个四类分子晚上开秘密会，准备搞暴动，要杀贫下中农，被贫下中农发现，把他们包围起来抓到，用锄头、扁担、石头干掉了，有两个没有打死，跑掉了，真是可惜。八区、十一区有的四类分子和子弟逃跑上山当土匪，贫下中农自己组织起来对那些个搞阶级报复、要杀贫下中农的、罪大恶极的、民愤很大的首要分子杀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杀了还不是杀了。”当晚召开庆祝“前指”成立文娱会，郑在会上再次煽动说：“……贫下中农杀几个四类分子，这是革命行动。过去杀人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现在武装部、公安局处于瘫痪，无人管，贫下中农自己起来对四类分子进行专政，革命行动好得很！四马桥郑家大队的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杀了几个四类分子，这是革命行动。”
8月28日，张明耻在营江召开的全县武装、政法干部会议上，传达了47军制止滥杀的《社情电报》后，郑有志讲话说：“万一思想工作做不通，对个别罪大恶极的只能杀个把崽，也要先报材料，乱搞是不行的。”
在全县制止杀人后的8月31日，郑有志在清塘俱乐部召开民兵干部约二百多人参加的大会上，讲农村形势时，郑说：“四类分子要翻天，我们就斩草不留根。”
67年8月20日晚上，久佳公社上塘面大队唐琴（四类分子，因害怕被杀外逃）和其子唐启能、清塘公社廖家大队魏进福（四类分子，因害怕被杀外逃）在县城被邮电局职工傅万春等抓住后，傅打电话给郑有志，郑说：“这三个人是坏家伙。”当晚约三点钟，郑派指挥部民兵黄××、许××等四人将三人押到营江，次日上午，郑对上塘面大队干部唐承文、唐承司、廖家大队干部周祥（均系指挥部民兵）说：“这三个人是炸邮电局的，把他们送回去，交贫下中农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在路上不要给他们跑掉了，跑了就是你们的责任。”郑交待后，当日下午，唐琴、唐启能被本大队民兵押回后抢杀；魏进福被押回大队后，于9月8日杀害。
那么，郑有志对此有些什么说法呢？
他说：“我50年当兵，58年转业回道县，任邮电局指导员。原来准备提拔我当邮局局长，后来领导看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防空袭重点月岩区担任武装部长。区内有个千家峒，是防敌特空降的重点区域......我在那里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得到县、地区和省里的表扬。65年和67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著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67年8月1日，县里还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你们肯定看过我的档案了。从那上面，可以看出，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是没有个人考虑，反正要求自己斗私批修。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每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得下心？67年8月8日，县里少数派枪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
“8月16日，我在营江，周仁表来说我们区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都发展了上千人，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等等。我一听感到问题严重了，就同意回去开个干部会。在会上我传播了这些敌情，后来听说都是假的，可当时不知道呀，没想到后来杀了那么多人。真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想到！我凭良心讲，当时我对杀人是不主张的。8月19日，区秘书曾庆宣打电话来，报告我一个好消息，说清塘廖家一下子干掉了6个四类分子。我听了心里暗暗感到吃惊，说这样杀要不得，要他赶快制止。这个事，你们可以找曾庆宣调查。第二天，当时县武装部部长崔保树来营江，我向他汇报，说我们区杀了6个人怎么办？他说：‘现在不是杀人的问题，主要是枪杆子的问题，枪杆子解决了，一切都好办了。农村里的事暂且不要去管它。’21号，军分区赵副司令员、鲁参谋、47军梁代表来营江，我又向他们汇报了杀人的问题。赵副司令问全县杀了多少？贺霞告诉他，大约杀了一百多。赵副司令说：究竟杀了多少人，统个数字报上来。我又提出：‘这么杀都行的？’赵副司令说：‘江青同志讲了的，这就叫文攻武卫。杀了还不是杀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卫贫下中农的问题。’
“你问这些情况确不确实，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乱讲的，有实讲实，没讲的不会说讲了，讲了的也不会说没讲。23号，我与贺霞又商量派人去请熊炳恩出面开会制止杀人。24号，贺霞告诉我熊炳恩说他没有办法，枪也抢了，人也打死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没有保障，怎么开会？其实，当时究竟杀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我看到道江镇居民，三个五个一伙，到方向好大队的水井打水，就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担井水，他们说河里浮满了死尸，河水吃不得了。我才晓得问题严重了。后来，我们商量开个会制止，原定区、社来个领导，‘红联’来个负责人，25号报到，26号开会，开三天。贺霞与黄涛他们一商量，改成开政法干部会。
“到29号，会上，有人提出罪大恶极的，贫下中农坚决要杀的怎么办？我打电话请示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刘政委答复说：‘我也没得办法......’
“判我的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但是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我当时所讲的话，都不过是把他们讲的重复一遍而已。再说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都说要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四类分子可以杀一、两个......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了，又关了，现在又说我是故意杀人罪，又要坐牢......我认为道县杀人的事，我有责任，但绝对不是主要责任。”
接下来的是苑礼甫。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处遗工作组的专案材料说：
苑礼甫在“文革”期间组织指挥杀人案
一、基本情况
苑礼甫，男性，现年（1985年）45岁，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道县人，现系东安县乡镇企业局干部，“文革”期间任道县祥霖铺区副区长兼秘书，区上渡民兵指挥部负责人。
二、主要犯罪事实
1967年8月21日，祥霖铺区上渡民兵指挥部在苑礼甫的策划下正式成立，苑为主要负责人。当时，全县已出现杀人现象。8月23日，苑礼甫与区红战士司令杨景荣、上渡民兵指挥部另一负责人区组织干事黄尚森在祥霖铺公社水龙农中召开全区脱产干部和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会上，苑礼甫说：“我们区有的大队的四类分子已经集中睡觉、开会了，要杀我们贫下中农、党团干部和积极分子。武装部的枪被‘革联’抢了，公检法瘫痪了……六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行动起来，把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用锄头打死。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我们贫下中农。”为祥霖铺区的杀人行动大造舆论。8月24日傍晚，黄尚森组织民兵杀了三个人后（地富子弟），25日全区陆续出现杀人现象。25日晚，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杀害了周会学等4人后，召开群众大会，苑礼甫在会上说：“刚才被镇压的四类分子反动已极……被贫下中农镇压了，杀得好！”再次为杀人造舆论。8月26日下午，苑礼甫接到在营江开会的蒋光德（区法庭干部）的电话（通报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蒋在电话中说：“罪大恶极的、贫下中农迫切要求的，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要注意阶级路线……马上就要刹车了，形势紧迫，要抓紧点，抓全面点。”苑接电话后，要黄尚森马上通知在指挥部的脱产干部和民兵排长以上干部晚上开会。当晚，黄尚森把干部召集到上渡村晒谷坪上，苑又把黄尚森以及祥霖铺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审章塘公社组委蒋贤拓、下蒋公社团委书记杨守元、新车公社培植员李正仁、岺江渡公社武装部长张花荣叫出会场，开了个小会。苑在小会上说：“蒋光德同志从营江打了电话回来，叫我们要采取措施，抓紧抓平衡……指挥部想抽民兵下乡督促一下。”其余六人均表示同意后，即到晒谷坪正式开会。苑礼甫在会上说了县里两派斗争的情况，蒋光德的电话内容和抽民兵回大队督促杀人的决定，还说：“原来判一个人的死刑，要写好多材料，还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特派员（指蒋光德）从营江开会回来以后，又要批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会后，苑礼甫又单独给指挥部的民兵营长、郎龙大队支部书记杨秀志布置第二天民兵集合时讲话的任务。27日清晨，民兵集合后，杨秀志在会上说：“昨天晚上，开了个排长以上干部会，苑区长布置了今天各大队回两个民兵去，任务是支援大队杀地富。大家回去以后，还要防止‘革联’出来抢人。”苑礼甫最后又在会上动员说：“同志们回去执行新的任务，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完成！三天以后，听通知上来会师。我们在这里听同志们胜利的消息。”会后，全区67个大队都回了民兵，（三天共杀569人），仅祥霖铺公社的久佳山、郎龙，新车公社的八家、莫家湾，下蒋公社的大井，审章塘公社的松椶等六个大队的民兵回大队后，便杀害了108人。
苑礼甫为无辜被杀的569条人命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然而结果却使我们失望。他与郑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好像很恭顺的样子，但说出来的话句句蕴含玄机。他是1961年从衡阳师专毕业后，从学校调干，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政治学徒。1967年时任道县祥霖铺区区委秘书兼副区长，1984年由道县纪委副书记调任东安县乡镇企业局任局长。入狱后在教师队教书。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文质彬彬白面书生似的人物变成了一个杀人魔王呢？
他说：“我因1967年8月道县杀人事件而判刑的。刑期13年，是脱产干部中的冠军。捕后，思想很复杂的，从大局看，想得通，这么大的事件需要有人来负责；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看，想不通。我们是马列主义的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道县杀四类分子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很多因素组成的。不是哪一个人一声喊就能杀起来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57年以后，党的路线越来越左，农村阶级斗争观念越来越强，农民对阶级敌人越来越恨，这是思想根源。62年道县的战备教育影响很深，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那阵子，道县先后开了三次会，当时的县委书记石秀华对区、社书记讲话时就说过，凡是有风吹草动，就要把四类分子通通杀光，要蒋介石走上大陆找不到一个带路的。当时空飘的反动传单也很多，对群众的阶级教育抓得很紧，唱歌也唱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群众对阶级敌人恨得很。再就是文革初期，道县出现大乱，8·8抢枪，各级领导，还有公检法都瘫痪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少数阶级敌人破坏，这里有反革命组织，那里有反革命组织，这里地富反攻倒算，那里地富造谣破坏，你现在讲都是假案，可当时哪个晓得？全县7起大案，破案4起，抓了人，杀了人(全部冤家错案)。在宁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思想影响下，以为真的阶级敌人要变天了。全县乱得很，群众怕得很，从开始杀人到结束，也没看到上头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只讲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有一点，当时47军发了个《社情电报》，下面又错误理解，讲阶级斗争严重，讲贫下农自卫，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说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干部，我不可能超越时代，肯定在这个杀人事件中，要有一些表现。但是，判决书与事实出入太大，颠倒是非。责任没有分清，用法不当。蒋光德打电话来，要我补火，要我抓紧些，抓平衡些，他只判5年，我在会上传达了他的指示，却判了13年，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蒋光德说是向我汇报工作，这完全不合事实，我作为一个副区长，当时还是挂起来的领导干部，哪有那样大的权力？①你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我想你也会有所了解的，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人指示了就有人执行。我当时还打电话向县里请示了，县里叫我莫管。再说，我并没有布置怎样杀人，杀多少，相反我还宣布了坚决不准乱杀，谁乱杀谁负责任。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结束了对郑、苑二人的采访后，从那扇沉重的大铁门里走出来，走上繁华似锦的街市。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气鼓鼓的。特别是对苑礼甫印象坏极了。讲了那么多历史背景、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更谈不上所谓的良心忏悔。569条人命，13年徒刑，他还有胆喊冤！真的叫人不敢不佩服他。
我对张明红说：“你信不信，把郑有志换到苑礼甫那个位置上，他绝对想不出‘大扫除’这号损招。”
张明红一笑道：“那是当然！郑有志这种人，上头喊杀，他绝不手软，上头喊停，他马上收手。不像苑礼甫，还要有所发挥，有所发展，有所创造。”
“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这号人身上！读了几句书，背得几句语录，就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就要扮演人民的指路人。其实屁都不懂，浅薄得很。你说他屁都不懂，官场学、登笼术，他又无师自通，明明是想用人血染红顶子，他还讲得冠冤堂皇。什么敌情啦，什么大案啦，什么反动组织啦，什么反动纲领啦，全是他们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啦，什么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啦，全是他们这号人煽动的。几十年来，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作为垃圾抛弃，糟粕改头换面蛊惑人心，这号人物正好风云际会、沉渣泛起，搞得作田的人没饭吃，做工的人没衣穿，他们还不罢手，大话、假话、套话，一套一套，真话一句没有......”
“好了，好了。”张明红见我说得义愤填膺，打断我的话说：“‘牢骚太盛防肠断。’你这样容易激动，迟早要出问题的。”
没想到，明红一语成谶，不久之后，果然因我呈一时口舌之快，致使我们的采访工作被迫中断。
笔者的一位朋友针对苑礼甫，还有蒋文经、梁域这类人写过一篇专论，特录出与读者，也与苑、蒋、梁等人共析。
中国乡村痞子化秀才的根性：
兼论苑礼甫现象
举世震惊的道县大屠杀，实是由来自有。窃以为其根植于我国传统的痞子文化。追本溯源，早在两千年前，痞子文化即进入中国文化的源头。楚汉相争，农村痞子刘邦胜，旧贵族项羽败，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精神气质打下灾难性烙印。其后历朝历代，上至宫庭斗争，下至黑道倾轧，无不渗透了痞子化的实质性影响。中国向来缺乏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起到某种类宗教的代偿作用，经由统治者钦定御用而产生蜕变的旨在调节社会的儒家学说，近代以来，在其他强势思潮的冲击下则又礼崩乐坏、日渐式微，实难遏制不择手段、没有道德信仰的痞子文化。至于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这种社会的剧烈痉挛，亦不过是痞子化地延续着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其破坏性远胜于建设性。改朝换代，战乱频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每次战乱，都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都致使人们流离失所，这也是滋生痞子化的社会土壤。降及近代，整个农村社会在清乾隆中叶即已开始了“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的过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的“未庄”，其实正是这种劣根效应的文学缩影。及至六十年代，遭逢自然生态大破坏和三年大饥馑，由“一大二公”而“一穷二白”。如此屡经折腾、饱受贫困且又遍地文盲的中国农村，遇上特定的社会大气候，一旦失控，其痞子化之为祸暴烈，亦自是势所必然。
河清难俟，否（痞）极泰不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如此，与痞子化凿枘相应的“贫民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广阔天地”。二十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当此“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之际，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便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①毛成功地将中国农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武装夺取了政权。继而，便有了横行中国大陆数十年的极左政治，有了饿殍千万的三年大饥馑，有了王光美自作聪明的“桃园经验”，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权力归贫协”，有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顺势而发，灭绝人性地制造惊天血案的道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焉能不应运而生！此旷古未闻之大屠杀，杀人理论上、力量上皆处于绝对强势状态，抵制杀人的则是处于弱势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孟之道和仁政思想。
毛泽东的政治体制虽然是“以俄为师”，基本上从苏联移植过来，但还是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了。毛泽东不像斯大林完全依靠国家的专政机器进行统治，而是采取了国家专政机器与群众专政两条腿走路的方式。甚至在某些时候更加依重群众专政。纵观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死于群众专政的人哪一次不是死于国家机器的数倍乃至十几倍？道县“文革”大屠杀无疑是这种群众专政的最高形式。在这种体制下，人性的恶被激活和放大到极致，个体的真实诉求迅速地转化成集体的人性恶的竞相表演，以至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为。一人只要想活下去或者比别人活得好一点，就必须成为体制的刀俎，不想或不能成为刀俎就会成为鱼肉。而刀俎的核心部位就是一大批农业中国痞子化秀才。
苑礼甫者流，就是农业中国痞子文化总代表毛泽东最可靠的学生和基本队伍。这些人能力有大小，个人品行亦有高下，但核心价值观绝对一致，他们的所有言行，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全部都深深地打上了从娘胎里带来的封建主义①烙印。他们骨子里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假话都敢说，什么恶事都敢做。切勿小觑了这帮亦文亦武“政治可靠”的痞子化农村秀才干部的巨大能量，一个强大的系统如果充溢着这种人其危害性更会百倍放大，道县大屠杀就是他们一手策动并组织实施的，光是农村中那些目不识丁的阿Q们绝对掀不起这样的滔天恶浪。这些人对中华文化的糟粕无师自通，又无道德信仰约束，一心投上所好，邀功请赏，并期以挠到痒处，而平步青云。此种例子，屡见不鲜。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登堂入室，便是文革前文革中，人们最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人的思想行为亦具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奴性异化的盲目发泄和盲目追寻出路。而趋炎附势的习性，又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一再陷入功利和荒谬。这些人浅薄浮躁而又嗅觉灵敏，不学无术而又不甘寂寞，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只言片语，杂以封建主义糟粕，奉为金科玉律，以谋私利，以售其奸。他们深悉“宁左勿右”个中妙处，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此类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给国家、给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道县大屠杀不过是其中小小一例。一个再伟大的国家，一个历史再悠久的民族，也经不起这些人经年累月的啃噬。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在道县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大队和杀人最少的区、社，企图从中找出一些所谓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做有两点原因：一是采访本身的需要。应当说我们这次采访是带有某种任务的，那就是寻找光明面，不能把道县杀人事件写成漆黑一团。二是我们自身心理的需要。在道县采访的过程中，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所有支柱，都在倾斜、崩裂、坍塌，仿佛经历了一场心灵的唐山大地震。对别人，对自己，甚至对人类本身，至少是对中国人本身都产生了一种凉透心底的绝望感！许多个夜晚，笔者在一些极其荒诞的梦中惊醒，醒来后，却又想不起梦中的内容，只有一些天崩地裂的感觉和一身涔涔的冷汗。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光明面来支撑自己不至于彻底崩溃。
那么，除了鲁草坪大队因地处深山，没有接到开会通知，没有来开会，从而没有收到杀人指令而没有杀人外（我们称之为鲁草坪现象），其他那一些杀人较少或没有杀人的区、社、大队又因所而何呢？
我们来到仙子脚区进行采访。
仙子脚区位于道县西部都庞岭山麓，区政府所在地仙子脚镇距县城32公里。这里是道州盆地四沿中地势最高的地方，著名的湖南第二峰韭菜岭就耸立在该区的西南端。西部都庞岭，北面紫金山，石灰岩遍布。在两大山系分界线上，有道县最为险要的关隘--永安关。永安关雄踞仙子脚公社下坝洞大队的梯子岭上，海拔304米，距县城96公里。梯子岭下是广西境界。关口居高临下，峻峭险拔，昔为兵家必争之地。近关处有石窦，泉水潺潺，清可见底。道州第二大河流洑水发源于该区桥头公社崩塘大队。洑水的源头是一条地下河，河水从崩塘乡的一个岩口迸出，水质清澈，长流不断。据当地人说，这下面的地下河是从广西全州白岭山中入口的，在地下穿流三四十里，从这里流出来。据说有人在这里看到过从广西那边撒入水中的谷壳。洑水河道曲折，水流湍急，发源地下行不远的上坝村附近，是道县著名的上坝水库，山青水秀，风光潋滟。该水库文革刮“杀人风”时尚未修筑，1971年底开始拦河筑坝，1980年4月大坝主体竣工，1983年6月大坝闸门因质量问题，变形断裂，致使洪水成灾，给水库下游的桥头、会潭、仙子脚三个公社造成巨大损失。1986年我们到此采访时，水库的抢修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然洪水成灾的痕迹还依稀可辨。
仙子脚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得名。相传舜帝南巡时，在草鞋岭丢失了一只鞋履，赤着一只脚走到这里。在这里一只脚站着，换了一双新草鞋。在舜帝换鞋的石灰岩坡上，留下了一个硕大的仙人脚印。舜帝的两个妃子女英、娥皇南下寻夫，在这里发现舜帝的脚印，非常高兴，于是将“五谷丰登”和“人丁兴旺”两句美好的祝愿留给了这块土地。从此，这块女英、娥皇祝福过的土地，山上山下，年年岁岁，盛开鲜红的杜鹃花。
“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春雷打过，野火烧过，杜鹃花层层开过......”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专门为歌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写的歌曲，可歌词的内容竟与眼前的景物如此惊人地不谋而合。在仙子脚区采访时，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专门带我们来此寻迹瞻仰。我们按照当地人的传说，五体投地匍匐在舜帝留下的足迹里，想吸取一点帝子留下的仙气。
仙子脚区是道县杀人最少的区。全区有八个大队未开杀戒。说杀人最少，其实杀得也不善！全区共杀152人（被逼自杀32人）。其中，抢杀103人，刀杀4人，活埋一人，棍棒打死12人，其它致死32人。①为唯一没有灭门的区。笔者初略地算了一下，被杀人数占全区总人口的3.6‰，如果以当时全国7亿人口计算，按这个比例杀遍全国，至少要杀250万人以上。当然不能跟蚣坝区相提并论，按蚣坝区的比例杀遍全国，要杀3500万人！
该区开始杀人的时间并不晚，应当说是属于较早开始杀人的区之一，第一个被杀者是红岩公社齐心大队的四类分子胡祥，被杀时间为1967年8月21日。因当时“杀人风”刚起，该大队支书心里不托底，杀人前，曾三次请示区秘书胡光学。（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胡是该区主杀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该区的很多杀人事件都与他有关。）胡光学第一次答复：“你们自己决定。”第二次答复：“我跟你们讲了，这件事由你们自己决定，现在是贫下中农说了算。”第三次答复：“你们决定要杀，那就整好材料，开会宣布再杀。”并借了区武装部长王先志的手枪给齐心大队去执行死刑。
由基层单位（一般是大队）整好材料，报请上级单位（一般是公社）批准，然后杀人；或者基层单位杀人后写出汇报材料报告上级单位，也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的一种模式，特别在杀人相对较少的区、社比较常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模式，所以这些地方杀人相对少。这类材料大多没有保存下来，比如杀胡祥的材料我们就没有找到，但齐心杀另一名“四类分子”齐正马的汇报材料却奇迹般地落在笔者手上。
关于惩办反革命齐正马的材料
齐正马，男性，现年55岁，家庭成分贫农，本人出身反革命。
该犯解放前在广西灌阳县平洛府任过伪仵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剥削人民，不劳而获。
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勾结外省（广西省）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进行造谣，准备上山，被我政府发觉，将其法办，宣判劳动改造5年。但该宣判后，就畏罪潜逃，拦路劫抢，强奸妇女，抢夺老百姓财物，上山为匪。逃跑五年后，又给我政府捉拿，仍判徒刑五年。劳动改造五年，释放后，仍旧死不老实，不参加集体生产，大搞投机生意，对干部不满，并且打我治安员齐光高、杀民兵营长齐正接。
一九六二年乘备战之机，造谣生事，说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三条火线进攻，中国仍是蒋介石登台。并在这年大量开荒，大刮单干风，侵占集体土地，不接受管制，后又逃跑外流广西拦路劫抢，上山为匪，并且拉了道县50多名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弟在广西乱来，以包工做事为掩护，进行破坏活动。
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在其后台胡祥的指使下，进行破坏活动，在反革命胡祥留信要他回来参加杀我贫下中农以后，于八月二十四日正式从广西回来，在广西正心被贫下中农发觉捉拿。捉回后，仍不老实交待错误事实，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要他向群众交待、承认错误，可是他死不甘心，装模作样说脚痛，手持硬棒（作拐杖），在路过学校石桥时，就手舞硬棒打群众，随即跳桥逃跑。在我民兵的努力下，仍然捉拿，但是仍不老实交待。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在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下，对其进行死刑判决，现已执行。①
道县五区红岩公社齐心大队 贫下中农协会
齐心大队党支部
1967年8月26日
（加盖中共道县仙子脚人民公社齐家湾
大队支部委员会公章）
代表：吴志石、吴有信、齐增屏、何益隆、齐光谢、齐邦祥
齐心大队杀胡祥在仙子脚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其他各区情况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花引得百花发，万紫千春满园”。仙子脚区的杀人情况又会怎样发展呢？
（1967年）8月24日，该区“抓促小组”负责人区公安特派员蒋正田，“翻遍了所有的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没有查到一处写着可以随便杀人” ，他带着这个“活思想”敲开了区武装部长、区“抓促小组”的另一负责人王先志的房门，与他交换意见。
王先志表态说：“那就让他们先杀吧，我们看一看再说。”
8月25日，区里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杀人问题，由于蒋、王二人的态度，会上出现了意见不统一的局面。会后，胡光学打电话给红联头头唐铭植、刘昌林等人汇报会议情况，说：“他们说不杀，我们要杀还不是杀。”但是权力核心不动，下面纵使要杀也只有这样凶。
后来营江“前指”两次打来电话，督促杀人，该区都没有往下贯彻。蒋正田的“右倾思想”使得郑有志等人非常义愤：“这个东西离阶级敌人只有三寸远了！”为了挽救他，帮助他把坐歪了的屁股端正过来，郑有志请示上级同意后，缴了蒋正田的枪。
遗憾的是我们未能直接采访到蒋、王二人。他们不愿意就这个事情接受任何人采访，因为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只是凭良心说了两句话而已。他们希望平静地生活，保持良心的安宁。
当时担任仙子脚公社党委书记的周仁者同志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
“我们区（五区）的杀人，主要是在附近区社杀人风的影响下发生的，当然少数区社干部也有责任，但大部分人对这样乱杀人还是有看法的。8月下旬，我们公社下石塘、七家湾、老福地等大队陆续发生了滥杀四类分子的现象。得到这一消息后，我马上与公社武装部长周桂章商量，决定召开一个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制止杀人。我们先后开了六次会，47军(不准随便杀人的)通告下达后，我们公社干部又分头下到各个大队，宣传贯彻。杀人风杀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些变了味，是人都杀。当时我下到的点是老福地大队，我隐隐听得一点风声，这个大队的贫协和造反派策划着要搞掉原大队长睦道义（“四清”下台干部）。他们在税务所开了讨论会，决定晚上十二点正动手。当时，农村里有表的人少得很，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其中一个造反派头头把电话打到公社邮电所，问几点钟了。值班的话务员问他，这么晚了，问时间干什么？那人笑了一下，说十二点杀壮猪哩。话务员多了个心眼，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话务员的报告，虽然搞不清楚是要杀哪个，但知道是要杀人，连忙叫了武装部长周桂章、公安派员郑启炳①，摸黑跑了七、八里山路，抢在十二点以前到了老福地大队。一了解情况，要杀睦道义。我们连忙制止了。又把睦道义带到公社保护起来，直到5天后风浪平息了，才放他回去。”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人最少的是仙子脚区会潭公社，仅杀17人。我们为此专门到会潭采访，此行的目的不是采访杀人，而是试图采访抵制杀人的事例。一个公社杀17人，放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可是在道县，36个公社杀4500多人，平均每公社125人，能够把杀人数字控制在这样的小两位数上确实不容易。其中一定有抵制“杀人风”的人和事存在！但是，我们很快就失望了，会潭公社杀人较少的原因简单得叫我们感到绝望：仅仅因为公社没有召开杀人动员会。而与它同属一区的沙田公社，比它更偏远更靠深山老林，却杀人比较多，就是因为公社召开了杀人动员会。
结果，原本打算采访抵制杀人，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采访杀人情况。
一位在仙子脚区搞专案的工作组同志告诉笔者：“会潭乡的杀人事件虽然公社没有召开杀人动员会，并且明显地有受其他区、社‘杀人风’影响的迹象，但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可以说基本没有。所有杀人个案都有社、队干部插手的证据。其中问题最大的是公社公安特派员熊景峰，他亲自写条子批准下面大队杀4人。”
他向我们讲了该公社的三个杀人案例。
一、会潭大队有个四类分子子弟叫熊义枫，是桥头小学的教员，“杀人风”中，被会潭大队民兵彭家奇等人从学校抓回大队，逼他出钱赎命。为活命，熊义枫交出现金150元和存折170元。几个凶手把钱分了，又把人杀了。这个案子就是请示过熊景峰的，熊景峰说：“赶快杀了。”
二、石枧大队要求每个村子（生产队）杀一个，结果为了凑数，同时也顺便减轻集体的负担，熊家湾村将一个五保户杀了。
三、大地夫大队大队会计何月拱、民兵营长唐广元等人，在公社已经传达了47军制止山人的通告后，仍坚持将地主分子唐修春和他的儿子唐广友杀害。唐修春有个女儿叫唐广惠在寿雁镇雁乡中心小学教书。何月拱又纠集多人到学校，要把唐广惠揪回大队“交贫下中农处理”。由于学校领导不同意，并派人到区公所请来领导制止，唐广惠这才躲过一劫。人带不动，何月拱提出，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从会潭赶过来，中午饭都没有吃，怎么办？唐广惠只好拿出仅有的30元①，为他们办了中午饭。吃完饭，何月拱等还不走人，还要跟唐广惠要路费。唐广惠没有办法，向其他老师借了35元钱交给何月拱。不过，她还算是幸运的，没有像熊义枫那样交了钱丢了命。（农村无赖的癖子性格在这里表现的淋浬尽至，也就是说癖子是社会最不安定也是最无用的废人，该治理的适好应该是这类人！无论是什么地方的癖子性好的人，都是宁天下大乱，以致于方便其混水摸到鱼！极尽能事；从历史中可以看到癖子性格是宁可我负人，却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最集中表现的人！要满足以上内容，癖子的第一癖好就是做官。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为官天下长治久安为民为国之兴建设的人所不得不考虑的！否则就不能长治其国！）
接着我们马不停蹄来到沙田公社采访，想对比一下，开了动员会与没开动员到底有些什么不同。
1967年8月21日，沙田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日岗等人召开了一个公社干部和各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抓促”会议，会上，蒋日岗等人大讲特讲所谓“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所谓的“敌情”，当然也讲生产问题，但重点讲杀人问题。蒋日岗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想要四类分子不乱说不乱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不能太天真了！......关、斗、杀都得用上，该关的关，该斗的斗，该杀的杀。”又说：“最高人民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你们（贫下中农）就是人民。”这次会议之后，该公社陆续杀了26人。当时，公社干部傅关爱、王许夫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杀人不行。蒋日岗说他们是叛徒，指示民兵把这他们吊起来，捆了7个小时。第二天又专门开会,“帮助他们受教育”，并勒令二人“低头认罪”。幸亏傅、王二人“根正苗红”，不然危乎险哉，加之检讨写得“深刻”，总算把命保住了。
8月29日，蒋日岗从营江参加政法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又召开了一个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蒋在会上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抓几条大鱼的，小鱼崽崽我不感兴趣。”又说：“你们要杀就快一点，不然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会后，一些大队又匆匆忙忙杀了一批，有些原来没有杀人的大队，这次也杀了。
沙田公社杀人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沙田大队杀贫农社员何正民。何正民在“社教”中提了大队长何礼道的意见，文革“乱杀风”时，何礼道借口何正民的叔父何积修（中农）解放前在国民党手中当过“伪教员”，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提出要杀。杀何积修的时候，何礼道顺便把何正民一起牵出来杀了，遇害时25岁。杀人之后，何礼道带着几个杀人凶手，拿着马刀和索（绳）子，跑到何正民家，用刀指着何正民的妻子阳修元说：“我们这几个民兵，你跟哪个好，你自己选，不跟就杀了你。”几个人将阳修元轮奸后，又威逼她嫁给老光棍何好菊。阳修元不愿意，又被何正榨霸占了20多天。直到47军宣传不准杀人，来到村子里，阳修元才得以脱身跑回娘家。
笔者在沙田公社采访时，还发现了一个案例，这个个案在专案组同志的眼里可能不算什么，因为它既没有杀人、又没有强奸，而笔者却顽固地认为它的典型意义丝毫不逊于那些杀人夺妻案、杀人谋财案。此案发生在小伟大队。8月29日，该大队的干部在公社开完杀人动员后，回到村里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召开大队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杀人名单。由于在公社开会时，公社领导说了“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同时也说了“不要滥杀”，这个调子定在这里，不好大开杀戒。“调皮捣蛋可以杀一、两个”这个不消说，问题是一贯“老老实实的”怎么办？该大队有一个富农子弟叫何汉存，平时表现还算可以，那么就叫他出钱保命吧。但话不能说得这么直白，于是生产队干部就对何汉存说：“你是属于那种可杀可不杀的，但是我们还想挽救一下你，就看你自己怎么表现了。土改那刻，有些地富主动交出浮财、地契，结果都没有杀，有的还给定了个开明地主。”何汉存一听，连忙回家拿出仅有的90元现金交到生产队。队上的人一看很生气，这么一点点钱就想保命？对他说：“你呀，不要想蒙混过关，真心愿意重新做人，就要脱掉裤子割尾巴！”何汉存一听连忙跪下来：“我脱裤子，我脱裤子！”马上跑回家，把家里的一头毛猪、2床棉被，20斤猪油、9只鸡、4床被单、8件衣服、床铺、洗脸架、银首饰约3斤，一间房子统统地交了公，总算免了一死。但何汉存的妻子又惊又吓，忧虑成疾，不久后病死。剩下一个16岁的女儿，何汉存匆匆忙忙地把她嫁了出去，怕万一又要杀的时候，好给她留条生路。
令小伟大队的干部、群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处遗工作组进村以后，何汉存第一个跳出来了，“变天帐”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想当年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动要求交公的，队上不愿意收，他急得直哭。这会子，又说是逼他交钱保命。谁逼他了？大队干部气得要死：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把这小子留下来！
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在仙子脚区，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区所属四个公社（仙子脚、沙田、会潭、桥头）中，桥头公社不但杀人多，超过其他三个公社的总和，作派也与其他三社大相径庭，不但杀得早、杀得有模有样，而且还像上关公社一样召开了万人杀人现场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呢？
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向我们解释道：“现在的仙子脚区包括了文革‘杀人风’时的一个半区，当时的仙子脚叫五区，包括三个公社：仙子脚、沙田、会潭。桥头公社隶属四区，当时叫桥头区。后来桥头区撤消，桥头公社和桥头林场划到现在的仙子脚区，桥头区的另外两个公社，乐福堂和杨柳塘划到了寿雁区。①我们说的全县唯一没有在区一级范围召开杀人动员会的，是当时那个仙子脚区，也就是五区，也叫红岩区。桥头区，也就是四区，不但区里开了杀人动员会，各个公社都开了会煽动、策划杀人。这里面主要责任人有（原）桥头区武装部长廖明忠、（原）区公安助理员黄来顺、（原）区委秘书魏永登、（原）区农机站培植员柏福然，（原）桥头公社公安助理员杨盛卿等人。”
“你讲的这个廖明忠是不是在营江‘红联前指’总部担任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的那个廖部长？”我问。
“对，就是他。他是桥头区策划、煽动杀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且亲自批准杀害了两名贫农社员。黄来顺比他厉害，不但在全区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而且亲自批准杀12人，桥头公社召开万人杀人现场会就是黄来顺和杨盛卿策划的。桥头公社在公社范围内为主策划、部署杀人的是杨盛卿，他亲自开口点名杀4人，批准杀20人。还有那个柏福然，他是一个“红联”的头头，是策划乐福堂公社杀人的主要责任人，他在该公社亲自点名批准杀9人。桥头公社杀人最多的也是杀人最早的是胜利大队，共杀57人，位列三甲，冠军是油湘公社的跃进大队，季军是蚣坝公社的沿河塘大队，亚军就是胜利大队。胜利大队杀人的主要责任人第一个就是杨逊卿，是他最先开口指示杀人的，其余的就是该大队的书记何进兵、会计何臣安、民兵营长何来球、治保主任熊福保等人。被杀的人中有一名孕妇，一名在校学生。一个叫熊福昌的贫农，因与熊福保有私仇，也被他牵出去与四类分子（及子女）一起杀掉了。胜利大队杀人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是私设公堂，毒刑拷打被杀对象，用了老虎凳、火烧等刑法，搞得险火得很。所以这个大队不仅人杀得多，致伤致残的也不少。
“该大队最先杀的两个四类分子，一个叫何光照，一个叫谢苏苏，这两个人是开斗争会打死的。8月17号上午，杨逊卿路过胜利大队，区贫协委员、大队会计何臣安向他汇报大队的‘敌情’，杨逊卿说：‘你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在六区、十一区、八区贫下中农都行动起来了，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你们还不行动起来，等着地富搞暴动？’何臣安立即将杨部长的指示向支书何进兵等人汇了报。当晚，胜利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分子何光照、谢苏苏。何光照被当场打死，谢苏苏打得七窍流血，用门板抬回去的，第二天也死了。家人不敢伸张，用一床篾席裹了，偷偷埋了。
“19号，大队召开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联席会议，点名要把何静青干掉。散会后，大队治保主任何胜强到杨逊卿的住处请示。杨逊卿看到他顾虑重重的样子，很生气，说：‘你们大队干部胆子太小，作不得卵用。’何胜强受到批评以后，连忙回去，对何世兵、何臣安、熊福保等人说：‘杨部长的批评我们了，怎么办？’大队马上召开斗争大会，民兵把何静青押进会场，何臣安带领大家喊口号，用事先准备好的洗衣棒一阵猛打，何静青满头满脸是血，晕死过去。民兵营长朱来球（后来当了书记）伸手在何的鼻子上试了试，还有气，又补了一鸟铳。
“第二天，杨逊卿专门到胜利大队，找到何臣安说：‘何善妙怎么还不斗？你们听不听讲（话），这种人还不斗，斗谁？......这种人不要说斗，打死都是应该的。’当晚，胜利大队又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何善妙，不过没有在会上把何善妙打死，是会后拉出去杀掉的。杀了何善妙后，何臣安专门赶到公社，向杨逊卿汇报。杨逊卿说：‘好得很，这是贫下中的革命行动......你们为什么不用枪打？何部长（桥头公社武装部长何福章）从寿雁回来，看到的那边都是用枪打的。’从这以后，胜利大队杀人，基本都是用枪和鸟铳。
“在这之前，桥头公社，还有整个桥头区杀人都不是很多的，接着搞了一个万人杀人现场会，把全区的‘杀人风’推向了高潮。8月21号晚上，桥头区公安助理员黄来顺从营江开会回来，打电话给杨逊卿要他到区里汇报敌情，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区公所和桥头公社得很近，杨逊卿接了电话，马上就到区公所向黄来顺汇报。听了杨逊卿的汇报，黄来顺说有必要搞一个大动作，充分地发动群众。研究后决定，乘着赶圩人多的时候，开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大会，给大家看看。黄来顺说：‘以前的那种斗争方式已经不跟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了，这一次一定要动点真格的。’杨逊卿说：‘黄部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办事什么时候塌过场？’
“第二天上午，桥头公社召开各大队负责人开预备会，研究开现场会的时间、要杀的对象、杀人地点等等，区里也来人参加了。黄来顺指示说：‘你们不要只抓小鱼不抓大鱼，像蒋豪（军统特务）、何国瑞（伪团长）、熊艇（伪军官）这些人危险性最大，一旦阶级敌人搞暴动，他们是会指挥战争的。’开会之前，杨逊卿把何世兵、何臣安等人喊到一边打招呼：‘今天开会要从你们大队杀几个人。’何世兵等人说：‘杀就杀吧！’首先点了蒋豪的名，但是年纪太大了，走不动。有人提议用猪笼子抬起来。杨逊卿说：‘太麻烦了，换一个吧。’最后换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地富子弟叫何广贤。大家一致同意了。又向黄来顺作了汇报。黄来顺说：‘要杀就杀吧。’
“8月23日，万人杀人现场会在桥头圩召开，胜利、大江洲、石排楼、上坝等大队都组织社员来参加，乐福堂、杨柳塘两个公社也派代表来取经。整个桥头圩挤得水泄不通。现场会由公社团委书记蒋子荣主持，杨逊卿讲话。在宣布了何广贤反攻倒算等罪状后，杨逊卿说：‘现在各大队反攻倒算的，反动组织的，我们要注意他们的动向，揭露他们的阴谋。会后，各大队都要行动起来，像这样的（指何广贤）统统干掉！’然后公社民兵将何广贤拖出去枪毙了。现场会以后，区、社两级干部纷纷下到各大队检查督促，杀人事件在桥头区，不光是桥头公社，还有乐福堂公社、杨柳塘公社，很快形成高峰。”
接着，该同志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桥头万人杀人现场会后，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督促杀人的故事。这个仅杀两人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竟比轰轰烈烈的桥头万人杀人会强烈百倍。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8月23日桥头杀人现场会后，区、社两级干部纷纷下到各大队检查督促（杀人）工作，8月24日，杨逊卿带着公社妇女主任鲁××下到大江洲大队。①他发现大江洲大队开了现场会以后，居然没有很大的反响，非常生气，严肃地批评了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思想保守、行动迟缓，并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骨干会议，研究杀人问题。会后，杀了两人。
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75岁；何国新，男，5岁。
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优先杀这一老一小两个“阶级敌人”呢？原来大队开会时候，有人提出地主分子秦秀容家土改时还藏有蛮多光洋没交出来，还有存折。秦秀容的汉子（丈夫）在外面当过官，家里都是读书人，哪会没得钱？据在她家做过长工的老人揭发，旧社会，她家里光洋用升子量，餐鱼顿肉，连我们做长工的都跟着吃好的，腊肉切得巴掌大一块，油水重得粘嘴巴。还说秦秀容跟孙子何国新传授变天账，指着那些土改时分掉的田和房子说，这里原来是我们家的田，那里原来是我们家的屋等等。现在秦秀容家已经没得什么人了，有个小儿子在外县教小学，已经和她划清了界线，断绝了母子关系，好几年没有来往，只剩下这一老一小，老的老，小的小，要是哪一天，老的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到哪个手里。耍不好，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
于是决定先拿这祖孙两个开刀。
谁知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有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索子（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
5岁的何国新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式，吓得跪在奶奶膝下，哭得凄惶：“妈妈（奶奶----道县方言将袓母称为妈妈），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他们就不会杀我们了。”
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都说人越老越怕死，这个秦老太太硬是看到棺材不落泪。你自己自寻死路也就罢了，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5岁的小孙子也要陪着自己死？
何国新见奶奶没反应，又转过身求那些拿着梭标、马刀、鸟铳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我听话，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他抱住这个人的腿，这个人轻轻一脚把他踢开。他跪在那个人面前，那个人把个脸背过去......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们。”杨公安再次交代政策。
“去，跟你妈妈（奶奶）说去，只要她把光洋和存折交出来，保证不杀你！”大队上的人见他说得可怜，再次指条生路给他。
何国新又回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地哭嚎，拼命地哀求，哭得嗓子都哑了：“妈妈，妈妈，你把光洋交出来啰，他们说了，交出来就不杀我们！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来有什么用？妈妈，我怕死，我想活......”
可是，秦秀容居然还是无动于衷，还是宁死不交（也许根本就没有）。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养活你？履巢之下焉有完卵。不如跟妈妈（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遂一起被活埋。
回到县委招待所以后，我失眠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满眼满脑都是秦秀容和何国新扑朔迷离的身影......一点黏黏糊糊的液体最终还是不听话地从眼角溢了出来，沁湿了我的双鬓。说来也怪，它一流出来，紧绷绷地心头顿时就松了许多。我悄悄地爬起来，到公共卫生间打了盆凉水，洗了把脸，然后又回到房间里，打开灯，在记录本上写下了一首小诗：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点
再深一点点吧
别让野狗把我刨了出来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点
再深一点点吧
像一颗种子那样
深深地种下
我会慢慢发芽
慢慢长大
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
开出一朵流泪的小花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听了专案组同志关于仙子脚区杀人概括的介绍后，我问：“听说上坝大队杀了一个名叫何余祥的，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来之前，我们在县里查阅材料时，得知道县杀人事件最后一个遇害者是桥头公社上坝大队的中农何余祥，但究竟为何被杀，怎样被杀的，材料中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到桥头公社重点要采访的除了万人杀人现场会之外，就是这件事情。这封刀一杀不弄清楚，我们对道县杀人事件的采访就无法画上一个句号。
专案组的同志听我这么一问，笑了：“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事。何余祥是‘乱杀风’中最后被杀的一个人。他们叫‘封刀’。杀了这个人以后，‘杀人风’就算彻底停息了，以后再没有杀人。实际上这是一桩典型的谋财害命、杀人强奸案。何余祥是（1967年）10月17号被杀的，这个时候，道县的‘乱杀风’已经基本平息。47军6950部队是8月29日进的道县，到9月下旬整个道县基本上就不怎么杀人了。杀害何余祥的两个主谋，一个是大队长易长进，一个是民兵营长唐贵庭。唐贵庭这个人当过国民党的兵，恶习很多，他与何余祥过去为一些小事结过仇，想乘这个乱杀人的机会搞报复。正好大队长易长进想要侵占何家的房子。两个人一商量：再不动手就没得机会了。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捏造罪名，说何余祥参加了反动组织‘中国自由党’，在马鞍桥的凉亭屋用鸟铳将他打死了。杀了何余祥以后，易长进不但霸占了他房子，还强奸了他的老婆......在这之前，这两个人还多次参与该大队的杀人活动。特别是唐贵庭，他在8月29日，参与杀害了地主分子唐广厦，当晚又伙同另外两名杀人凶手易长正与刘大钧把唐15岁的女儿轮奸了。”
听了专案组同志的介绍，我们提出想去上坝村采访一下当事人。专案组同志说：“这两个已经逮捕法办了，具体关在哪里，我不太清楚，你们回县里一问就知道了。你们要去上坝村采访，那里离这边有蛮远，路也不好走。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今天在区里歇一夜，明天一早，我们想办法弄辆车，送你们到上坝水库，从那里到上坝村很近。”
专案组同志的这个建议其实很不错，当时我们要是接受就好了，但是看到时间还早，所以还是坚持马上动身去上坝村。专案组同志看到我们这个态度，就想办法帮我们借了两部自行车，告诉我们骑单车两个小时可以赶到。他本来也想陪我们一起去的，由于只借到两部车子，只好十分抱歉了。殊不知正中我们的下怀，这段时间我们的采访，多数由专案组同志引领陪同，一方面给我们的采访增添了极大的便利性，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自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自由度的采访一定有其巨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像两只翅膀开始长硬了的小鸟，跃跃欲试地试图体验单飞的滋味。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沙石简易公路，我们骑车去上坝村。骑单车对我不是什么难事，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远，每天都要骑四、五十分钟的车上下班，一口气骑下来，根本不觉得累，速度还蛮快。可是这回才深刻得体会到沙石简易公路和柏油马路完全不是一回事，骑出去没多远就已大汗淋漓，再看张明红，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想起当年当知青时，担一百多斤的担子，走20多里山路到公社粮站送公粮的情景，心中不禁感叹，人变“修”太容易了。骑了大概十里地，累得呲牙咧嘴，两个大腿根也被车凳磨红了。山路却更加蜿蜒曲折，起伏不平。我们只好采取上坡推车步行，下坡骑行的办法继续赶路。这一招还真管用，马上轻松了不少，只是速度就慢了很多。就这样走走骑骑、骑骑走走，花了大概有三个小时总算到了上坝村。进村一打听，不巧得很，支书不在家，有事出去了。我们顿时傻了眼，接头的人不在，找别人，又不当家理事，作不了主。一个我们在很多地方采访遇到的情况，在这里同样也遇到了：被害者遗族对我们有戒心，尽量地回避我们；基层干部对杀人情况或者记不清楚、或者说不清楚；杀人责任人要么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要么干脆躲着不跟我们见面。说来说去，对杀人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地还是专案组的同志。我们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得的就是这么个结论。张明红感叹道：“看来，哪条路子上来的人，就只能走哪条路子。‘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肯定要遇到地雷阵。”
这时天色已然向晚。山区的夜晚来得很快，也很突然，青紫绛红的霞光降临到都庞岭上，观察它瞬息万变的色调确实是一个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匆匆落日下，月亮在慢慢爬起，眼前的山峦如此雄浑、淳朴，呆然若愚有仁者之风，纯净得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罪孽的痕迹。从群山中吹来的凉爽的夏季风，鼓进衣服里，浑身的汗马上收尽，但两条大腿却痛得更厉害了。没有办法，还得赶回去，至少得赶回公社去。
“走吧，回去。明天再来。”我对明红说。
“怎么样，走不动了吧？你硬是太不行了。”张明红看着我，嘴角含着一丝诡异的笑纹，“还是看我老张的，这附近有个桥头林场，我们到那里去想办法。”
张明红不愧是“地头蛇”，桥头林场的领导看到记者站张站长来了，热情得不得了，马上杀鸡置酒款待我们。我们也真的饿了，顾不上讲太多的客气就大吃起来。大块鸡、大块肉倒是很对我的口味，但是那个酒至今我仍然想不通，为什么那么打头，当时我并没有多喝，尽管场里的几个干部轮着劝酒，我还是把着量不敢多喝，但是酒劲很快就直窜头顶。这酒肯定有问题，有可能是那种劣质的假酒，奇怪的是他们喝起来都没有我这么强的反映。也许是他们喝惯了。也许是我太娇贵了。酒足饭饱，月上中天，几位场长留我们在场里过夜，我们坚持要回区里去。场里就派了一部吉普车送我们回仙子脚镇。
上车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十分清晰，可是吉普车在盘山公路上三晃两晃，把我晃迷糊了，眼皮像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有些发胀，还有些发痛，但还是强撑着不让自己睡着了。这时候，车子突然停下来了，车灯的光柱里照着了一只野兔子。他们几个人跳下车去打野兔子。我坐在车上感到膀胱胀，有小便的要求，也跟着下了车。其实夜半三更整个公路上就是我们一辆车，下了车扯脱裤子，大尿特尿就是了，可我偏偏就像怕人看见一样，想躲到路边一块黢黑的阴影里去，就一步一步地向那个阴影里走去......这时候，突然一只手从背后将我拉住：“小谭，你干什么？”是张明红的声音。“莫吵，莫吵，我解小手。”我试图挣脱他的手，他却把我拉得更紧了，连小便都不让我解，就把我拉上了车，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仙子脚区的旅馆里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张明红哈哈大笑着走进来：“来，来，我们第二次握手。你小子昨天晚上摸了阎王的鼻子，差一点我们今天就要给你开追悼会了。”看着我茫然惊讶地眼神，张明红告诉我，昨晚他们几个人下车去追野兔子，野兔子本来还在前面跑，突然一下子不见了，这时候，他一回头，看见我正向悬崖边走，连忙大声地喊我，可是我根本不听见，急得他跑着追过来，就在我走到悬崖边上还在向前走的那一刻，他抓住了我。“你小子命大哩！桥头林场的司机讲，那块悬崖下面有十几丈深，一脚踩下去，肯定没命了。”我听了惊得倒抽一口冷气，好久嘴都合不上来了。
因为这个情况，我们把再去上坝采访的计划放弃了，匆匆地赶回了县里。当时想，来日方长，机会有的是。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
不过，在仙子脚区采访中我还有一个在其他区社没有的收获，那就是在一位专案组同志的记事本上，看到了一首小诗。
七律
处遗工作有感
步主席《长征》韵而作
处遗不怕工作难，
废寝忘餐只等闲。
桩桩血案无法纪，
滚滚人头似泥丸。
潇水当年浮尸满，
道州至今人心寒。
三中全会指航向，
拨乱反正尽开颜。
我把这首诗抄录下来，不是因为它写得多好，多深刻，严格地说，作为一首七律，不合格律之处尚多，但它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感情倾向！同时也折射着处遗工作的难度。这样的诗（或文）出现在杀人最少而问题揭露得相对较深的仙子脚区难道仅仅是因为偶然性的因素吗？道县处遗工作组中，喜欢舞文弄墨的笔杆子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处遗有感”呢？也许是我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发现了，每一个处遗工作组具体工作人员对待道县杀人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他所负责的那个地方或那些专案问题揭露的广度与深度。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有些地方，处遗工作组的人员与杀人责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甚至干脆就住在杀人责任人家里，这些地方杀人问题就根本揭不开，揭不透，有些案子甚至越查越糊涂。
道县县委在“文革”非法杀人事件处理遗留问题工作情况的总结材料上说：“通过处遗工作，做好了三件事情，第一查清了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第二做好了被害者遗属的善后安置工作；第三，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责任人进行了认真的处理。通过以上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增强了法纪观念，绝大多数遗属感到满意，绝大多数被处理者认罪认错。”笔者认为这个结论缺乏事实依据，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的情况是，整个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查清，但严重的历史教训并未被真正吸取。大多数被害遗属感到有冤难申，大多数杀人事件责任人不认错，更无从谈到认罪。我这样写，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对不起广大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们，特别是那些给予我们采访工作以大力支持的同志，我知道他们一定对我失望极了，认为我就是一条养不亲的“白眼狼”！
我们深知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们非常不容易，两年多来，付出了极大地辛苦，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之艰难，之细致前所未有。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很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被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
处遗工作组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们：“道县和周围县市‘文革’杀人以后，留下的后遗症非常大，死人不说，遗属更是深受其害。特别是1982年以来，由于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原来由集体抚养和照顾遗属的一些办法基本落空。据初步统计，全地区有4万多遗属生活陷入绝境，基本上可以用‘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这8个字来界定。特别是一些无依无靠的孤老孤残孤儿更是可怜，他们无处安身，有的同牛睡，有的同猪睡，有的住厕所，有的睡别人屋檐下，有的睡树下。吃的更困难，有的从垃圾堆里捡吃，有的讨吃，有的偷吃，还有的抢吃。仅道县就有几千人在全县各集镇饮食店觅食。我们刚刚下到道县时，道江镇到处都是乞丐。根本莫想在饭馆里面安安生生吃上一餐饭。一端起饭碗，就有好多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乞丐围在一边，有的甚至全身赤裸、骨瘦如柴，眼睛巴巴地盯着你手中的饭碗，有的干脆就跪在一边，等着，也不说话。那个样子叫人哪里还吃得饭下。只好放下碗走人。这些乞丐一窝蜂涌上去，连盘子都舔得好像洗过一样。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道县杀人事件遗留下来的孤老孤残孤儿，和有家难归的遗属。他们想做工，没得人要；要干点别的，早已吓破了胆，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自古讨来不犯法。有一次我在道江镇一家饮食店买了一碗面，还没端上桌子，一下子就围上了十多个小乞丐，你也喊，他也叫，根本没法吃，最后，我给了一个最小的女孩，有一个大点的男孩想抢她的吃，被我说服走了，我守着她，让她吃，她怕别人再来抢，狼吞虎咽一下子就光了。我问她：‘你爸爸、妈妈呢？’她说：‘杀光了。’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再也问不下去。”
当时在道县“杀人无罪论”（杀四类分子没有错），“杀人有理论”，“杀人有功论”、“杀人保权论”（杀四类分子就是保卫红色政权）大有市场。传统的常识遭到颠覆，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进入了人们的常识范畴，特别是它侵入的不仅是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脑，还有大量的读书识理的大脑。意识一旦成为常识，就会变得有理讲不清了。工作组一进场，立即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人说：“几个四类分子，杀了十几年了，还翻起来搞什么名堂，真的是吃了饱饭没事干！”有的说：“好多工作都没做好，还来做这号没屁眼的事。”有的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有的说：“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有的不吃饭不睡觉，拼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来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还有的害怕被追究责任逃了出去……
一个公社书记则说得更具体：“你们下来帮我们抓生产，搞计划生育，我们杀鸡杀鸭打酒给你们吃。搞这个事，不得人心，饭都请你们没得吃！”
特别是道县的一名杀人事件责任人，1984年12月4日出逃时，给区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我的血泪书》，更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我的血泪书
生我的是父母，培养教育我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跟党工作将近30年，革命的实践检验了我，我认为我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由于情况不允许我，我是向党也讲不清。因此，我暂时离开党的工作，请你保留我的党籍，如果党需要我，我再回到党的怀抱。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离开了党，今天不是战争年代，如果是在战场上，为了人民，我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而今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热血洒在仇敌面前是极大的耻辱。组织上需要处决我，我就走上祖国大地，自己处决自己，也不能把热血洒在道县……他们的面前。
这封信不仅在道县的基层干部中，而且在处遗工作组中，都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与此同时，杀人责任人和遗属之间也有大量矛盾激化的苗头出现……
道县有个参与组织策划杀人的责任人，工作组找他谈话时，他一口一个：“杀人是奉上级命令的，我是奉命行事。”他老婆在一边插嘴说：“原来杀人也是你们上级开的口，现在查查查！查什么鬼？现在上级开口要杀你们工作组，我照样杀。”
零陵地委和各县县委对这些情况非常重视，召开专门会议，提出一系列措施。各县处遗工作组按照地委的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道县县委处遗工作组就深入基层，分别召开党员、新老大队干部，还有群众、遗属、杀人事件责任人、妇女等座谈会，组织学习有关政策法规和大力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把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再次明确指出：零陵地区“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要按照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按特定的政策来处理，决不能各执已见，提出另外要求，更不能自己采取什么行动。对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要指出他们杀人的性质和严重后果，引导他们吸取教训，增强党纪法制观念，主动认罪认错，向遗属赔礼道歉，取得遗属的谅解，争取从宽处理。对广大干部群众，要进一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肃清“左”的流毒，正确对待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对受害者遗属要同情他们的不幸，使他们感到党和政府给他们的温暖；同时讲明“文革”杀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引导他们把仇恨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对他们的合理要求，要主动帮助解决，尽量予以满足，对一些过高的要求也要体谅他们的心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说服教育，使他们自觉放弃过高要求；对少数无理闹事的要耐心解释“处遗”的政策规定，讲清道理，既指出错误批评教育，又不要使矛盾激化。
为了“帮助群众搞清是非，提高认识，加强法制观念”，工作组的队员口都讲干、腿都跑细。为了解决受害遗属的生活和安置问题，如发放抚恤费、安家费、赔偿费、救济费，分配责任田、责任山等等，可谓克服困难费尽心血。你们的工作使四万遗属开始重新有了家。特别是为了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是逐村逐人，一个一个地落实，真正做到了“来要到头，去要到尾”。①为此，仅道县一县就成立了401个专案组，进行重点清查。工作量之大亦为前所未有。
而我竟然胆大包天，竟敢轻轻巧巧进行否定。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包括想做的一切，有多少可以由自己做主？有多少可以不受时代的局限呢？时代有它内在的苦难，身处其中的人谁也无能逃脱，但是希望可以认识，可以理解，可以超越，面对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唯有“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才能拯救我们自己，除了勇敢地大声地说出事件的真像，我们别无选择。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行文至此，我已经把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向读者作了一个虽然粗略还算全面的交代，我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符合历史原貌，但可以保证是百分之百客观公正。还有一个情况一直没有讲述，那就是那些没有杀人的大队的情况，本来打算在写仙子脚区文革杀人事件时，重点讲述的，结果讲来讲去还是讲成了杀人的情况。在道县，杀人案例很多，俯仰皆是，没有（或抵制）杀人的情况却寥若晨星。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依然收获甚微。物以稀为贵，虽然采访的东西不多，但仍然觉得有必要记录在案。
一、寿雁区牛路口公社党委书记唐仁汉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文革术语，意指停止行使职权）了，不过公社干部开会还是喊他参加。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他听到公社武装部长提议：“现在别的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这里是不是也搞两个（四类分子），大家研究。”他立即站出来明确表态：“刚才刘部长的讲法是错误的，要作废。”由于他极力反对，其他公社干部也不好意思再讲杀人的事，使得这一次部署杀人未能实现。该公社23个大队中有两个大队的大队干部与唐仁义有相同的看法，因此这两个大队没有杀人。
二、原道县农业局局长秦庭良当时作为“走资派”下放到久佳公社建设大队搞“双抢”。开始杀人后，与他一同下放的十五名干部都跑光了，留下他一个人坚持在这里改造思想。当时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杀人问题，已经确定了名单，准备第二天动手。秦庭良得消息以后，冒着“站在阶级敌人一边”的危险，跑去找这两名基层干部进言：“杀人的事无论如何干不得，自古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毛主席教导我们，人头不是韭菜，随便割不得。现在这些情况，迟早有一天要追究的。他们要杀，叫他们自己来杀，我们万万乱来不得！”支书和民兵营长一听，觉得讲得有理，就改变主意，把人放了。结果这个大队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没有杀人。
三、油湘公社黄金大队的大队干部（1967年）8月28日上午，参加公社召开的全县杀人情况通报会后，当晚召开全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经过讨论，提出要杀26个人，名单也定了。因为大队支书蒋仁俊一直坐在一边抽烟，不发言，贫协主席说，还是要党的一元化领导，请蒋支书表个态。蒋仁俊说：“你们一定要杀，我可以不管，我只能表这个态。杀人要我开口，我是绝对不开的。”看到蒋仁俊这个态度，支委里也有几个人出来说话了，蒋支书不表态那就算了。蒋仁俊说，既然算了就散会。杀人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然而，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上了名单的26个人中，有3个胆子小的嚇得自杀了，还有几个胆大包天的逃跑了。
8月31日，公社公安特派员打电话到大队，民兵营长陈玉贤接的电话，说该大队逃跑的一个地富子弟邓见生被抓住了，要大队来领人。大队的几个“巨头”，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等，开了一个碰头会，商量怎么搞。有人提出这号人不杀不行。不然，别的四类分子都跟他学样，那还了得！但蒋仁俊还是不表态。陈玉贤提出是不是请示一下公社。蒋仁俊说，那就请示吧。电话打到公社，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接的电话，郑来喜犹豫了半天，说：“上头已经来了指示，不准杀人了。”既然上头是这个态度，于是大队决定先把人接回来再说。
治保主任邓江清和民兵营长陈玉贤带着两个民兵到公社领人，正好碰上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本跃。李本跃问：“怎么搞的，你们大队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邓江清说：“主要是蒋仁俊这个人思想太保守，他是支书，他不开口，我们有什么办法。”李本跃说：“他的意见，只能代表他个人呢......党的领导还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像邓见生这样的人，我看就可以杀。”
返回的路上，邓江清说：“上头讲了邓见生要杀，牵回去只怕又杀不成。”陈玉贤讲：“上头讲了要杀，还管他那么多，杀了就是。”就在路上把邓见生杀了。
四、在“红联”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营江公社，有一个叫正岗头的村庄，当时叫和平大队，全大队有9户地富，加上其它分子及子女共二十余人，文革杀人事件中没有一个被杀，成了名符其实的和平大队。这又是为何呢？
我们采访了该大队文革时任党支书的蒋良忠老人。我们来到正岗头时，他正在盖新房，跑上跑下，忙不赢，听说“省里来的领导同志”（当时我们被介绍为省里来的干部）要找他了解文革杀人的事，放下手里的活计，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县老农的形象，身材不高，背已经明显的佝偻了，打着一双赤脚，一看就知道是个做惯了事的人，当干部的经历虽然看得出来，但已经不十分明显了。质朴的脸不善表情，见了我们，平淡的笑了笑，算是表示了欢迎。我们有些奇怪，在当时那种黑云压城的形势下，他何以能顶住那股杀人风？他用与他的脸一样质朴的语言作了回答：“那是一口风咧！喊起要杀的，上头一喊，下头就充积极，放肆杀。那些年刮‘五风’也是这样刮起来的，饿死多少人！我到营江开了会回来以后，他们问我，我们大队怎么搞？我想，杀一头猪还要批张条子，杀一个人哪有那么简单。土改时杀人简单也没有简单成这个样子，还有个土改法，上头还要发个文。自古以来，杀人总得要见官，要批准，还要有人监斩，犯到哪一条办到哪一条，怎么能在我们这里乱了规矩呢？那些谣起要杀人的，都是充积极，想升官，我不想升官，也没得官运，我懒杀得。既然上头都瘫痪了，我们也跟着瘫痪算了。贫农代表蒋忠尚也支持我的意见，他跟我讲，别的大队要杀，让他们杀，我们不充这个积极，我们不杀！
“后来，杀人风越刮越凶，别的大队越杀越厉害，我们大队也有人坐不住了，把地主蒋福保父子捆了起来，召集干部在禾坪里开会研究怎么搞，逼着我表态。蒋福保父子两个划算自己肯定死得成，已经把几件好一点的衣裳都换上了，准备去死。别的大队地富表现怎样，我不知道，可蒋家父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表现怎么样，大家未必看不见？除了蒋福保解放前吃过剥削饭以外，其它恶事从来都没做过，土改处理一回了，未必这回还要处理？我横直不表态。后来他们逼急了，我就说天气凉了，要去添件衣裳，跑回去，躲起来。他们几个见找我的人不到，不敢作主，研究了半天，还是把人给放了。”
我们由衷敬佩地说：“蒋支书，你老真正是觉悟高、水平高！”
蒋良忠老人把个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你讲我觉悟高、水平高，县里盘副县长，就是现在在县里当人大主任的，到这里来把我骂得该死，说我是胆小鬼，怕死不革命。”
我们一时竟愣住了，盘副县长内心倾向我们很明白，也不难理解，但如此明目张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稍顿了一下，只好说：“历史自有公论！”
离开正岗头村，我们在山回路转处，停车回望。这是一个由两个自然村组成的村落，一条很清的小溪，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在我们眼皮下面，有一座庙，庙里养了一匹很可爱的小马，棕色的。而我们背后的这片山林，长满了低低的马尾松。这种松林，徐霞客当年游历道州时，在《楚中日记》中便有记述：“大道旁边分植乔松，如南岳道中，而此更绵密，有松自出柯五六枝，此种特见之，他所无也。”惜乎弘祖先生笔下松图，如今道县已难寻觅，不知何年才得再见。说风景幽美、人文厚积，它远不如楼田村；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它远不如水楠村（水楠是道县著名的柑桔之乡，该地有一株柑桔树高约两丈，粗有一尺，每年都要挂果千斤以上）；倒是与杨家乡的郑家村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只不过那里杀得血湖血海而这里没有杀人。
我们把正岗头村在文革杀人事件的表现称为正岗头现象。和鲁草坪现象一样，它们给我们所提供的启迪一点也不比那些杀人冠军大队少！或许正是它们从另一个方向，给我们指明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真象之所在。在对这类没有杀人或杀人较少的大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普遍现象，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符合以下五个条件：一、该大队党的基层组织比较涣散；二、该大队的各项工作一贯比较落后；三、该大队的地理位置比较远离行政中心；四、该大队没有公社干部下来指导工作；五、该大队主要干部之后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例如蒋仁俊就被撤了大队大队支书的职。发现这一点，或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不仅是一个心理上的，而且是一个生理上的沉重打击，我像大病一场，整个人都小了一圈。我可以把手扪在尚未完全烂透的良心上，对苍天起誓：我来道县采访的初衷，确确实实是想写一篇既揭露问题又歌功颂德的纪实文学，但是我做不到，实在没有办法做到，请原谅了！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第五十四章 采访“红联”头头贺霞
附录一：道县文革中被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附录二：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
附录三：关于与“乱杀风”有牵连的干部的一些情况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道县大屠杀呈波浪型态势，一浪高过一浪向前发展，很快就杀出道县，影响到周围县市也跟着杀人，大有杀遍湖南，杀向全国之势。
（1967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驻扎在湖南广西交界处麦岭的一支部队，代号6950，接到军部从长沙市黄土岭（47军军部所在地）发过来的紧急电报，询问道县是否发生乱杀人现象。
6950部队是一支炮兵部队，一个团的建制，实际上不足一个团，只有10个连的兵力。他们驻扎在麦岭，是因为此地曾多次发现台湾国民党当局空投过来的反动传单，中央军委把它作为一支战备预备队放在这里，“准备反空降的斗争”。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部队在这片人烟稀少的丘陵地区开垦了数千亩荒地种花生。团部大门口一幅大标语写的就是：“一边防空降，一边搞生产”。因为国民党敌特空降的迹象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部队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搞生产，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种花生，对于地方上的情况不甚了解。
8月26日，军部又追发一份紧急电报：“据悉道县确有乱杀人现象，希你团火速派人调查制止。”
接到电报后，团领导立即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鉴于事情紧急，而情况不明，决定派团副参谋刘兆丰带领3名政工干部先赴道县调查情况，再作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次日清晨，四位军人乘坐一辆深绿色的军用吉普急赴道县。大约两个多小时以后，到了道县，吉普车一直开到县武装部，刘兆丰等人下了吉普，径直去找武装部领导。武装部领导接待了他们。但对于杀人的情况，说不清楚，只是证实道县农村确实发生了杀人事件，至于具体的杀人原因，被杀人数，是否还在继续杀人等问题，武装部一概搞不清楚。
从武装部出来，四位军人走上街进行调查。街面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满墙的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显示着“红联”和“革联”正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一个大字报棚上面对面的两张大字报，可以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道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等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口，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弱病残……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它对面“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针锋相对地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圩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反动组织，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坏分子的操纵下，一部分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使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匹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整个道县笼罩在极度的恐怖氛围之中，居民的家门全都紧闭着。四位军人好不容易敲开一户居民的房门，通过了解，得知道县早就开始杀人了，现在已经杀得血湖血海，至少杀了好几千人了，而且还在继续杀人，潇水里面像炸麻花一样浮满了死尸......
四位军人赶快又来到潇水边上，走上二中后面的钢丝桥，立即看到，河面上一具又一具尸体随波逐流向桥下漂来，刘兆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时针正指下午5点35分，然后开始计算漂过钢丝桥下的尸体数，一具、二具、三具、四具、五具......十具......二十具......三十具......四十具......五十具。他抬起手腕再次看表，正好6点整。短短25分钟时间里，漂过钢丝桥下的尸体竟有50具之多，平均每分钟两具。刘兆丰在心里作了一个简短的计算，如果按这个速度，1小时120具，1天就有2880具，看来居民所言不虚。
他们正要离开时，一群农民模样的人哭哭啼啼地赶过来了。这些衣裳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太多是道县农村中逃出来的地富子弟，他们有的挤在二中对面汽车站的棚子里，有的躲在县招待所旁边的一家旅社的楼上，其中一个人，头上被打了一鸟铳死里逃生的。他们听到解放军派人来调查道县杀人的事，都赶过来了，走近后第一句就是：“解放军同志，求求你们把我们抓起来关进牢里吧。”
刘兆丰叫他们不要乱说，有什么情况慢慢反映。其中一个看来有些文化的年轻人说：“道县农村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示下，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名义上是杀四类分子，实际上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四类分子子女也杀，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也杀，连吃奶的毛乃崽都不放过，许多家庭都被杀绝了。听说县城里很快也要杀人了，说是要把整个道县出身有问题的人都杀光......我们这些都是死里逃生跑出来的。我们虽然出身不好，但是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愿意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愿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愿意跟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走革命的道路，请求解放军同志给我们一条生路......”
听他这么一说，其他的人也跟着说起来了：“我们愿意坐牢，愿意改造......”
听着这群四类分子子弟的哭诉，四名奉命前来调查的军人，心重如铅。凭直觉他们感到这些地富子弟说的不是假话，但是当时党的基本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用阶级斗争这个模子来套。所以对这群与“阶级敌人”靠得最近的人所说的话，四位军人不能不在心里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不敢轻信这些人的哭诉，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通过各种渠道多方调查。一个又一个善良正直的道县人，向他讲诉了一桩又一桩血腥的故事。
“革联”也不失时机地派人送来了他们搜集的“红老保”在农村煽动、实施杀人的材料和证据。
耳闻目睹的一切，使四位军人深刻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当晚，在住宿的县工会内，四人几乎通宵未眠，赶写调查材料。
考虑到杀人的行动与“红联”和“革联”之间的派性斗争有关，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分别去拜访两派的主要负责人，并通过他们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刘兆丰副参谋长代表6950部队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无论任何人，没有经过政法部门的批准随意杀人，都是违法的，必须立即停止！”但他的这个讲话遭到了“红联”方面一些人的抵制。
当天下午，四位军人将调查结果电告麦岭团部，要求团部迅速派人前来道县制止杀人，越快越好！
团部领导接到刘兆丰等人的急电，立即向军部做了汇报，同时召开团党委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通过刘兆丰等人的调查，对于道县“乱杀风”的规模和严重程度，6950部队的领导已经有所了解。但是部队种下的几千亩花生也正在收获季节，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扔下不管。为了保证抢收花生和制止杀人两不误，团部领导讨论后提出一个方案；留两个营在麦岭收花生，派一个营赴道县制止杀人。这个方案得到了军部批准，并命令他们做好接替道县武装部介入“支左”的准备。接到命令后，团部从一营抽出两个连，从二、三营抽出几十名比较强的政工干部加强领导，急赴道县制止杀人。命令连夜传达到各营连。
8月29日清晨，6950部队首批赴道官兵登上了北去的卡车。麦岭距道县大约100公里，距离不是很远，但路不好走，部队官兵在卡车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到道县。卡车停在道县城郊的小江口，官兵们下车，拍打掉满身的尘土，整理好军容风纪，排成四路纵队，红旗先导，跑步进城。
县城道江镇的居民，闻讯纷纷涌出家门，夹道欢迎。一位居民是这样讲述当年解放军进城的情况的：“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钟左右，听得这个消息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奔走相告，自发地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当时）有人说，47军进了道县，21种人安心了，我们这些不是21种的人也安心了，那个样子杀下去，天知道会杀成个什么结果！我听到消息来到街上的时候，两边已经站满了人，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事先没有得到消息，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横幅，也没有标语旗帜，也晓不得喊什么口号好，看到解放军过来，就是拍手，拼命地拍手。”
然而，6950部队进驻道县 以后，全力以赴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却不是杀人问题，而是“红”、“革”两派的一场大武斗--8·30武斗。
根据处遗工作调查落实的材料，这场大武斗应该是由“红联”方面挑起的。拔掉二中（“革联”总部）这个土围子是“红联前指”成立时的既定的方针，为此“红联”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然“革联”方面也没闲着，他么也迅速地改组了领导班子，将有复员军人和基干民兵背景的人推上了领导班子的第一线，并组成了以复员军人和基干民兵为主体的武工队。“革联”头头刘香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选为革联的总负责人，然而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的上台对“红联”而言简直就是一个致命噩耗。双方都在为这场迟早都要到来的大武斗，紧锣密鼓地做着“战备工作”。只是武斗具体发生的时间，还没有决定。6950部队的进驻，把时间锁定在了8月30日。人数和武装力量都占绝对优势的“红联”在获知6950部队将接替县武装部介入“支左”的消息后，决定一举拿下二中，造成全县一片“红”的既成事实，逼6950部队表态。
大约是因为输得有些过于丢脸，“红联”方面的知情人大多不愿意多谈这次武斗，我们只好以“革联”的叙述作为蓝本对这场大武斗做一个简介。据“革联”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李成苟回忆：“武斗的前两天，就是8月28号，晚上，我们得到消息，‘红联’在（道江镇）五星居委会石碑楼和城隍庙等几个居民点里关了200多个无辜群众，准备要杀，其中有县政协的委员何××，杨×、李××等人，他们都是现在道县有名的人，刘香喜命令我派人去‘勒令’放人，告诉我‘红联’要挑起大规模武斗，要我派出巡逻队加强对道江镇的防御工作。我就叫熊××带人去城隍庙‘勒令’放人，当时把人都解救出来了。没想到‘红联’小头目、民兵营长聂光保，第二天早上，又把周运燊等9人再次秘密抓捕，牵到道江镇南门口河下边杀害了，把尸体抛进了潇水。①被害者周××、汪××、吴××的家有4个未成年的孩子，被聂光保等人在城隍庙里，扣在扮禾的大方桶里面，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企图活活闷死。4个孩子后被好心人救出，其时汪姓小孩已经窒息死亡。
“当天晚上（29日），我们派出的巡逻队在县城里和‘红联’派到县里来的先头部队发生冲突，被他们打伤了好几个，抓走了10个人，只有两个人逃回二中。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红联’准备，要血洗二中，还带了几千条索子，准备捆人。当时我们‘革联’的几个头头吓坏了，找到刘湘喜问怎么办。这几个人都是老师出身，耍笔杆子行，遇到这个情况，一个个怕得要命。刘香喜叫他们不要害怕，做好战斗的准备。我记得刘香喜当时讲，退缩只有死路一条，要想活命，只有死战一条路可走。刘香喜又把我们几个人专门叫过去，要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担负起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革联’总部的重担。要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团结战斗，一定能打败‘红联’的猖狂进攻。”
8月30日凌晨，“红联”从瓷厂方向，向二中连发三炮，一炮打在食堂上，另外两炮，一炮落在操坪上，一炮落在二中后面的河滩上，未造成人员伤亡。②“红联”集结在营江等地的民兵队伍陆续进入县城，三个尖刀连清一色由复员军人组成，其中有些人还上过朝鲜前线，真枪实弹地和美国鬼子打过仗，这些人配备有轻、重机枪、步枪，还拉了一辆板车，装着炸药包和成箱的手榴弹。相对而言，二中里面的“革联”，只有300人不到，100多条枪，处于绝对的劣势。“红联”头头张明耻打过电话来，点名找“革联”头头刘香喜，
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革联”的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刘香喜接到电话后说：“好得很！我已经把所有的枪都擦好了，就等着你们来缴哩。”
这个时候，6950部队的刘兆丰副参谋长带着几名干部战士来到二中门口，手举“红宝书”，高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刘香喜命令放他们进来，刘兆丰等人进入二中以后，劝说“革联”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由解放军接管二中的保卫工作。刘香喜说：“放下武器可以，首先，‘红联’的人必须撤回营江去。”刘兆丰说：“好，你们先等1个小时，我们去做‘红联’的工作。”不到1个小时，刘兆丰又返回来了，说：“一小时不够，时间要延长。”就在刘兆丰再次离开二中去做“红联”方面的工作时，激烈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响了起来......
原来，在刘兆丰等人反复劝说“红”、“革”两派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的过程中，两派的头头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不一样。“红联”的三个尖刀连已经悄悄得接近了二中，只等总攻的号令一响，就打进二中去。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革联”的武斗人员并没有龟缩在二中内，负隅顽抗，而是派出了一支强悍的小分队，由李成苟带队，带着‘革联’最精良的武器，两挺机枪，七、八支半自动步枪和充足的弹药，利用穿城而过的河道①，乘一只竹篷船，悄悄地插到了他们的身后，把“红联”的先头部队和后面的大队人马切成了两截。
据李成苟说：“刘香喜要我们悄悄的爬到邮电局的楼上，把机枪架在上面，把‘红联’的先头部队放进来，关门打狗。他说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胜利就到手一半，他要我们不管‘红联’的大队人马，集中火力打先头部队，打掉了先头部队，我们就胜利了。我爬到了邮电局的楼上一看，‘红联’的先头部队正好被我们堵在刘家巷子里，一梭子扫过去，晓不得要打死好多人，我一想都是阶级兄弟，就交代其他几个人，不要打人，对天上开枪。我们的枪一响，关在里面的那三个尖刀连乱成一团，后面的大部队扔下手里的梭镖、马刀、鸟铳，倒柴一样地向后面跑，有些人把鞋子都跑脱了......”
这场武斗的结果是，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在 6950部队的制止下，“停止射击，协商谈判”。“革联”方面死3人，伤7人，县武装部作战科副科长于和翔腹部受伤，被俘300余人。据“革联”1967年11月11日印发的《道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纪要（草稿）》记载：“九时十五分，我被迫自卫反击，生俘《红联》660人，当场释放360人，（其余）带进二中受教育的俘虏，4天内陆续全部释放。在此次战斗中共缴获轻机枪两挺，其他各种枪支80多支，炸药一板车，刺刀（三角刮刀）一板车等物。”“红联”方面斥之为：吹牛。
6950部队三营二连副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被流弹击中胸部，不幸以身殉职。
当天上午，“红联”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沉痛追悼死难“烈士”。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我们就斩草除根！看他翻天不翻天。”接着贺霞讲话，他仿照毛泽东《愚公移山》的一段话说：“道县是道县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道县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追悼会后，因担心“革联”乘胜追击，“红联前指”由营江仓促迁往清塘。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