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記：1967年道县血色大屠杀前夕，读谭合成《血的神话——文革道县大屠杀记》，黑杀队, 文革, 道县, 邵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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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血的神话】作者：谭合成(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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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昌琪说：“这个问题，公社不表态，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大力支持。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坏东西哪个劣，哪个最劣，哪个次之，贫下中农看得最清楚。”
 其实杀谁不杀谁，对左昌琪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竹山大队一定要有行动。另外，据说他还有活思想，就是对何茂菊的那种搞法有看法，认为杀人不是越多越好，特别是连吃奶的毛乃崽都杀也太过分了，应对把握好党的政策界线，把罪大恶极的杀他几个，达到震撼阶级敌人的效果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定名单的时候，定了一个只杀两人的小名单。
 这两个人就是本故事主人公柏元瑛4姐弟的父母地主分子柏××和他的老婆。
 要说竹山大队对四类分子（及子女）没有采取措施真的太冤枉他们了。25号到公社开过会，大队就已经安排专人把四类分子（包括子女）看管起来监督劳动了。柏元瑛的父母还在田里割禾，被几个民兵叫上来，一索子捆起，拖出去就杀掉了。接着是抄家，农具、粮食、牲猪、鸡鸭等“浮财”缴获归公，几间稍微好一点的房子上了锁打了封条，留了一间最破的房子给柏元瑛姐弟住。当时柏元瑛17岁（实际是16岁，道县的习惯，男人讲实岁，女人讲虚岁），大弟柏元政12岁，二弟柏元潭8岁，小妹妹5岁。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不是悲伤，而是怎么活下去。人要活下去首先就得吃饭。柏元瑛这个姑娘胆子大得上得天，换了别人早就嚇得躲在家里连发抖都不敢，她居然找到生产队要求借支谷子，当时是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的劳动成果一般由生产队统一管理，定期分配（分红），但遇到紧急需要还是可以提前借支，结果被生产队一通臭骂轰了回来。回到家里，柏元瑛坐在灶屋里看着冷火秋烟的灶台，两眼发直。大弟弟柏元政半懂事半不懂事，看到老姐这个样子，悄悄地走到跟前问：“不会杀我们吧？”
 也许正是这一问促使柏元瑛下了最后的决心，逃，必须马上逃出去，不能坐到屋里等死！她把墙角上一堆抄家剩下的红薯洗干净做一锅煮熟了，招呼弟弟、妹妹饱饱地吃了一顿，把剩下的几个红薯放在一个篮子里装好。天黑以后，她悄悄地溜出家门，四处看了一看，发现没有民兵站岗，连忙溜回家里，点亮了油灯，开始紧张地收拾行李。
 正是破家值万贯，刚刚抄过的家，看上去好像家徒四壁，真要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还有好多好多东西，桌椅板凳、煮饭的鼎锅、煮潲的铁锅、做酸咸的坛子、装米的缸......这都是父母一滴汗水甩八瓣置办下来的，柏姑娘心里好舍不得啊！但是舍不得也没有法子带得走。柏姑娘只好把一床被盖、几件衣裳、一个搪瓷口杯、一个铝盆子......还有装着红薯的竹篮子，装进箩筐里，又把两床草席子卷紧了插到箩筐里，看了一看，发觉碍事，想了一阵，又取出来，原自铺在床板上。最后，她把父母生前留下的几十块钱，悄悄地从灶尾的墙缝里抠了出来，贴身放好了，然后招呼大弟弟柏元政牵着小弟弟柏元潭，自己把小妹妹放进另外一只箩筐里，拿过那根父亲生前用过的扁担，一旦挑起，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
 村子与后龙山中间有一片菜土，那是队上人的自留地，各家各户用麻古（石头）垒起半人高的墙作为篱笆，围住自己家的那一小块，从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不通过村子里面绕到村子外面的那条大路上去。这是柏元瑛心里盘算好了的逃跑路线。4个兄弟姐妹屏住呼吸，嚇心嚇胆地贴着石头矮墙溜到一条小路上，绕出了村子，看到四面没有一点动静，这才稍稍地喘了口气。路过村外的水塘边时，柏元瑛捡起一块石麻卵古（鹅卵石）扔进了塘里，表示了与这块带给她太多血泪、屈辱和不公的土地的决裂。按照道县人的讲法就是，表示再也不回来了，要回来，除非石头浮出水面。然后带着弟弟，挑着妹妹飞快地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之中。
 （柏姑娘不知道，这时奉命前来制止杀人的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道县，刚刚召开了各公社的电话会议，制止杀人。公社根据6950部队电话会议的精神，通知下面各个大队，不准再乱杀人了，关押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都放回去算了。听了公社的通知，大队就把民兵撤了岗。不然的话，柏姑娘插翅也逃不出去，就算是逃得出大队，也会在其他地方落网的。）
 一路上，4姐弟也不讲话也不晓得害怕，只晓得快走快走，离村子越远越好。
 天麻麻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按照计划赶到了姨妈家。姨妈已经起床了，农村人讲究早起三朝当一工，白天生产队要出工，煮饭、煮潲、打理自留地，或干点家里的其他活计靠的就是这一早一晚的功夫。看到侄儿侄女这个样子突然来到，姨妈心里大约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问：“你爸爸、妈妈呢？”听到姨妈这么一问，柏元瑛禁不住哭了起来，弟弟妹妹看到姐姐一哭也接着哭起来。哭声把姨妈吓坏了，厉声呵斥道：“哭什么哭？赶快莫哭了，想找死啊！”4姐弟连忙收住了哭声。接着姨妈连声催他们：“快走，快走！我这里呆不得，你们莫来害人！”柏元瑛吃惊地睁大了含满泪花的眼睛，看着姨妈冷若冰霜的脸，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平素和蔼可亲的姨妈吗？因为竹山大队杀人比较晚，别的大队都已经杀了，这里还没有动手，柏元瑛的父母听到别队杀人的消息，对自己的命运有了估计，悄悄地交代过柏元瑛，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要柏元瑛带着弟妹到姨妈家去躲一阵子，因为姨妈家是上中农，估计不会杀到他们那里去，所以柏元瑛带着弟妹冒着杀头的风险逃过来了，没想到姨妈连门都不让进，柏元瑛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她叫了一声：“姨妈——”姨妈说：“你不要叫我姨妈，我不认得你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么好说？柏元瑛只好带着弟妹离开了。
 等他们走出了村子，姨妈从后面追上来，给他们送过几个粑粑，叫他们赶快回家。可是，这时候柏元瑛性心里充满了对姨妈的怨恨之气，不知道为什么，她恨姨妈甚至比恨那些杀自己的父母的人还要恨。这个心高气傲的姑娘拒绝了姨妈的粑粑，头也不回的走了。她太年轻了，生活得也太闭塞了，晓不得世事的厉害。她只想到姨妈的绝情，没想姨妈的难处，在那个场合之下，别说姨妈家是个上中农，就是个贫下中农也不敢收留他们。上中农是中间派，拉一拉可以过来，推一推就会到了阶级敌人那一边，在当时的农村里，阶级斗争的风一般是不刮这种成分人家的，但是你自己必须好好表现，靠向贫下中农这边，老老实实出工做事吃酸菜喝稀饭，不会有人无事生非找你的麻烦，倘若屁股坐歪了，上纲上线批判斗争不是什么稀罕事，弄得不好以阶级敌人论处，那就真正地危险了。姨妈也有崽女，姨妈也怕死呀！
 柏元瑛呀柏元瑛，你实在是应当再求求姨妈可怜可怜你们，帮帮你们，哪怕是帮着指条活路也好啊。老辈人毕竟经历得多，见得也多呀。
 柏元瑛挑着妹妹，带着弟弟扭头一走，从此流落街头，乞讨为生。
 柏元瑛已故，她的两个弟弟柏元政、柏元潭当时年纪尚小，对这段乞讨生涯记不太清了，唯一记忆深刻的是：“老姐脾气大，脸皮薄，讨饭张不开口，每次都是靠我们两兄弟在外面讨回吃的来。一个5岁的妹妹，带在身边，实在养不到（活），老姐没有其他办法好想，只好把她送人了。”
 但是乞讨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对柏元瑛这样十六、七岁的姑娘尤其如此。杀人风之后，道县出现了一次结婚高潮，大量因贫困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汉迎娶被杀人家的妻女，对于这些女人来说，这无疑是当时几乎唯一的出路。有人发现柏元瑛这个叫花婆人又年轻长得又乖，就来给她做介绍。柏元瑛本人大约也明白，这就是她的命。她对介绍人说，嫁人可以，对方条件差一点也可以，但是第一成分不能高，她这一辈吃这个亏吃的太大了；第二要把两个未成年的小弟弟一起带过去。第一个条件好说，成分高的不杀就已经宽大处理了，还给他们讨老婆，那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条件提出来，敢娶她的人恐怕就不会太多了。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地富人家未成年的小孩被杀，部分原因是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讨个女人进屋，不能再带一张嘴进来，那个日子就太作难了，何况还要带两张嘴进屋呢？幸亏她本人条件还可以，又不择男方的条件，这还有一点点回旋的余地。终于红岩公社神仙头大队有一个30来岁的贫农老光棍答应了柏元瑛的条件。柏元瑛就带着两个弟弟嫁了过去，姐弟三人总算有了个落脚的窝。
 但是问题还是出在两个老弟身上，柏元瑛的丈夫若不是条件太差也不会娶一个叫花婆，更不会允许她带两张吃饭的嘴进屋。柏元政、柏元潭虽然自己能干活，并不是完全吃空饭，但一个12岁一个8岁，还是要人养。更要命的是生产队不同意给他们分配口粮。生产队的做法也没得什么好讲的，只听到娶个寡妇拖个油瓶子，几曾听到娶个大姑娘带来两个小舅子，要是给两个小舅子分配了口粮，以后哪个人家娶媳妇把岳父岳母都带来了，生产队怎么办？柏元瑛的丈夫家庭生活本来就困难，这一下子就更困难了，本来一年到头吃红薯喝稀饭，现在喝的稀饭泼到地上狗都撵不到。本来是想因陋就简，讨个便宜老婆，可现在看来这个老婆一点都不便宜，所以千方百计地要把两个小舅子赶出门去。而柏元瑛嫁给这个丈夫已是满肚子委屈，若不是为了两个老弟，以她那个脾气，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答应，所以拼死拼活地护着两个老弟。双方为此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经常吵嘴打架。本来，柏元瑛的丈夫好不容易讨到一个年轻堂客，把脸一洗，头一梳，穿一件稍微像样的衣服，把一个村的女人都比下去了，心里好不得意，对柏元瑛也十分疼爱，但是这样一来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又都犯了，吵起架来，抓着柏元瑛做死的打。
 柏元政看到姐姐打得作孽，就跟姐姐说：“你留在这里算了，我和弟弟两个人原自出门讨饭。”照说这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柏元瑛留在夫家日子要好过一些，柏元政、柏元潭出去讨饭，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也可以回姐姐那里，有个退步。但是，柏元瑛一把抱住两个老弟，嚎啕大哭起来：“我答应了父亲母亲的，一定要给我们柏家保住一根香火......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跳河死了算了。”
 日子在吵吵闹闹、哭哭啼啼中一天又一天地过去，只要不把两个老弟赶出去，柏元瑛什么事都能忍，只要能够把两个老弟养大成人，柏元瑛什么苦都能吃。大约过了一年多两年，老矛盾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柏元瑛肚子里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女人不能生崽，那还算什么女人？农村里讨老婆，不是买张画挂在墙上看的，第一要紧的是生儿育女，第二要紧的是干活过日子。柏元瑛两条一条都不沾，还惹得大队上那些绿头蝇子围着嗅，叫夫家的人如何想得过，都骂她是个扫把星背时鬼，生来就是带着一股潲气。柏元瑛，还有柏元政、柏元潭的日子更加难过了，一天到晚不是挨骂就是挨打。
 柏元政、柏元潭说：“我那个姐夫打起姐姐来，哪里是打老婆，就是打阶级敌人。那一天，晓不得什么事，姐姐又惹他发了宝气，把姐姐打得吐血，躺在床上动不得。我们两兄弟嚇得躲了出去，要是我们留在屋里，还会打得更厉害些。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姐姐已经死了。她一时想不通，上了吊。她就是太要强，不认命，她要我们凡事要多忍些，到头来还是她自己忍不住了......”
 （老子曰：“满牙不存，舌头犹在。”信夫！）
 姐姐死了，姐夫家当然呆不下去了。柏元政、柏元潭再次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好在有过上次讨饭的经验，两兄弟倒没有感到走投无路。正好当时道县最大的水利工程上坝水库上马，由桥头圩到上坝工地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砌了几十栋大工棚，几千人马云集于此，有受益区、社派来的民工，还有外面请来的工程队，轰轰烈烈，声势大得很。由于是重点工程，除了生产队自带钱米外，县里还有钱发、有粮食补贴，在这里讨口吃的比农村里容易多了。工地上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指挥部下面编成营、连、排，以连为单位开火吃饭。柏家两兄弟讨饭来到工地上时，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饿得两眼发绿。有一个连队的伙头师傅，人老心慈，看到两个小叫花子饿得可怜，大发慈悲，打开蒸笼，取出两钵子饭，又打了两份菜给他们吃。这是柏家兄弟有生以来吃得最好、最香、最饱的一餐饭。多年以后，他们还是想不明白，这餐饭为什么就这么好吃，吃下去，身子马上就暖和了，一股暖流从胃部向四肢流去，浑身上下通体通泰，无一处不舒坦。柏元政、柏元潭说：“当时那个感觉，就是马上要我去死都做得。”从此两颗幼小的心灵认死了上坝水库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死也要死在这里。吃饱了饭以后，柏家兄弟连忙帮着大师傅干起活来。伙头师傅看到两兄弟人很乖巧，手脚勤快，做事熨帖，心里蛮喜欢，但是长期留他们在这里吃饭是不可能的，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收工的时候，他把这个情况跟连长讲了。连长斜着眼睛望了两个因营养不良长得又黑又瘦的孩子，问了一句：“挑得担子起啵？”柏家兄弟连声回答：“挑得起，挑得起。”连长丢给柏元政一副簸箕扁担，递给柏元潭一把锄头，带他们上了工地，一看，两个乃崽小虽小、瘦虽瘦，还真有一股子干巴劲，柏元政挑担子当得大半个劳力，柏元潭虽然小了一点，但干活不惜力，打杂没问题，就说：“那就留下来吧，饭可以管饱，没得工分。”柏家兄弟听得饭可以管饱，恨不得跪下来，跟连长磕头。就这样，柏家兄弟在上坝水库工地上安下身来。此后多年，他们都在上坝水库打工吃饭，一直没有离开这里。
 1984年，道县处遗工作开始以后，柏元政、柏元潭听到消息，回了离别18年的老家。正所谓山不转水转，石头不转磨子转，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离开的的姐弟4人，回来的时候光棍两条。这一年柏元政30岁，柏元潭28岁。柏家原来的6间房屋，早已拆毁，家具财物，抄没一空，名副其实的上无片瓦遮天，下无寸土立足。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对他们非常同情，在工作组的大力督促下，竹山大队给他们分配了责任田和柴火山，工作组也按照政策及时地给他们发放了人头费、建房费、财产赔偿费，帮助柏家兄弟把家安下来了。对此，柏家兄弟感激涕零。
 柏家兄弟对笔者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把家安顿好，如果搞好了的话，他们想把姐姐的坟从神仙头移回来，埋到柏家祖坟里，无论如何不能把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丢在外面。
 柏元政说：“当年姐姐把一块石头丢到塘里，说要等石头浮出水面，她才回家。现在那口塘早就干掉了，农业学大寨那会改成了田，可是姐姐却没命回来了。”
 采访过柏家兄弟，回县城的路上，在汽车剧烈的颠簸中，我的心中涌出一首歌来：
 石头已经浮出水面了，
 老姐呀，
 你为什么还不回家？
 我的双眼早已望穿。
 把油亮亮的腊肉放进背篓里吧，
 把甜滋滋的米酒灌满竹筒里吧，
 把香喷喷的粑粑包进荷叶里吧，
 披着都庞岭的霞光，
 穿一身花花绿绿的衣裳，
 老姐啊，
 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石头已经浮出水面了，
 老姐啊，
 你为什么还不回家？
 我的双眼早已望穿。
 回家的路险哩，
 你的脚步千万要踩稳啦；
 回家的路长哩，
 你的肚子千万要吃饱啦；
 回家的路弯哩，
 你的眼睛千万要看清啦。
 老姐啊，
 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第六十五章 人性的繁复幽暗
 
 道县大坪铺农场文革杀人事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而引发的。1967年8月下旬，整个道县农村已经杀得风生水起，这里还没有杀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曾经下放到大坪铺农村的老知青于××告诉笔者：“我们大坪铺垦殖场，属地区农垦局管，64年的是很，由农垦系统划归县里的，66年改名叫大坪铺棉花试验站。我们当时下放到大坪铺农村，号名是农业工人，拿工资的，跟农村里的公社、大队不是一个系统，他们那里杀人管不到我们这里。但是由于受到周围公社杀人的影响，当时我农村也是一片喊杀之声，但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下来，所以一开始没有行动，就像堆干柴，要等到有一根火柴把它点燃......”
 这根点燃干柴的火柴终于出现了。“8·30”武斗失败后，“红联”失去营江地盘，郑有志等人率民兵转移至清塘，因清塘地形没有退路，怕被“革联”包了饺子。郑有志在大坪铺农场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商议民兵去路问题，最后决定转移到寿雁三中，成立民兵师，进可攻，退可到广西灌阳。会后郑有志找到大坪铺农场场长周××等人了解“战备”情况。周等汇报后，郑批评他们思想太右倾，对敌斗争不坚决，全县都在镇压“四类分子”，你们这里情况这么复杂，“革联”的反革命活动这么猖狂，不杀几个坏东西，将来要出大问题。经研究决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谢志尚和反革命狗崽子余振鄂等，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这一天，有革命群众在厕所里发现有人把一块毛主席语录牌丢在茅坑里，这一下整个农场炸了锅。把语录牌丢弃到厕所里，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他起码犯有两项大罪，一是现行反革命罪，而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其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掉脑袋。农场当权的造反派组织（“红联”）立即组织专人进行追查。追查的结果怀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谢志尚11岁的儿子干的。于是一个顺利成章的推理就出现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谢志尚出于他的反动本性指示他的小反革命儿子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牌丢进厕所里，发泄他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根据这个推理将谢志尚夫妻和他的小儿子关押起来严刑审讯。
 “语录牌事件”，大坪铺农场的职工说法很多，有人说是假的，为杀人捏的借口，有人讲是真的，可能是谢志尚儿子干的。其实真也罢、假也罢，要杀谢等人早已是既定方针。
 谢志尚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中校军医，1949年被俘以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当军医，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志愿军的军医上了朝鲜战场，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复员退伍到湖南省衡阳市某医院当医生。1956年作为骨干医生到道县人民医院担任主任药剂师，支持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1964年“社教”中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大坪铺农场劳动改造。这样，谢志尚全家6口（妻子，一儿，三女）到了大坪铺，还有一个大女儿叫谢淑湘的，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脚有点跛，已经出嫁，留在了县城。谢志尚的二女儿叫谢淑珍，当年（1967年）19岁，也是作为下放知青来到大坪铺农场，人长得很漂亮，农场里有几个老职工曾向她求婚，但这姑娘心高气傲，都拒绝了，有些人因此怀恨在心，这也为她后来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谢淑珍看到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急火攻心，跑到场部，找到当权的造反派理论，为弟弟辩护，结果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场里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怎样处理这一起反革命恶攻事件，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反革命家庭，这样猖狂，如果不进行坚决地镇压，就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最后决定判处双料反革命分子谢志尚四口死刑，两个女儿一个16岁，一个13岁，宽大处理。
 据说处死之前，几个早就对谢淑珍垂涎三尺的农场老职工，不失时机地对她进行了轮奸。
 之后，将谢志尚、谢妻、谢淑珍，和他11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家庭出身有严重问题的青年医生余振鄂（据说是“革联”的反革命分子），五个人捆起来，拖到场部后的山坡上处决。
 道县气象局一位年轻的女干部黄××，当时下放大坪铺农场劳动锻炼，正在坡下的棉花地里做事，亲眼目睹了整个杀人过程。
 “当时他们把老谢一家和余医生5个人拖到山坡上，背靠背捆在一起，中间塞了一包炸药。”黄女士用手做了一个20公分见方的比划。笔者当知青的时候干过开山放炮的活，知道这样大一包炸药有多大威力，有一次炸石头，把炸药用多了一点，炸得碎石满天飞，差点把人吓死，工地上一片鬼哭狼嚎，队长为此严厉地批评了我。
 “轰的一声爆炸后，血肉满天飞，五个人全都炸碎了，他们叫‘天女散花’。我站在坡下吓得半天气都喘不出来。余医生当时很年轻，大概二十七、八岁，结婚没多久。老婆是农村人，油湘公社哪个大队的，家里好像是贫农，反正就是出身好。有个女儿大概一两岁，还抱在手上。小两口关系很恩爱的，他老婆听得信，抱着乃崽跑到山上来看，看到那个情况，哇地一声哭起来。边哭边到处找她老公的尸首。炸成那个样子，哪里找得到？找了半天，在一个草丛里面找到一条胳膊，袖子是余医生穿的衣服上的，晓得是自己老公的胳膊。余医生的老婆把它捡起来，一只手抱着乃崽，一只手抱着胳膊，一路哭了回去。道县最讲究入土为安，人死了无论如何要埋。余医生的老婆就从柜子上取下一个抽屉，算是个棺材，把余医生的胳膊用一件他生前最好的衣服裹上，装到抽屉里，端到山上埋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那一截血衣留在屋里，放在抽屉里一起埋掉就好了。结果那帮杀人凶手跑来抄家，把血衣给抄了出来，说是留着想变天，想搞阶级报复。又把余医生的老婆和女儿捆起牵到山上要杀。有人讲余医生的老婆是贫农出身，还是要区别对待，不杀算了。其实就是那几个打她主意的家伙在那里搞鬼，做好做歹都是他们。所以余医生的老婆没有杀，只把他的女儿丢到一口废红薯窖里。可怜只有一两岁的细毛毛，晓得什么事，在窖眼里拼命哭。那帮家伙拿过几块石头往窖里砸，结果哭得更厉害了，连忙又从农场库房里找来一包辣椒粉洒下去，这一下立竿见影，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这件事情激怒了全县的下放知识青年，数百人组织起来，来到大坪铺农场，强迫杀人凶手扒开泥土，把谢淑珍等人的尸骨装进棺材里，并且披麻戴孝，抬着棺材游行到县城，要求追查事件真相，严惩杀人凶手。但仅此而已，之后便无下文。
 大坪铺农场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2人，杀人方式有两种：“天女散花”和活埋。
 谢志尚幸存下来的大女儿谢淑湘就是我们在采访中，多次听人讲到的谢大姐。这个身患残疾、命运多舛的柔弱女子多年来，拖着一双病残的腿，上百次奔波在永州市、长沙市、北京市的有关政府部门，要为无辜遇害的父母弟妹讨还公道。她就像一滴弱小的屋檐水不断地在坚硬的石基上，固执地叩响同一个 。支持她的信念只有一条：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没了天理！你说的道理一千条一万条，她都听不懂，她总是不断地问着同一个问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几千年的老规矩，怎么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变了？她的丈夫，一个老实巴交的瓷厂工人，文化不高，能力也差，对妻子的行为虽然不完全理解，但能够默默无言地全力支持。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因为谢大姐不断地上访和告状更加生活困难。为补贴家用，没有工作的谢大姐在道县二中对面的长途汽车站摆了一个租书摊以为生计。这个租书摊意外地成了一些遗属们进城办事或者上访告状碰头的一个地方，如果一定要说是联络点也可以。当然也因此成了道县公安和信访部门严密监控的地方。
 在这个租书摊上，谢大姐认识了一个名也在这个汽车站附近觅食的街头少年。他就是笔者前面讲过的富田公社东阳大队的梁月明，文革“杀人风”中，梁月明一家五口杀了三口，父亲梁先琅、母亲周平珠、娘娘梁先莲，剩下46岁的祖母和3岁不到的他，后，祖母改嫁道江镇航运公司工人蒋某，梁月明随继祖父改姓为蒋。蒋月明在道江镇慢慢地长大，一个失去了父母关爱和管教的孩子，一个在类似贫民窟环境下成长的幼小生命，一颗聪明而又绝望的心灵，命运将会把他带向何方？蒋月明成了一个在公安局留有案底的“强盗”，①我不知道是什么样机缘或是什么人把他勾上了这条人生之路，但我知道人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孟曰性善，荀曰性恶，这些严肃的哲学命题面对复杂的生命现象真的无可奈何。人生的路，虽然自己有责任，但命运也有安排。
 谢大姐对蒋月明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待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她并非不了解蒋月明的恶习，但不论别人在背后怎么说，她始终坚信不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规正的。如果说蒋月明这一辈子也曾感受过母爱的话，那就是谢大姐给他的爱，蒋月明曾对人说过：“这个世界对我最好的只有谢大姐。”相信不是假话。
 1985年3月，道县大屠杀受害者遗属中有80余人秘密串连，准备集体进京，集合地点约在县郊的水南村。就在准备动身的前一天，被道县治安大队一网打尽，包括谢大姐在内的10多个为首成员被逮捕法办。谢大姐判了两年的劳教，实际上关了8个月。放出来以后，有人告诉她，蒋月明是公安局安排的“耳机”，谢大姐坚决不信。
 谢大姐和蒋月明时道县遗属中，除李念德之外，我最希望采访的两个人，但因着这个原因，我始终不敢靠近他们。对于谢大姐，我只是装做一个毫不相干的行人，匆匆地走过她的租书摊，彷佛不经意地打量了她一眼。对于蒋月明，也是朋友远远地把他指给我看，我远远地看着这个堪称英俊的年轻人，突然感到，心头一阵酸疼。
 2006年，我第三次去道县进行补充采访，听朋友说，谢大姐已经病故。蒋月明也如谢大姐生前所盼那样，完全走上了正路，据说他结过三次婚，或者是与三个女人同居过，有了一份小家业，开着一辆奇瑞牌的小轿车，过上了小康的日子。
 
 第六十六章 道县出了个李念德
 
 道县出了一个著名的“告状油子”李念德，他是道县遗属上访告状的一个领头人，一个桀骜不驯的麻烦制造者，笔者从与他有关的材料上看到：他曾经上书邓小平痛陈道县文革杀人的76大惨案，曾经在国务院信访办的大门口贴出对联哀叹世道的不公，曾经在湖南省委的大门口拦住时任省委书记的毛致用的轿车告状……总而言之一句话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家伙。
 他的名字我来道县采访之前就已经听到过了，从一开始我就想采访他，但犹犹豫豫，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因为帮助我进入道县采访的朋友曾告诫过我，你可以关注李念德家人被杀的案件，但千万不要轻易去采访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地方上对他的监控非常严，弄得不好，会惹出大麻烦的。但是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采访过很多同样也是非常敏感的人物以后，我们的心又开始活络起来，总觉得不采访他，整个采访中国就有一个极大的缺憾。我们开始在一些场合下有意无意地询问他的下落，委婉地提出有没有采访他的可能。一位对我们的采访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处遗工作组负责同志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现在就在县里，但是采访他不合适。这个非常狡猾，很会钻政策的空子，到处告状，怎么安都安不下来。这一次处遗工作中，为了把他安下来，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县委县政府领导，还有中央派来县里视察工作的周主任都出了面，亲自做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才安下来。现在去采访他，他这个人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再次引发遗属集体上诉事件，我们负不起这个责来。”
 于是我们打消了采访李念德的念头，人不能太不讲道义了。我们已经给处遗工作组的一些同志惹了不少麻烦，将来恐怕还会有更大的麻烦，千万不能再做对人不住的事。何况李念德一家13口人被杀的调查材料，我们手上都有，不一定非见本人不可。
 十多年后，我第三次赴道县补充采访时，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与李念德不期而遇。这时他已娶妻、生子，并且令人惊讶地从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自学成材成了一名律师。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忠孝节义之人。只是五十多岁的人，竟然满头白发不染一丝烟色，稍微让人有点吃惊。李念德告诉我：“脑壳上的头发早在二十年前就白尽了。”交谈之下，令我大吃一惊地是，这么一个有名的“告状油子”对于他的家人被害的具体情况竟然还没有我一个外人了解得多！比方说李念德状告刘代修、胡成位、何秀文等人确实是金狮庵村文革杀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但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该大队支书胡××比起他们来应付的责任一点都不会少，只不过胡支书为人生性沉稳，不喜欢抛头露面罢了。细想一下，虽然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笔者曾采访过不少的遗属，在我的记忆中，能够把亲人被害的情况说得清楚的人非常之少。
 李念德是在大屠杀刚刚开始时逃出道县的，那一年他21岁。1967年8月某日，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镇，碰到初中时的一个同学周××，当时周××在道县一中读书，告诉他农村里在杀四类分子了，要他提醒家里人注意一点。回家以后，他把这消息告诉了父母，当时寿雁和本公社（杨家公社）虽然已经开始杀人了，但消息还没有传开，地富人家一般都不大可能知道。所以父、母将信将疑，但李念德本人属于四类分子子女中不太老实的那一种，在公社是出了名的，心里不免有些害怕，就跟父母提出来，想跑出去躲一躲风头。父亲不太同意，但母亲同意，说：“让他出去躲一躲也好，莫没整到我们先整了他。”父亲看到母亲这样说，觉得也有道理就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念德揣着父、母给他的40块钱，离开了金狮庵村，到了祥霖铺。
 刚到祥霖铺，迎面就碰到了祥霖铺公社武装部长魏永好把他叫住了：“念德，你来圩上干什么？”把李念德吓了一大跳，幸亏事先已经作了准备，还不至于太慌张，就说：“生产队派我来圩上买豆种的。”魏永好说：“那好，我捉了两个猫仔，等一下，你买了豆种帮我带回去。”原来，魏永好就是金狮庵大队的人，跟李念德一个村的，他捉了两只抓老鼠的小猪仔，想托李念德帮他捎回家去。李念德听了这才舒了一口气，连声答道：“好，好”。等魏永好到公社去拿猫仔，看到一辆去江永的班车来了，连忙买了一张车票，跑到了江永县桃川镇。
 当时桃川那里有十几人大队办的小砖瓦厂，烧砖烧瓦都是用柴火来烧，需要的柴火量很大，但上山砍柴时是一件蛮苦的差事，当地人一般都不大愿意干，主要靠一些外地苦地方来的人在这里搞副业，砍柴卖。李念德年青力壮，有的是劳力，又不怕吃苦，就这里安下身来，在山上搭了一个茅草窝棚，靠给砖瓦厂砍柴为生。
 李念德走了大约十天左右，金狮庵大队开始杀人。（1967年）古历七月十七（阳历8月22日），正是“双抢”大忙季节，李念德的父亲李光伟、母亲王满珍和两个妹妹从田里收工回家，已经到了晚上8点左右，正在做晚饭时，大队突然召开全大队群众紧急大会，大队贫协主席刘代修、支部副书记胡成位等人带着大队的几个民兵来到李家，叫李光伟全家参加会议，李家人饭也不敢做了，赶快熄了火，跟着到了会场。
 会场设在村里的大坪子上，就是土改时李家被分了的李家大屋的前面。一到会场，马上就把李光伟用棕索捆了起来。再一看，李念德的两个伯伯，四伯父李光佑（50岁）历史反革命分子，五伯父李光修（49岁）地主分子，一个堂兄李美德（29岁，李光修之子），都已经捆在这里了。这2个人都是地主，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说事，李光伟，特别是李美德只能算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弟”，可是在当时并不管那么多，地富的帽子好像是世袭的一样，反正凡是戴了地富帽子的人家，说未成年的就是子女，成年了就是分子。会场上另外捆着的还有3个人，本村的下中农艾学书（51岁）和他的两个儿子艾长古（22岁），艾四古（18岁），艾家父子的罪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艾学书这个人解放前杀过猪、开过杂货铺，嘴巴子特别多，逗人恨，特别是他在社教中提了大队好几个干部的意见，得罪了不少人。
 因为刚刚散工不久，几个被捆的人都还没来得及吃晚饭，有几个连汗衫都没穿，打的赤膊穿了一条短裤。
 这7个人是根据（杨家）公社统一部署，经大队开会研究决定的镇压对象。实际上大会开会时定的是8个人，还有一个名叫郑会伦（28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得了消息，中午时间跑脱了。
 刘代修一贫协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命令李光修等人跪下，胡成位代表金狮庵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7个“阶级敌人”的死刑。
 应当说李光修等人，特别是艾学书父子对要杀自己思想准备还是不足的，愿本以为是开会批斗的，听说是“死刑”，嚇得瘫在地上。因为是“双抢”大忙季节，耽误不起太多功夫，刘代修等人命令大队民兵将7个“犯人”拖出去立即执行。执行地点是开会研究时早已定好的，就在离村子不远的山上，一个地名叫做龙泉山古的大天坑边上。大队民兵将7个人连拖带拽押到了龙泉山古，用马刀和锄头杀死，丢下天坑。
 （1967年）古历7月24日中午，刘代修在大队会计何秀文家歇饭气的时候，谈论起这次大队杀人的问题，革命不彻底，人是杀了，但浮财还不好分，还留下一群“小老虎”，将来恐怕要搞报复。刘代修就提出来是不是开一个支委会讨论一下。何秀文说这个主意好。两人就分头通知其他几个支委来何家开会，经支委研究决定召开群众大会讨论，“通得过的就杀，通不过的就不杀算了。”
 接着就召开贫下中农会，刘代修等人在会上讲：“我们大队上次杀了一批地富，现在还剩下这么多地富，杀不杀？”群众一致喊杀。当即把支委会上研究的名单提了出来，群众全部同意杀，决定当晚将李家剩下的几个人一起斩草除根，初步定出了一个9人名单，
 再说李家的几个人，自从当家人被杀以后，一个个嚇得鸡崽子一样，不敢哭，不敢闹，都晓得现在不是为亲人伤心的时候，而且自己小心保命的时候，一个个就像杀的是别人家的人一样，每天，一大早就去出工，很晚才收工，干活比以前更加卖力。总之就是希望好好地表现，能把个命保下来。一连过了六、七天，见到队上没有什么动静，心里稍微感到松了一点。但是女人家的直觉就是比男人家强，古历二十四这一天，李念德的母亲王满珍很不安，感到有大祸要临头一样，听到晚上又要开群众大会。就稍微提早一点回了家，把饭煮起，又杀了一只鸡，来不及炖，用青辣椒炒了，给两个女儿吃，自己一口都吃不下去。李念4的两个妹妹，夹起一块鸡肉放在嘴里嚼了嚼，感到咽不下去，又吐了出来。大家的心里都明白这可能就是吃的最后的晚餐。
 这时开会的时间到了，母女三人放下饭碗，往大队部的大厅屋里去。这一次开会的地点改在了这里。从前四类分子训话一般也在这里。决定要杀的9个对像：李念德的母亲王满珍（44岁），四伯母罗云珍（49岁，江西人），四伯母的儿子李道德（18岁），三叔李光仁（42岁），三叔的三个儿子李怀德（19岁），李胜德（17岁），李明德（15岁），五伯父的两个儿子李承德（22岁，残疾人哑巴）、；李满德（14岁），到场一个，抓一个，捆一个。正在开会时，公社秘书蒋文经打过电话来，说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不允许再乱杀人了。①接电话的是本村社员蒋昌进。他连忙赶到会场向刘代修等人报告了。这个电话让刘代修等人感到很奇怪，前几天蒋秘书还打过电话来催杀人，比进度，怎么突然一个180。的大转弯不让杀了？但是人都已经捆起了，“死刑”都宣布了，还能不杀？刘代修对蒋昌进说：“你去告诉公社，就说人已经杀了。”然和立即命令民兵赶快把被杀对象牵出去处决，并说：“杀错了我负责。”
 刚刚押着李光行等几个走到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大队小学民办教师魏礼跃从后面跑步上来4了，一边追一边喊：“刘主席，胡支书，等一下，公社来指示了。”原来蒋文经又一次打来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杀人，这一次口气比较严厉，说是谁杀谁负责。因为蒋昌进按照刘代修等人的指示打电话向公社汇报人已杀了的时候，说话吞吞吐吐，蒋文经何等精明之人，一听就知道有假，追问：“人到底杀了没有？你要讲实话。”听得公社领导追问，蒋昌进又改口讲，已经牵出去了。蒋文经考虑了一下，又追过一个电话来，制止杀人。这一次电话是魏老师接听的。魏老师本来也觉得这样杀人有些不应该，就跑步追上来，向刘代修等人传达公社领导的指示。刘代修说：“魏老师，这是你就别管了，不杀了他们下面的事情不好办……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随即指挥民兵加快行动，把9个被杀对象押到黄旗子河边，用绳索勒死，在河边的沙地上，挖了一个坑，用沙子草草掩埋了。当天晚上，半晚时候下了一场暴雨，蚣坝河发大水，将尸体全部卷进河里，冲走了。
 杀人之后，金狮庵大队成立了以大队会计何秀文牵头的浮财清理小组，将被杀人家的房屋、财产查抄一空。当晚，在大队部大厅屋摆了六桌酒席，庆祝胜利。
 下面，讲一下逃跑出去的郑会伦的下落。
 郑会伦，男，1939年出生，四马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人，家庭出身中农，1965年“社教”中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从衡阳清退回乡，清退前系三中教师。刚开始我还有点郁闷，一个中学老师什么帽子不好戴，凭什么扣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呢？这顶帽子虽然不是什么好帽子，但也不是什么人都适合戴的。后来才闹明白，根子还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那一个郑会伦18岁，在道县一中读高中。笔者前面已经说过，道县自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家里出了一个会读书的乃崽，不但父母扬眉吐气，就连村里的人都感到脸上有光。郑会伦就是这样一个人，书读得好，人品好，长相还好。据道县一种教过他的老师说：“这个孩子不但品学兼优，而且多才多艺。还是学生会的干部。我们几个老师对他印象都很好。他好像还是他的那个村子，解放以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反右斗争是以请人民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形式开始的， 当时县里办了43个点，道县一中就是其中之一，不但发动老师给党提意见，也动员高中部的学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涉世不深、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大多是农家子弟，对现实生活中农村的问题、农民的疾苦有切肤之痛，肯定有很多看法和想法要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他们提了什么意见，都是希望“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但是自12月进入反对“右派”斗争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认为是对党的领导的恶毒攻击。进高三一个年级就揪出了28个“右派学生”，郑会伦就是其中一个。幸亏当时中央文件上明确规定在中学生中不抓右派分子，所以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扣实在头上。改叫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通过批评教育，和本人的深刻认识和沉痛检查，总算勉强过了关。考大学的时候，居然还让他进了大学校门。当然其间或有学校和老师婉转护翼，亦为可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衡阳市第三中学当老师。但是案底还是在档案里留下来。要说定时炸弹这就是一枚真正的定时炸弹。迟早要爆的。1965年“社教”中，定时炸弹引爆了，郑会伦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清洗回了道县老家。据笔者掌握的材料，道县文革“杀人风”中，这类人一般都是公社点名优先要杀的对象，郑会伦当然能在劫难逃。
 按照惯例，杀人的决定首先只有大队的干部和党员知道，然后在贯彻到社员群众中去，各大队基本如此，金狮庵野不例外。大队妇女主任陈某某，既是大队干部，又是党员，自然是最早得到消息的人，她听到要杀郑会伦，感到于心不忍，想来想去，叫过自己的党弟，对他说：“今天晚上要杀六崽（郑会伦的小名）了，你去给个信，叫他快跑。”堂弟在中午收工的时候，找到一个机会，把消息告诉了郑会伦。郑会伦听到消息以后，大惊失色，出工穿的半截裤子都来不及换，披上一件上衣，拿了100多块钱，36个粮票，慌慌张张地从村后面的山上逃了出去，翻山越岭，到了江华。但江华这边风声也紧，虽然还没有开始杀人，但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很高。像郑会伦这样的人，从小从家门到学校门，又从学校门到工作单位门（也是个学校门），在这种环境下，生存能力比起其他人来显然要差了很多。再加上他那个样子，一看就和当地人格格不入，因此在江华的瑶山上根本没法安身下来。其实他应当继续往南跑，跑到江华县，然后从那里坐车到衡阳市，这样或许还有一条生路。当然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当时那个人坐在瑶山上肯定是黄昏的，晓不得山下是个什么情况，只晓得共产党一个雷公天下响，道县杀人了，难道江华县就不杀人？七一转八一转，在山上转了两天，又转回来了，转到了蚣坝公社的赤岗营村。郑会伦有个姐姐嫁到这里，姐夫家是贫农，姐夫本人是大队民兵营长还兼着治保主任。郑会伦可能觉得这里比较保险，现在这找到姐姐打听一下情况，歇下脚，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可是没想到姐姐躲着不见面，姐夫不让他进屋。郑会伦一连几天没有睡觉，实在太累了，就在姐夫的屋檐脚下睡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姐夫催他快走。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就不该到这里来的，特别是在蚣坝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再想走脱就不那么容易了，到处都有民办拦关设卡，郑会伦这个样子打眼得很，根本无需盘问，看一眼就晓得是什么人。结果被蚣坝的民兵给抓住了，把人送到了（蚣坝）公社。打电话到金狮庵大队要大队派民兵来领人。支部副技术胡成位带着几个民兵从蚣坝把人领回来，从小路回村子，从蚣坝公社的活动口插进来，那里有一口废瓦窑，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在这里把郑会伦搞掉算了。走到窑口前的是很，从后面一刀将郑杀翻在地，推下瓦窑。因为害怕没有杀死，几个人又搬过一块百十斤重的大石头，丢下去砸。据当事人说：“正好砸在郑会伦的肚子上，肚子砸爆了，肠子、肚子（胃）都飚出来了。”
 金狮庵大队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9人，其中自杀2人，灭门两户：李年德的伯父李光佑和叔叔李光仁的家。被杀17人中李念德一家占了13口，除李念德杀人之前已经外逃，只留下3个女仔：两个妹妹①，一个堂妹（李光修之女）。其他的男人已经都杀光了，对于唯一剩下来的李念德来说，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如此遭人忌恨？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呢？
 
 第六十七章 一栋大屋和一群人的命运
 
 一位著名的建筑大师说过：一座建筑就是一段历史。那么且让我们通过金狮庵村李家大屋这栋建筑的兴衰史看一看居住其中的一些人的命运。
 李家大屋是在李念德的爷爷李老中医手上修建的，修建的时候大约在1941年左右，修建的原因与李老中医的一个儿子、李念德的三伯父李光佐有关。李光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路军77师203团的副团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奋起抵抗日寇侵略，为国捐躯。李副团长壮烈牺牲后，国民政府按照优待抚恤抗日军人的有关条例给李家发放了抚恤金。李老中医领导抚恤金后，决定用这笔钱一些田、砌一栋新屋，在李老中医看来这不过是将儿孙的卖命钱原自还给儿孙。于是他在金狮庵村起了一栋全村最大的豪宅--李家大屋。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刘文彩的收租院，李老中医还没到那个份上，他不过就是一个中等地主，在金狮庵无疑是第一名，但在杨家乡就要往后排了，在四马桥区排名还得更加靠后，在整个道县根本排不上队。在当时道县，贫苦农民的住屋，一般是夯土墙、衫皮顶、矮小简陋。一般人家是杉木土砖结构的平房，一栋三缝，中为堂屋、侧厅，两边是厢房，其余猪舍牛栏、厕所、灰屋建于宅边。有钱人家则是料石下脚，土砖砌墙，上下两栋，内有厢房、天井。多为两层楼，杉木楼板，楼上不住人，用来放置杂物、农具，以及其他杂物。李家大院就是这样一栋住宅。它夹杂在金狮庵村大量的低门矮户之中，确实有一点道州灰鹅站在麻鸭群里的味道。笔者在1986年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亦有类似的感觉。但到2006年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家大屋的旁边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家大屋的旁边矗起了好激动水泥红砖的小楼房，反衬得李家大院灰塌塌的衰败不堪。原先住在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搬走了，房子大多用来养猪养牛，剩下没搬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曾经担任过大队贫协主席的刘代修。有人说这是一栋凶宅，住在里面的人都要背时。但是刘代修不怕，他说：“我怕个卵子，天大的时都背过了，再要背时不过一个死，死掉了还好些。”
 不过说它是一栋凶宅还真的像那么回事，住在里面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照说李老中医起屋时，是请了风水先生看风水的，那个地方我也见过，背靠后龙山，面对道坦公路，应当是个风水很不错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真的有点说不清楚。
 1951年土改的时候，李家大屋大部分被分配给了村几户贫农，只留了几间偏屋给李家人住。李念德的奶奶在批斗会上被打死了，二伯父李光儒被镇压了，一个伯母也打死了。李老中医因年事已高，不当家理事，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师，留下来对人民有好处，得以幸免于难。不过有了能给人看病的这个本事，走到哪里都还有得饭吃。后来杨家公社卫生院成立，把李老中医收了去，利用他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李老中医利用看病还有两把小刷子，把自己一个读过高中的儿子李光伟，也就是李念德的父亲，带在身边当学徒，也进了卫生院工作。但因为头上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尽管在卫生院当医生，还是有监督劳动改造的性质，所以必须要夹紧尾巴做人。
 1960年过苦日子，全国大饥馑，道县因为“共产风”刮得特别厉害，受灾也特别重，饿死、病死的人特别多。金狮庵村祠堂里面，堆满了饿死和得水肿病病死的人，都没有人有力气去埋。
 李老中医几个月没沾一点荤腥，饿得眼睛发蒙，看不清东西，实际上他可能比别人还强一点，还能喝上一碗带点米星子的糠菜稀饭，好多人只能吃树皮糠饼，但是老爷子从小好过惯了的，喜欢喝酒吃肉，土改以后，虽然划了地主，但有给人看病的这门本事在身，混吃混喝的机会还是蛮多的。李老中医当时年已8旬，人老嘴馋，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想吃东西，越饿越琢磨，越琢磨越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俗话说老小老小。人一老就跟个小孩子差不多。快过中秋节的那一天，李老中医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旧社会得过一场大病是李老中医救活的，因他家穷，连药费都没有收。现在这个人在四马桥食品站负责卖肉，这可是当年最高尚的职业，“四个轮子一把刀，红旗飘飘大菜勺”中间的那“一把刀”。李老中医想起这档子事，高兴得不得了，跑起去找到人家，想赊个半斤肉，回家好过节。没想到该人不但不赊，还讲了一大堆七七八八伤人的话，当着好多人的面骂他老地主臭不要脸，哪个找你看过病？哪个吃过你的药？李老地主脸皮薄得很，又羞又愧，居然跳了蚣坝河。
 好不容易苦日子过去了，李家人生命力还算顽强，居然没有人饿死。
 1964年“社教”清理阶级的时候，李光伟两夫妻从卫生院被清理回家。一家人有重新住回大屋里的那两间偏房里。生存的环境无疑越来越严酷，但李家人好像天生就有这个本事，能够在石头缝里找到生根的地方，不论环境怎样总能活得下去。而且好像活得比别人也差不到哪里去。
 直到1967年8月的道县大屠杀中，全家族人几乎被杀光为止。
 那几户土改中分了田、分了房住进李家大屋的贫农人家，命运也说不得好。三年苦日子饿死人就不说了，那个事要怪只能怪“苏修”、“美帝”①，只讲平时的日子，比李念德家好不了多少，唯一不同的是，解放前李家人吃饱饭，他们红薯稀饭半年粮，现在他们红薯稀饭半年粮，李家人红薯稀饭大半年粮。以刘代修为例，这位三代赤贫的大队贫协主席因1967年“杀人风”中，主谋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9人，于1986年2月3日被道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刘代修被判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他是在“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见道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6]刑字第10号）二、被害者遗属、“告状油子”李念德死盯着他不放，状子都捅到了天上，连中央派下来检查工作的领导都亲自过问此事，想不判刑不行，判得太轻都不行。
 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讲，刘代修确实是“背了天大的时”，在道县类似他这种情况的人不在少数，基本上都没有判刑，最多就是开除个党籍，只有刘代修是判得最重的一个。所以刘代修恨死了李念德，他捶胸顿足地说：“当初要是杀光了就好了！杀光了，现在政府用不着赔钱，我也用不着坐牢。”不过对于坐牢，他还是坦然地接受了，说：“我不像有些人，搞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杀人，不谋私利，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这个事坐牢，我感到光荣。”
 1994年，刘代修在衡阳某监狱种了8年小（蔬）菜之后，因表现得好，提前释放了。回家以后，村里（大队）召开支委会，没有通知他，他自己去了。支部书记跟他讲：“你现在已经不是支委了，连党员都不是了。根据党的政策，凡是坐牢的人，从坐牢的那一天起就被开除党籍了。”
 刘代修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我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坐牢的，谁敢开除我的党籍？不行，我要找公社（乡）领导问一下，凭什么开除我的党籍？”
 然后，坐着不动。
 支委们看着他坐着不动，也都不说话，也不看他一眼，陪着他死坐。
 坐了一会儿，刘代修突然感到非常无味，悻悻地站起来走了。
 也不知道后来他到底去乡党委问了没有，总之从那以后，刘代修停止的腰身突然佝偻了，讲话的声音也没有从前那样噪脆了。
 他开始默默无言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但生活还是跟他继续开了一个玩笑。他的老婆跟着别人走了，两个儿子也跟他分了家。大儿子至今没有成家，小儿子虽然成了家，但经济上不是那么富裕。他们这个三代贫农之家，如今成了五代贫农。留下刘代修一个人孤苦零丁地住在李家大屋里，日子过得很辛苦。杨家乡政府成立了一个敬老院，救助乡里的孤寡老人，但是刘代修因为有两个儿，不合救助的条件。好在刘代修从小苦惯了的，不怕吃苦，同时有双勤劳而灵巧的手，屋里屋外的事情都难不倒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李念德的仇恨却在与日俱增，他说：“不要着急，先让他得意。下回上头又喊要杀，老子第一个就要杀掉他！”
 
 
 第六十八章 “告状油子”是怎样炼成的
 
 李念德跑到江永桃川安身的地方叫六十公，说来也巧，杨家公社有个人也在这里做事，认得李念德，就向公社报了案，所以大队上的人也知道他躲在了这个地方。大队干部开会时，有人提出我们大队哪个都可以不杀（实际上已经杀了），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李念德，这家伙留下来破坏性太大，决定派专人到六十公把李念德抓捕归案。第一次派人去，六十公大队砖瓦厂的负责人不同意。虽然这个时候江永县受道县杀人影响也杀了四类分子，但搞得没有那么凶，特别是桃川这边离道远，基本上没有怎么杀人，同时对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也有个区别对待，就向道县刚开始杀人那样，杀人抓人多少还得找点理由才行，光凭四类分子子弟这一条就来抓人不行。现在我们六十公砖瓦厂任务紧得很，做事的人手太少，要抓你们以后再来抓。
 由于李念德做事下手，诚实，人又灵活，砖瓦厂的负责人对他印象很好，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念德，同时把他们家出事（被杀）的情况也讲了讲。李念德听了又惊又怕，要马上逃走，又一时想不到逃到哪里去好，另外一方面，做了这么久的事还一分工钱没有拿到手，就想还是先做着，等工钱拿到手再走。不过，他也作了随时逃跑的准备，把山上的窝棚换了一个地方，又把砍柴刀换了一个三尺来的札木把，随时常在身边。
 第二次，大队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又来抓人，但隔着一个县来抓人，六十公大队要他们到（桃川）公社去批。
 大队上派来的人从桃川公社批了条子，第三次来抓人的时候，李念德拿起随身携带的砍柴刀，跳到了窑顶上。抓他的人从四面围上来，李念德用砍柴刀指着他们说：“不要过来哦，砍伤了不要怪我。”
 这些人没想到李念德如此凶残，一时吓住了。李念德乘机挥动砍柴刀冲了出去，跑上后面的都庞岭，从窝棚里拿上衣服，逃了出去。因为事先已有思想准备，所以仓促之间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他按照事先已经想好的路线，从都庞岭的龙虎关，过到广西境内，然后从那里坐班车（长途客车）到了恭城，再从恭城坐班车到了桂林，从桂林坐火车到了北京。
 李念德有一个叔叔叫李光伦，在铁路部门工作，原来是北京永定门车站的一个小干部，现在已经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在永定门车站扫厕所。
 李光伦看到侄儿失魂落魄地闯进家门，大吃一惊，知道是老家出事了，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听到李念德讲过情况，惊得嘴巴半天都合不拢来。
 叔侄二人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道县这个做法不合乎党的给出路的政策，也不合乎“十六条”的规定，就由李念德出面写了一份申诉材料，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问题。接待站的解放军同志看到这个地主狗崽子好大的胆子，居然跑到文革接待站来告贫下中农的刁状，脸都气红了。厉声命令他：“你马上给我滚出去。”李念德稍微走得慢一点，被该同志两脚踢出了房门。
 李念德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发抖，昏昏沉沉地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叔叔家的。李光伦听到这个情况，把头低下来，再不做一句声。之后，大家心照不宣地再也不谈道县杀人的事情。
 在叔叔家里住了几天，虽然叔叔没有赶到李念德走的意思，但李念德业看出来了，叔叔这里是住不下去的，一个地主狗崽子，身上又没有个证明，住在一个牛鬼蛇神家里，周围都是革命人民警惕的目光，查户口的不说是一天来三次，至少三天来一次，若不是叔叔从前在单位上人缘还好，早就把李念德揪到革委会审查去了。所以当李念德提出要走，叔叔也没有留他，默默无言地给他买了一张回湖南冷水滩的车票。看起来，脚下到处是路，只要愿意做苦工，到那里不能生活？其实不然，当时的情况户籍制度铁板一块，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一个人出门在外，没有原籍地方基础组织出具的证明寸步难行。
 天地再大，对李念德而言，只有回道县一条路可走。
 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又回了道县，这时道县“杀人风”已经平息，但李念德还是不敢回金狮庵村，人都是这样，病急了乱投医，他想起一个李家叔叔在月岩林场工作，虽然平时来往不多，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就硬着头皮去找他。这位本家叔叔就在道县工作，对于道县杀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定有所耳闻目睹，对这个本家侄儿的遭遇非常同情，帮他在林场里找了一份挖杉山的临时工。李念德总算又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林场里干到第二年（1968年）的10月份，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镇，碰到金狮庵养路班的一个熟人--老何，老何是一个历史分革命分子，李念德连忙扯住他，向他打听家里的事，老何把他家里的情况说了说，李念德这才知道屋里还有两个老妹没有杀。老何又要请他吃碗面，两个人就在二中对面的一家饮食店里坐下，要了两碗1角5分钱一碗的肉丝面。面还在煮的时候，老何又说他有点事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李念德说，好好。
 面端上了桌，老何还没有回来，李念德就一边慢慢吃面，一边等。面还没有吃完，门口进来一个人，不是老何，是县公安局刑侦队的何队长。何队长走到李念德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李念德。”
 “什么地方人？”
 “杨家公社金狮庵。”
 “什么成分？”
 “地主。”
 何队长从屁股后面掏出一根索子来，宣布：“你被捕了。”
 李念德乖乖地把手背到了后面，让何队长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把他送进了县公安局的收容所。收容所的每间号子原来是按关4个人设计的，现在每个号子里最少都要关到二十来人，最多的要关到三十多个，除了一个放尿桶的地方，每个人只有一尺二寸到一尺五寸宽的地方。当时牢里的那个规矩没有后来那样黑暗，但老规矩还是有的，新来的犯人必须睡在马桶边上。好在李念德不在乎这个，睡在哪里都可以，只要有地方睡就可以。牢饭每人每天9两米，但坐在号子里不做事的犯人要省出2两米给在外面做事的犯人吃。
 李念德运气好，七两半没吃得几天，负责守卫收容所的武警指挥员把他提到了办公室，问他：“你犯的什么罪？”
 李念德说：“我晓不得犯的什么罪？”
 “你是怎么抓进来的？”
 李念德把自己被抓的过程如此这般说了一通。
 指导员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好了，好了，不要多说了，明天去挑水。”
 原来，当时道县基本上没有自来水，县里只有少数重要机关打了水井自建提水设备，其他一般都是饮用井水和河水，收容所的生活用水全部要靠人工到下面的潇水河里去挑水上来。李念德因祸得福，得了这么个好差事，不但每天多吃得几两米（每天1斤2两），而且比一天到晚死捱在号子里闻臭气要舒服到天上去了。
 在收容所里挑了一个月的河水，指导员把李念德又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你可以回去了。”李念德说：“ 我不回去，我在这里好，因为我怕杀。”指导员说：“你既然不肯回去，我这里也不是久住的地方，只好送你去看守所了。”
 就这样李念德开始了他之后17个月的监狱生活。其间有很多精妙绝伦的故事，都与道县文革杀人时间事件有关，都只能理解为上苍处心积虑的安排，笔者将在后文中讲述别人的故事时，顺便谈到。
 在看守所关押的17个月中，李念德曾经有过二次被释放的机会，他都死赖着不肯出去。他已经完全适应了看守所的生活，感到里面比外头舒服得多，在里面只要对几个看守干部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就可以了，在其他人面前他一律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特别是到后来，挑水要他带队，到外面去挖防空洞也要他带队，让他真正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公元1970年3月某日，新来的县武装部部长兼县委书记陈凤国亲自到看守所找李念德，动员他回生产队。
 李念德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不杀我；
 第二给口粮；
 第三不批斗我。
 陈凤国哈哈一笑，说：“这三条我可以给你保证。不过，你回生产队以后要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好好改造思想，不要到外面乱跑了。”
 陈书记是一个说话办事特别认真的人，当即派了两个民兵，把李念德送回了四马桥区，区政府秘书颜××根据县委陈书记的指示，专门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李念德送回来金狮庵村。
 之后，李念德在金狮庵村的生活，笔者想用李念德本人在控诉材料里写的一段话来总结：“他们说我‘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四次遭受毒打，口吐鲜血，左手被打断，脑枕骨被打裂，诊断为脑外伤后遗症，现已终身残废。”
 1974年4月，因大队又要组织对李念德的批斗，李念德再次逃跑出去。在江永、江华一带靠做工和“非法行医”①为生。
 公元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神州上下一片拨乱反正之声。在外面又已漂泊了五年的李念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再次来到北京，开始了他漫长而又艰辛的上方生涯。要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成了道县最著名的“告状油子”。
 1981年冬，雪满京城，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李念德的国务信访办的大门上贴出那副惊动京城的对联：
 
 过一年少一年自叹白发满头仍是光棍数九寒冬腊月无栖身之地哀哉
 漂半生睡街头可怜孤影常伴上访终身十足傻瓜痴汉无告状之门悲乎
 
  1982年初，李念德被收容遣送回道县，在蚣坝桥边碰见了68年时一起关在看守所里的一个牢友、老右派分子徐××老师。二人见面，心情十分激动，想不到都还活着。尤其是徐老师，坐牢的时候，年近5旬，体质较弱，对各项监规较难适应，经常受到体罚，跪不任何人跪得多，打比任何人打得多，四肢麻木，几近萎缩，牢中无医药，李念德可怜他，每天都帮他做按摩。谈起出狱以后的经历，不禁唏嘘再三。相比起来，徐老师命运要稍好一些，随着全国右派帽子一风吹，他摘了帽，平了反，恢复了教师待遇。两个人坐在公路边上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通过这次谈话，李念德认识到了两个问题：一、道县“乱杀风”不是一批零散的杀人案件而是一个整体的历史事件，“乱杀风”的问题不解决，个人的任何冤情都得不到解决，要解决个人的冤情，首先要解决整个“乱杀风”的问题。就像“右派”问题一样，整个反右问题不解决，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二、共产党如果还要搞“个人阶级斗争为纲”，“乱杀风”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共产党如果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乱杀风”的问题就必须解决。
 到家里以后，李念德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拿起来笔来，在如豆的油灯下，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写信，上告道县文革“杀人风”。
 
 尊敬的邓副主席：
 您老人家好！
 我是湖南道县杨家乡金狮庵村第五组村民，名叫李念德，现年36岁，今特向您老人家控告1967年道县反革命大屠杀的一些情况，便为民请愿，请求党中央依法查处。
 1967年8至9月，在我县县委副书记***、***、**的指使和策划下，从大队到公社普遍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私设刑堂，无视党纪国法，乘“文革”动乱之机，大肆屠杀无辜人民，据统计共有6000多无辜人民惨遭杀害。他们未经任何司法机关批准，只凭大队、生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一句话，就可置人死地。行刑时，有的被活埋，有的用炸药包炸得血肉横飞，有的用刀活活砍下头颅，有的被活活绞刑而死，有的妇女被轮奸杀死，有的被杀夫夺妻，有的被丢进窖中集体放火烧死。上至80多数的老人，下至未满月的幼儿都不放过。一时间，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其惨不忍睹。被杀人中，有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也有某些偷摸盗窃之人，更有甚者，还有与他们不同观点的党员与国家干部，也有家庭好一点点的贫下中农……
 （以下数十个案例，略）①
 
 是年数百名遗属集体赴北京“喊冤告状”惊动天听。在众多遗属不断上访申诉之下，1982年②，全国政协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有关申诉材料列入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处遗工作由此发轫。
 
 
 卷八
 
 第六十九章 “开大锅饭”
 第七十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第七十一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第七十二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三章 人兽之间
 第七十四章 血海拾遗
 第七十五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六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第七十七章 喝酒误事
 第七十八章 道县周围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第六十九章 “开大锅饭”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处遗工作组立专案调查处理的有401案，每一案都可以用“惨无人道、罪大恶极”这八个字进行评判，在这些真实案例的面前，什么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等等，都只能证明我们想象力的浅薄。这些案子，笔者前面已经讲了一些，主要是从被害者这个视角探讨的，下面还将讲一些，将主要从杀人者这个视角进行探讨，总体说来，这些杀人者除少部分本身就是作奸犯科之徒外，大部分都是老实本份的作田人，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疯狂与血腥？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这场群体的疯狂与血腥中究竟失落了些什么？
 笔者并非有意展示血腥、暴戾、猥琐、愚昧、丑陋的场面，但它是道县文革大屠杀有机的不可忽视的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当是我们整个民族反思的起点。
 
 “大锅饭”这个词，新华字典上的解释是，供多数人吃的普通伙食。这个应当只属于中华民族的专有名词，产生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那个时候，城镇里，到处在搞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农村中，搞大兵团作战，办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把千家万户的锅子都收了来，砸烂了去炼铁，人则集中在大食堂里“吃大锅饭”，食堂开餐就叫做“开大锅饭”。然而在1967年的道县它又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其实不用笔者再多费口舌了，是个中国人早就听就懂了。
 下面讲一个“开大锅饭”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祥霖铺区下蒋公社田广洞大队。这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从田广洞村往东南方向，步行约二、三里路，有一片山坡叫做鬼崽岭，鬼崽岭有一个鬼崽井，井的上方有一片阔叶林，树高叶茂，阴气森森，林中有一块空坪，一亩地大小，据说是古代社坛遗址。该处有大量人形石块，高的1米左右，矮的10来公分，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散在地面，有的埋入土中。因为附近都是高山峻岭，荒无人烟，早晚光线朦胧时，一个人从这里过，看到这些人形石块，往往会感到阴风习习，脊背发凉。当地人把这里叫做鬼崽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关于这些石块的来历，当地人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传说四百多年前，距此不远的大井村出了一个高人黄九日，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有法术，随身的一口宝刀，不能出鞘，扯出鞘来，附近的鸡鸭脑袋都要落地。黄九日18岁那年，率领一批阴兵阴将，要把龙虎关流到广西那边的水堵过来，灌溉湖南这边的田地。广西那边请出一位神人和他斗法，结果黄九日败了，死在那边。临死前命令手下阴兵阴将撤回湖南，行至鬼崽岭，天已经亮了。阴兵阴将不能见光，见了光再也动弹不得，化成大大小小的人形石块永远呆在了这里。
 这个故事显然不能说明石雕的真正来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笔者不懂得它的珍贵，没能收藏一块。记得带我们采访的乡干部特意找了一块1尺来高比较好的要我带回去，说是能避邪。因嫌太沉，辞谢了。后来听说，1988年省考古队考察后认为，该地是战国时期的祭祀遗址，这些石雕像是2000年前的文物。可惜石雕像文革“破四旧”大多被捣毁，1986年我去看时，保存完整的已不多见，像当时准备送给我的那块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被害人叫李金翠，江永县朱家湾大队一户贫农家的女儿，1966年10月经人介绍与道县下蒋公社田广洞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李金翠本来不愿意，那个年头，贫农家女儿下嫁到地主家，人前人后都要矮人一头，除非硬是嫁不出的，才会选择嫁到地富家。可是她出落得一朵花似的怎么就会同意呢？原来介绍人介绍得好，说陈高肖的父亲虽然解放前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在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①，功已抵过，是地主分子里的“开明人士”，不作四类分子对待。再一看小伙子，模样强，心眼好，能吃苦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俩口恩恩爱爱，羡慕的说他们是天生一对，嫉妒的骂地主崽子有艳福。
 8月26日，陈高肖出工回来，正在洗澡，大队上一个外号叫“青狗”的民兵陈高友来叫他。李金翠凭女人的直觉感到心中忐忑不安，就问：“高友，叫他做什么？”陈高友答道：“放心吧，好事！我跟高肖好得不得了，难道还会害他？”陈高肖穿好衣服急急忙忙地跟着陈高友到了大队部。一进门，就被早已候在那里的民兵五花大绑起来。陈高肖连声问：“什么事，什么事？我犯了什么法？”外号“番薯脑壳”的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二话不说，上来一梭标捅在陈高肖腿上，痛得陈高肖大叫：“哎呦，你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条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象打野物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此前已经如法炮制了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插在棍子上示众，以示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李金翠吓得晕死过去。她才二十一岁，腹内还有一个四个月的胎儿，顷刻间成了寡妇。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衣物，装好几只鸡鸭，跌跌绊绊逃回了娘家。
 可是贫农娘家也保不住她的安全。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禧派民兵到朱家湾送来“通令”，勒令“十二小时内把地主婆李金翠押回我大队，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田广洞人历来强霸，素以械斗凶猛著称，朱家湾大队迫于压力，不顾李金翠娘家人的哀求，深夜十一点钟把她押回了田广洞。
 两地虽隔县份，但都在县界边上，路并不是很远。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
 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伙计们哪，朱家湾、倒水洞一带的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
 陈登义说得更明确：“杀都杀得，搞还搞不得吗？”
 当时田广洞的民兵已经集中起来，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基干民兵都集中在小学校的几间教室里，统一食宿。走廊里摆了十几只鸡笼，小操坪上用石条砌了个临时猪栏，把被杀人家的猪呀、鸡鸭呀都弄来，供他们享用。这天下午，他们又杀了一头猪，挑来一担米酒，三十多个人围在一起，幺五喝六，大吃大喝。
 其中一个獐头鼠目、40多岁的家伙一边喝，一边挤眉弄眼地说：“崭劲吃，大家吃饱些呀，吃饱了，好有精神开大锅饭呀。”他叫陈锡位，一个五毒俱全的家伙。
 众人哈哈大笑。
 等到酒肉灌满肚肠，夜已深了，劲也崭足了，他们把关在大厅屋的李金翠拖了出来。
 所谓的大厅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民兵集中住宿的小学校。不过村里人还是习惯将它称为大厅屋。大厅屋是道县农村一种常见的建筑，一般是村子里的公产，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个，是一种类似四合院的建筑，分前厅、后厅、天井和左右过道等几个部分。前厅进门是一个雕刻精致的木壁，左右厢房，两条过道直通后厅。后厅较宽敞，也分三间。房间由木柱嵌板壁分隔而成。解放前，这里是全村人供奉祖宗吃清明酒的地方。解放后，成了全村人开会和孩子们念书的地方。学校村办以后，田广洞大队的大厅屋就正式改成了小学校。现在学校停了课，就成了大队民兵指挥部。
 一个叫陈高和的民兵建议：“把她拉到村子边上那条旱沟里去搞。”
 另一个叫陈高潮的有顾虑：“猪嘴巴捆得到，人嘴巴捆不到，搞不得的。”
 陈高和解下结在腰上的汗帕说：“我用这个把她的嘴巴捆到。”
 又一个叫陈高仇的提出：“还是拉到村外边那间小茅屋里去搞好些。”
 李金翠吓得瘫倒在地上，浑身发抖。
 陈锡位说：“深更半夜的，不要那么多麻烦，就在这里搞算了。”
 几条汉子就把李金翠拖到学校里面撘建的一个舞台下面。陈锡位提着一盏马灯，照着这个李金翠的脸。三十多个手持马刀、鸟铳的......（不好措词）把她团团围住，一双双淫笑着的眼睛死死盯着她丰盈的身子。
 陈锡位一把撕开李金翠的衣裳说：“看这对奶子，这个屁股，正好给你们这些单身公开洋荤哦。没试过味的先上。”
 “慢点，慢点，等我来开头炮。”二十来岁的陈高友扑上去就动手。杀陈高肖他是立了头功的。
 “要得，要得，让‘青狗’开头炮，其他人轮流来。”
 李金翠死死地护住自己的下身，拼命反抗。
 陈锡位把马刀架到她脖子上：“再动，就宰了你！”
 李金翠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动了一下，她想起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肚子里的孩子，痛苦地一阵抽搐，闭上了眼睛，哀求道：“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好吧？”
 “青狗”迫不及待地去撕她的裤子。
 李金翠说：“你莫撕我的裤，我只有一条裤子，撕烂了就没得穿了。我自己来脱。”
 等女人脱了裤子，“青狗”向那已经微微隆起的腹部猛扑上去......
 李金翠又哀求道：“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了。”
 “青狗”嘻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一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的。”他一边发泄兽欲，一边把手伸进李金翠的衣袋里掏走了里面仅有的20元钱、4丈布票。
 接着就是那个外号叫“番薯脑壳”的贫协主席陈登义，他对面前这个女人早就垂涎三尺，过去就曾经调戏过李金翠，被李金翠骂得狗头淋血。哼哼，这一次看你还敢不敢骂老子！这个无赖把自己那根东西在李金翠脸上晃来晃去：“来，来，来，试下子我这个家伙比你老公那个有味些不！”
 第三个就是陈锡位，我们在前面说过，此人已经40多岁，是个五毒俱全的家伙。他本来没打算亲自下场的，一开始就表了态：“我搞得多，先优先你们这些没开过荤的。”一手提着一盏马灯，一手拿着块抺布，在一旁做些辅助工作，搞完一个，用抺布把女人的下身抺两下，方便下一个。可是看着看着上了火，把马灯、抺布往身边的人手里一交：“莫忙，莫忙，让我来教你们几招。”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李金翠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了三遍。
 “快呀，快呀，不然就没有这好机会了。”陈锡位在一边兴奋地鼓劲。
 可是，几个早扯脱裤子，急不可耐等着上场的人，一看清刚从女人身上爬起来的那个家伙，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这家伙有麻疯病嫌疑！他父亲就是个麻疯病人，解放前被烧死的。道县有个卖麻疯的传说，其实是迷信，说是麻疯病人跟谁有了性关系就把麻疯病卖给了谁。卖麻疯人人愿意，买麻疯谁都不愿意。他们又把扯脱的裤子不情愿地穿了起来，口里骂骂咧咧地说：“屌你老母亲的！不搞了，不搞了，天都亮了。”
 太阳出来以后，这帮人把四肢冰凉、脸皮浮肿、气息奄奄的李金翠抬到了本队老单身汉陈高月家，强迫她答应嫁给陈高月。陈锡位对陈高月说：“高月王八蛋，得了这个女人就是得十回麻疯都值。”当晚，李金翠又遭到陈高月的蹂躏。①
 李金翠恢复神智后，寻找机会，逃回了娘家，总算捡回了一条命。腹内胎儿却流产死去。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粗一看清一色贴着贫下中农的标签，个个“根正苗红”。细查一下，不对了，问题来了！让我们按照轮奸的顺序看看都是一些什么货色：
 一号　陈高友，外号“青狗”、“黑手”，赌徒。
 二号　陈登义，外号“番薯脑壳”，原系大队贫协主席，因贪污被免职，是杀害陈高肖等人的主要杀手。
 三号　陈锡位，此人五毒俱全，57年搞封建迷信受过批判，60年任大队党支部副支书，又因贪污公款、强奸妇女、逼死人命判刑8个月(因为是“五风”中犯的错误，领导上负了主要责任）；66年又贪污公款，聚众赌博。文革中，当了大队造反派的头头，伙同他人共杀16人。
 四号　陈高和，文革中，挟嫌报复杀害一名郭姓社员。
 五号　陈吉光，当时较年轻，只有十五、六岁，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
 六号　陈高仇，赌棍；58年曾故意毒死生产队一塘鱼。
 七号　郑××，二流子，溜打鬼（游手好闲之徒）。
 八号　陈××，赌徒。
 九号　陈××，曾贪污公款。
 十号　陈登积，外号“赶山狗”，惯偷，曾偷宰过生产队的耕牛。
 十一号　郭发清，赌徒，原道县二中“红联”头头。
 十二号　陈高辉，麻疯病嫌疑者，曾奸污过妇女。
 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笔者在道县采访中多次听到当地农民说这么一句话：“那些乱杀风中，跳得高的，杀人强奸的，除了充积极图表现的，都是一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正而八经的作田人，哪个去做这些空头路。”录之，愿后来当政者，再思，三思！
 我们在田广洞采访时，有人悄悄地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线索：这帮人曾不止一次深更半夜敲过地主女儿陈紫珠（已被杀害）的家门，要开她的“大锅饭”。陈高仇还恬不知耻地说过：“陈紫珠这个地主婆生得好漂亮啊，我看见了就想搞。如果让我在大路上碰到了，我就要在大路上搞她；要是讨了她做老婆，我三个月不吃饭都是饱的。”至于这个“大锅饭”到底开了没开呢？陈紫珠已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但是，要查清楚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做下的事，怎么会查不清楚呢？
 但是，处遗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也只好“民不举，官不究”了。
 只是，太过于欺负死人！
 我们在处遗工作组的相关材料中看到，田广洞大队的杀人行动与下蒋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朱芬祥有直接关系，朱于1967年8月25日亲自来到田广洞，召开大队干部会议，煽动部署指示杀人。田广洞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2人（其中自杀5人），其主要责任人是大队副支书陈登禄、民兵副营长陈高信、大队支书陈东旺、民兵营长义正禧等；其中陈登禄和陈高信二人为首杀害16人，并多次参与强奸、轮奸妇女。有揭发材料称，该大队民办教师贺剑华就是被陈高信一伙轮奸后自缢身亡。①
 
 道县大屠杀中，四类分子家庭男人被杀，女人被强奸、轮奸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强奸、轮奸杀人是道县处遗工作中明文规定要进行追究的四种案子之一，但对于在“乱杀风”中犯有强奸、轮奸罪行的人，只要不是杀人夺妻、杀人夺女，或者强奸杀人的，一般不予追究。何况还有不少被害人后来与强奸者成了夫妻，生养了儿女，当年的老账就更不好怎么算了；也有一些被奸妇女，因为顺从了施暴者的淫威而得以保全性命，现在再追究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杀人的事都要宽大，强奸、轮奸的事情追究起来还有个头？不如干脆网开十面，统统宽大。像李金翠这样被“开大锅饭”，最终保住了性命的应当要算比较幸运了，惨遭强奸、轮奸，又惨遭杀害，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下面笔者再讲一个发生在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白露塘大队的故事，被害者陈国珍，女19岁，家庭出身地主。
 再过几个月，等到秋收以后，陈国珍就要出嫁了。按照道县当时的习俗，她在母亲的陪同下到男方家里看过了家，男方也来她家下了定，良辰吉日也定下了，只等收过晚稻就热热闹闹地送亲迎亲。男方的家境不是很好，但陈国珍不看重这些，她看中的是男方是个贫农，这一点对她太重要了，这一辈子最让她伤心的事就是投胎时不小心走错了路，投到了地主家里，吃了多少亏，怄了多少气，搞得一辈子伸不了头。嫁了过去，自己就是贫农家的人了，再不是地主了，将来生了孩子也是贫农，这一辈子就能伸直腰杆子做人了。一想到这一点，陈姑娘就盼望日子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陈国珍的父、母也很高兴，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了，又把她嫁到了一个好人家屋里，总算了结了一块心病。当然还有好多心病没了，但那是没办法的事，只能慢慢熬，慢慢了。现在陈家父母主要任务就是节衣缩食，为女儿置办嫁妆，要尽可能地让女儿风风光光地嫁过去，免得到了婆家以后怄气。
 他们的生活圈子很小，生活目标也很小，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一辈子能够吃饱饭，穿暖衣，把儿女养大成人，对北京、长沙、道县，甚至公社里发生一切都不懂，更是不敢去关心......
 但是——高高在上的命运之神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如果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一定是前世做过极大的恶事，不然绝对不会受到后来那么可怕的报应！幸亏从古到今，积善之家灾连祸结，作奸之徒福寿双全的事屡见不鲜。不然陈家真是死有余辜了。
 1967年8月25日，岑江渡公社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启富和公社秘书莫荣星到了白露塘大队。紧接着大队上就召开会议，说是上头来了指示，又要杀地富了。说杀就杀，把大队上的几个分子（包括子女）拖出去，一声喊就杀掉了。陈国珍的父母也在其中。
 父母被杀以后，陈国珍被本大队基干民兵张恩仲、张先华等人关押起来，开她的“大锅饭”。据知情人说，当时陈国珍双手死死地护着身子，哀求道：“求求你们了，不要这样，我还要嫁人的......”张恩仲、张先华等人说：“你这个地主婆还想嫁人，你男人早就不要你了。”上来拉的拉手，压的压腿，把陈国珍的衣服剥光了......一连两天两夜，这班畜生在陈国珍的身上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赛看谁搞的次数多！
 陈国珍之死，说起来或多或少又与苑礼甫有一点点关系。需要郑重申明的是，苑礼甫与陈没有任何瓜葛，也没有指示或者批准杀陈，但是陈国珍所在的白路塘大队属苑副区长管辖，苑副区长考虑到祥霖铺区杀人进度大大落后于形势，把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派下来“补火”大杀三天。这样一来，白路塘大队就必须要再杀一批了。陈国珍在劫难逃，上了“补火”名单。
 8月28日，白路塘大队“补火”杀二批时，张恩仲、张先华等人躲着陈国珍不见面。因为在轮奸陈的时候，他们说过保证不杀这样的话。陈国珍被押去杀场时，总在问：“恩仲哥呢？他说过不杀我的。”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头头说：“谁也救不了你的命！你莫想用美人计来破坏我们贫下中农队伍。”
 据说这个陈国珍就是一个妲己，九尾狐狸变的，骚风大得很，杀她的时候，好多平时革命性蛮坚决的基干民兵都畏畏缩缩，不敢向前。一个民兵闭着眼睛捅了一梭镖，捅进肉里还不到二寸深，副大队长张启胜看着这帮不争气的家伙，心里恼火得很，大吼一声：“闪开点，看我的。”一把扯下陈国珍的裤子，把梭镖对准阴道，用力一桶，足足捅进1尺多深......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类似陈国珍这样的案例不是绝无仅有，例如：上关区东门公社乌家山大队妇女黄兰根被本大队4个民兵轮奸后，用梭镖捅进阴道杀害，她3岁的小儿子被杀人凶手拎着小腿甩出去活活摔死。
 又如：（1967年）8月25日，道县公安系统的一名干部，拦住午田公社一个出身地富家庭的青年妇女，拖到茶山上强奸。奸污之后，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居然将一根雷管塞进该妇女的阴道引爆，因为雷管的爆炸力有限，下身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妇女没有马上死亡，在受尽凌辱的地方，扭动哀嚎，血尽方死。事后，该干部造谣说：“这个女人的阴囊里藏了一部微型电台，电台爆炸把她炸死的。”本案由于时过境迁，“证据”不足，很难落实到具体的施暴者头上，但该妇女如此而死却是不争的事实。揭发材料、地点、人物写得清清楚楚，认真去查，应当不难水落石出。①
 写到这里，停下笔来，手不能书。作为一个中国的女人太可怜了！作为一个中国的男人太可悲了！我们没有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都是母亲从产道里诞生的，为什么会对女性的生殖器有如此刻骨的仇恨呢？据说像这样用破坏女性生殖器的方式强奸杀人的现象并非道县的专利，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该不会是中华民族的专利吧？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细思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从上到下对暴力的崇拜。二是长久以来对下层人民的性禁锢和性压抑；以至造成了全民族的性心理扭曲。三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将女性视为一种财产，当这种财产不能据为已有的时候，大致狭隘的民族心理促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仇恨它、破坏它。自己得不到也不能便宜了别人。我在前面讲过，道县大屠杀中被杀者男女比例3.5:1，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贫下中农光棍需要老婆。说得更本质一些就是，这一批女人作为“革命胜利”的财产，首先考虑的是分配问题，没有价值分配的、不能分配的、不便分配的，或自己拒绝被分配的，这才考虑杀不杀的问题。而一旦决定要杀的时候，首先要毁灭的就是她身上最有价值的那些东西。
 然而，为什么这些女人被害前竟无一人问过一句：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这是我们民族更大的悲哀！
 
 第七十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支部书记何代余在文革“杀人风”中出了大名，确切地说是在这次处遗工作中出了大名，出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吊高楼大队杀人杀得特别多（仅杀16人），而是因为他把贫协主席给杀了。整个道县杀贫下中农的不少，杀贫协主席的仅此一例。因此也就进了道县文革杀人十大特色案例。
 何代余土改以后一直担任吊高楼村党支部书记，“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何支书也没什么更多的毛病，有时候喜欢搞搞女人，有时候喜欢多吃多占一点，这也不是他当支书以后才有的毛病，是万恶的旧社会留给他的呀。看人要看大节，要看听不听党的话，阶级立场稳不稳，这个方面何支书绝对大节不亏。1964年，农村搞“社教”，大家都不提何支书的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提了他的意见①，清了他的账，还打了他一记耳光，杀了他家的一头猪搞退赔。老支书的心都碎了：上级领导批评我，那是帮助我、教育我、为我好！你何代井是个什么东西，过去我没少关照你，你恩将仇报，打我耳光，杀我的猪！
 到了文革杀人的时候，何支书总结多年的工作经验时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不听党的话的坏家伙也要搞掉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亮我们吊高楼大队！”老支书文化不高，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阶级敌人”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召开支部会研究杀“四类分子”时，专门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活，何代余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与四类分子串通一气，声言再不端正态度就要对他实行“革命纪律”。又坐下来与何代井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革命青春，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赶着杀人，成了吊高楼大队一个众人瞩目的杀人英雄。等到四类分子消灭得差不多了，上面也指示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集大队民兵营长何振树、文革主任何代新开了一个核心会议，研究解决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的问题。三个人一致认为不除了何代井吊高楼大队不得安宁！但是这家伙比不得那帮地富，就这样去抓他，他性子烈，只怕会拼命。老支书提出了一个智取何代井的办法，哄他到大队部来分花生和红瓜子，然后如此这般将他拿下。
 果然何代井不知是计，听说有花生、红瓜子分，早早地就担着一担箩筐来了大队部。趁他坐在门廊里抽烟时，何支书一声号令，三个人一拥而上，一顿锄头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何代井束手就擒。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罪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何支书叫人牵来一头牯牛，把何代井已经打断了的腿用索子吊起，倒拖在牛背后，象拖犁耙那样，拖到两里地外的尖尖岭处决。一路拖去，何代井背上的皮肉全部拖溶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这条路我们去看了一下，还算是比较平坦，只有一小段碎石荆棘较多。当年不知怎样？
 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一阵乱打。
 其实已经有点多余。
 现在，何代余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公社，现在应该叫乡党委，根据党的政策，一人犯法一人当，不能搞株连，任命他的儿子子承父业担任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关于吊高楼大队杀人行动的来龙去脉，处遗工作组有一份专案人员与何代余的谈话记录，实录如下：
 
 与吊高楼村支部书记何代余的谈话记录
 （1985年×月×日）
 
 “乱杀风”刮起来的时候，我们大队一开始并没有杀人。古历7月初十（阳历8月25日），在大队部值班的何代桂跑来告诉我和文革主任何代新，说（上渡民兵）指挥部何仁升打来电话，问大队上杀四类分子的事，代桂跟他说还没有杀。仁升说：“别的大队都杀了，我们大队怎么还不杀？”我听了以后决定开个干部会研究一下。当天中午开的会，有10多个人参加：我、何代新、何振树（民兵营长）、何代英（大队会计），还有何荣理、何代桂、何昌明、蒋小小、何荣璜等人。主要就是研究杀人的事。我在会上讲了，上头已经开了口，我们要坚决执行。团支书蒋小小说：“杀就杀两个调皮的。”我讲：“杀哪两个呢？”蒋小小讲：“你看何代璜、何代奎、何昌仁这三个要不要得？”我讲大家讨论。结果大家都同意了。当时代璜、代奎在外面搞副业，不在家。民兵营长振树派荣理带人去抓。代璜在赤竹源抓到的，代奎在岑江渡抓到的。昌仁在家里未走。最后这三个人一起用鸟铳打死的。我记得开群众大会，是荣理吹的哨子，我在会上讲了话。也没讲别的什么东西，总是上头怎么讲我就怎么讲。代新在会上宣布的死刑，他说：“我们大队没有杀人，落后了，今天我们要杀几个调皮捣蛋的……”他讲了以后问我还讲不讲几句，我讲：“我同意杀这三个人。”振树就指挥民兵把三个人牵了出去，用鸟铳打的。代英打代璜，代新打代奎，昌仁是民兵一起打的，何仕吉负责补的火。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是在后背山召开干部会研究的，还是原来那些人参加。那是古历7月十三（阳历8月28日），当时接到公社电话，说区里（上渡民兵）指挥部下来人督战了，批评我们大队“进度最慢”。开会的时候，有的生产队干部有意见，认为他们队杀了人，别的队没有杀，互相吵了起来，说是要杀就一起全部杀光。我看到这个情况，就开口定了6个人。后来杀了9个。6个大的是我开的口，3个小的是女的抱起去的。大的是何代全、何代勋、何建新、何时佑、何荣球、何三苟。小的是时佑的一个儿子、一个孙子，还有一个我记不太清了。当时时佑的媳妇抱着他的孙子不放手，是振树从她手中抢走的。一起拖到河边上去杀的。杀的时候，去了四、五十个民兵，由何振树带队。
 6个大的是杀了以后，丢到河里去的，3个小的没有杀，就那么丢到河里去的。
 杀代井的事我确实有责任，说我报复杀人我不同意。我受组织教育这么多年，觉悟还不会那么低，去公报私仇。杀代井是何振树首先提出的，我同意的。有人说振树想杀人夺妻，这个我不清楚，组织上可以去调查。我同意杀代井是因为他在大队上起破坏作用。他这个人如果不是个贫农，比那些地富还要坏蛮多，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我不是为自己辩护，领导上教育我们对组织要忠诚老实，我就是忠诚老实，有什么说什么。组织上无论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愿意接受。
 
 吊高楼大队还有一个杀人案例在道县也很有名，名气甚至大过大队支书杀贫协主席案。它也被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列进了道县十大特色杀人案例。一个大队出了两件这样有名的案子使得吊高楼村的知名度也跟着大大提高了。记得笔者第一次去吊高楼采访时，在县里问一位朋友去吊高楼怎么走好，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哦，那个老公杀老婆的大队哦......”
 这个故事由于流传很广，多个人跟我讲过。当时笔者曾记录如下：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村上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相貌堂堂；女的是地主子女，漂亮贤淑，能歌善舞，特别还是一个初中生。初中生在当时的道县农村要算是中级知识分子了。两人结婚三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
 1967年8月26日，女的听得信，娘家被抓了很多人捆在大队祠堂里，便急忙赶回娘家久佳大队去看，结果被久佳的民兵一起抓了。时逢女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久佳山路过，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久佳的民兵抓起了，你还不去救她。”男的闻讯赶了去，看见妻子五花大绑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头上。妻子见他来，以为有救了，没想到他却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躲到了一边，远远地站着。当久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头头问他：“你看怎样处理？”他竟答道：“还不是和他们（指关在祠堂里的其他四类分子和子女）一样，由你们处理算了。”
 女的被久佳民兵们牵走处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醒了过来。久佳大队的干部一商量，她已经嫁给了贫农，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了，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又把女的送了回来。照说久佳大队都网开一面了，吊高楼大队更应当“法”外施恩，可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的丈夫，这位贫农的儿子却铁面包公一般，一点也不肯徇私情，坚持要杀。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都有你的崽了，不信，你用手摸摸，还在动哩！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卫生院检查......”丈夫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他亲自把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妻子捆得像个端午节的棕子，与其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杀他老婆的时候，跟他一起去的几个人都把眼睛看着他不动手。见别人不动手，他抄起扁担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旁边两个民兵，见他动了手，一个一石头，一个一鸟铳......这个年轻美貌的少妇，就这样死在她的丈夫手里！
 此案我原把它认作是一个大义灭亲的案例，然而后来又去道县补充采访时，一位道县朋友转给我一份女方遗属的告状信，信中说：
 “我姐姐杨金桂，1964年与祥霖铺公社吊高楼村能仔结婚，三年不生育。熊仔怪我姐不能生育，1967年道县刮‘乱杀风’时，与其叔商量，要乘这个机会除掉我姐。他们将我姐骗到野外，其叔首先用鸟铳开枪，姐姐中弹倒地，能仔用马刀连砍我姐数刀，认为死了，就回了家。半夜我姐姐苏醒过来，拼命跑回娘家，被人发现，又送回到吊高楼。丧尽天良的熊仔，借口我姐姐是地主崽子，用鸟枪将我姐姐活活打死。”
 看完告状信，感慨万千。当年的采访工作粗糙啊！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对杀人动机一般不作深究的因素。记得一位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曾对笔者说过：“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有特别的证据，对杀人动机都不作过多的追究，要是深究起来，想不开杀戒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十分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如炸雷在耳。
 对于此案，我在初稿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看来无法想通的事情背后一定有无法想通的原因。
 幸亏我原来的记录除杀人动机外，基本事实出入不是特别大。
 特补充更正并说明之。
 
 第七十一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沉思，迷失在人性的迷宫之中。人们常说贪婪和恐惧是人性不可逾越的两大弱点，然而除此之外，人类还有哪些与生俱来的弱点呢？
 对于这位曾经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前女民兵，每当我回忆起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她，坐在阴暗潮湿的灶屋里，佝偻着背，费力地剁着猪草时的摸样，心头总有一种尖锐的疼痛感，那一声声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听上去分不清是“杀、杀、杀”，还是“苦、苦、苦”。
 她当年正值豆寇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的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好心肠的婶娘。姑娘的父母是怎么故去的？是土改以后生病死的？还是其他天灾人祸？这一点，我们在采访时疏忽了，这实在太不应该！前面我已经说过，因为我们观念的局限性，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杀人者和被杀者生存状态的重要性，后来虽然想尽力弥补，但时间和机会上有都错过了的感觉。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是，土改时，姑娘家划的是贫农，他的伯父家划的是地主，土改后没两年，姑娘的父母相继死去，婶母收养了她，给了她母爱和一个温暖的家，使她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婶母待她如亲生女儿，千方百计地满足她的要求，生怕对不起死去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其实婶母的家境也难，特别是61年丈夫得水肿病死了以后就更难了。但是，道县是一个有重视教育传统的县份，道县人只要家里揭得开锅，都会千方百计送子女去读书，婶母家成份高，感觉自己的孩子读书没什么用，老弟是贫农，就没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书，而是节衣缩食，送她去读书，使她能识文断字，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使她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
 姑娘在青山绿水中渐渐长大，长齐了一身鲜亮的羽毛，惹得远近的乃崽们直咽口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甚至有可能上得成大学！一个农村姑娘能长成这个样子确实不容易。出工时，总有那么几个大胆的青皮后生寻着她撩撩打打，开那种叫人生不得气又不得不生气的玩笑。不过姑娘们都喜欢这个，没人打打撩撩，没人开玩笑，那才是真的叫人伤心呢。
 但是，姑娘也痛苦的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外表看上去面慈心善的婶娘原来竟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地主婆！自己这个实打实的贫下中农的女儿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成了姑娘的一块心病。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有人说：“这婆娘心肠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不杀算了。”于是，就决定不杀算了。
 但是，待到行动时，却见姑娘亲手将婶娘捆来了。大队民兵营长看见了，老远就喊：“搞错了，不是说了不杀你婶娘吗？”姑娘说：“没错！什么婶娘，阶级敌人！亲不亲，阶级分。农夫可怜毒蛇，结果被蛇咬死了。”把婶娘推进要杀的人中间，押到地窖边上。
 婶娘到此时还心存一丝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马刀、面若严霜的侄女问道：“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满是泪水的老眼闪着难言的哀痛，象溺水的人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希望侄女想起这多年的养育之恩，放她一条生路。姑娘杏眼圆睁、断喝一声：“说什么亏欠不亏欠，今天老子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象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好大的手劲啊！婶娘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从死不瞑目的眼眶中迸出，溅落在窖边的青草上......
 这不是杜撰的细节，本文中没有杜撰的细节，只有无法杜撰的细节，一位向笔者讲述杀人情况的目击者叹息道：“造孽啊！那婆娘脑壳落了地，眼睛还不肯闭上，还在流眼泪！”
 姑娘杀了婶娘之后，又参加了后来的杀人行动，亲手杀了6人。
 后来，姑娘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当年道县女孩结婚都比较早，一般在18到20岁之间，姑娘那年18岁，已经定了亲。解放前，这里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男婚女嫁凭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命不相克。解放后，废除了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但农村老一套习俗还是变相存在。首先是媒人介绍，然后是相亲，男女双方通过媒人，约好时间地点，一般在闹子上见面，或远远偷看，并有家人同行参考，双方满意就进饮食店吃餐便饭，或者看一场电影等等。接着是看家，女孩由母亲或嫂子陪同到男方看家，考察男方的房子、家产等等，如果对男方家境不满意，女方会托媒人退还相亲时的花费；如果同意了，男方会打发每人一个红包。第三个程序就是压样子，即男孩在媒人陪同下，提一个篮子，篮子里装上印花粑粑，九个鸡蛋和九块钱（当时鸡蛋5分钱一个），蛋也可以用红薯代替，篮子里还放着男孩的鞋样子，以便女方依样做鞋。第四是下定，男女择吉日和表兄或堂兄挑一担定礼到女方家，定礼有对鸡、对鱼、蛋、糍粑、衣服、九斤猪肉，还有礼金29元或39元不等，一般99元最为阔绰了。定亲后隔一段时日，男方备彩礼和礼金连同用红纸写好的结婚佳期，用红漆盒装着送到女方，这就是“送日子”。最后才是热热闹闹的送亲迎亲。在以上过程中，女方反悔要退还男方一切花销，男方反悔礼金礼物一概不退。
 姑娘已经定了亲，也就是下了定，可见男方已经花费不少，但是即便如此，男方父母仍然决定就是礼金不退也要退婚。老人家认死理，夫妻间的事难说没有磕着碰着的时候，万一哪一天半夜三更她革起命来就糟透了！有得此一举，附近几十里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以至后来到了三十来岁，还是个老姑娘。这在当时的农村中，已经是嫁不出去的年龄了。再后来，外县一个因家庭出身不好，三十大几还没有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杀人的事瞒得铁紧。她老公对此毫不知晓，若知道身边睡着个手刃七命的女人，恐怕一刻也不敢安眠。笔者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更是可怜她丈夫。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中国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想当年，许多出身高门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亲手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憎而又可怜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
 据说这一次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进场以后，曾把她找回来问过情况，问起她到底为什么要杀婶娘，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反复地说：“我癲（疯）了，完全癫（疯）了！”
 笔者有幸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对此还能具有一点理解能力。笔者的一个熟人，外号“猴子”，父亲是长沙铁道学院一名教授。虽然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前、文革中都是利用和改造对象，但猴父好就好在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因此文革初期，大批老师、教授，包括学院领导都受到冲击，被触及灵魂，触及皮肉，他竟能安然无恙，甚至连批判他的大字报都没有一张。问题出就出在亲生儿子“猴子”身上，他把父亲说给他听的那些只有血肉至亲之间才肯讲和才敢悄悄讲的大实话揭发了。结果猴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含冤而死。“猴子”也从高知子弟变成了四类分子“狗崽子”，还要加上一条直系亲属中有“关、管、杀、逃”人员，下放农村后，招工没份，招生政审不合格，就连在农村中安排个松泛活（比如当个民办教师之类）也不考虑他。最后，1976年知青大返城中，总算病退回了长沙，安排在一家街道厂子当普工。同学同学看不起他，家人家人不接纳他，自己自己肠子悔青，至今仍然光棍一条，靠着600多元退休工资度日子。送了爸爸一条命，毁了自己一辈子，类似这样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谁的身边没有发生一件两件的。都是癫（疯）了！完全癫（疯）了！
 然后在这癫了的后面，是我们想得到点什么，还是别人在利用点我们什么？记得多年以前，我们还年轻时，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猴子”，“猴子”正色道：“请你不要问这些事，我求你了！”
 
 
 第七十二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祥霖铺区流传着一个“铁姑娘突击队队长”（以下简称铁队长）刀劈18人的故事。
 “铁姑娘突击队”是农业学大寨的产物。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有一个铁姑娘突击队，队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凤莲。我们这位刀劈18人的铁队长虽然没有郭队长那样出名，但在祥霖铺区也是门缝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人物。
 铁队长生得膀阔腰圆，个子也高，足有一米七几，比个男人不低。村里的后生乃崽背后都叫她“甲等猪”、“门板”。可是没有一个敢当面叫的，因为她力气大得惊人，拼起命来，这些后生乃崽只怕还要吃些亏的。
 铁队长第一次出名是1964年生产队评工分的事。当时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评定各人的劳动底分，男劳力一般10分，妇女一般8分以下。她被定了妇女的最高档8分。可是她死活不干，当场吵起来：“凭什么你们男人定10分，我只有8分。你们做的事我哪样不能做？我做事哪样又比你们差？”她这一闹，队上的人谁也不言声了。大家心里都有数，论做事，她的的确确不比哪个男人差，甚至好多男人还不如她。特别是她做事下手，从来晓不得偷懒两个字怎样写，割禾一口气割半亩也不直一下腰，砍扎子打管子装窑烧石灰，可以两天两夜不睡觉，比男劳力精神还好。生产队作了难，这个男劳力比女劳力底分高是个传统，有心给她定个男劳力的底分哩，其它妇女怎么办？这时候，队上一个壮小伙说话了：“谁英雄谁好汉，比一比看一看。空口说白话没有用，有本事拿出真功夫来看。”“好，比就比，就跟你比，随你比什么，比不过你，我三个手指头煮饭给你吃！”铁队长指着那个小伙子说。这一下顶了真，不比不行了。
 第二天，队长和队上几个干部真的把她和小伙子叫了来，指着一大堆牛栏粪说：“动手吧，挑到那边那丘田里去。”两人二话不说，挑起粪箕就比开了。比了一个上午，各不相让。小伙子说了：“压担子这号死卵活没什么技术，下午比犁田。”“犁田就犁田。”下午，两人各挑了一条牛，一直比到天黑，累得两条水牛牯口吐白沫，还是不分上下。这时候，铁队长发话了：“打起灯笼火把，接着比。”这家伙小伙子怂了：“算了，算了，做事我不怕你，就是没有你这一身膘，熬你不过。”照说她这10分底分应该没问题了，可是再开会时，新的问题来了，妇女们纷纷提出要求与男人们比试，要求增加底分。事情一直闹到了公社，公社领导说男女同工同酬是毛主席的政策，结果，不但铁队长定了10分，其它妇女的底分也都提高了0.5分。妇女们都感谢铁队长为她们争了一口气。后来，大队要学习大寨，成立铁姑娘突击队，铁队长理所当然当上了队长，成了真正的铁队长。
 1965年西源水库①因为筑坝时清基不彻底，蓄水后坝体出现渗水现象，要突击抢修，铁队长带着铁姑娘突击队上了工地。上千口人吃住在工地上，劳动竞赛热火朝天。铁队长带着铁姑娘队的年轻姑娘们，与小伙子们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当时，工地上出现了挑双担得双分吃双饭的劳动模范。铁队长向指挥部提出她也要享受这“三双”待遇，成了工地上第一个敢与男人争高下的女人。指挥部大力支持铁队长的革命干劲。铁队长挑起双担，健步如飞，一连挑断了几根扁担，创造了超过男人的记录，一下子成了工地上的女英雄，全公社、全区出名的标兵人物。
 铁队长家庭出身并不是贫下中农，她父母是中农，杀人的时候，并没有站在前面的资格，可是她是公社树起来的标兵，又是基干民兵排长，大队开会研究杀人的时候，肯定要通知她来参加。会上，大队领导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我们大队铁姑娘队是全公社的一面红旗，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她们吧！”话一落言，铁队长就站起来说：“保证完成任务。”
 可是到了真正杀人的时候，其他的铁姑娘都退缩了，铁队长没办法只好一个人顶上去。被处决的“阶级敌人”五花大绑在杀场上，成一字长蛇阵排好。大队贫协主席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死刑后，就该铁队长上场了。铁队长从小干惯了活的人，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早把大砍刀磨得锋利无比，照理说从前她也没杀过人，怎么就显得那么内行，那么从容不迫，估计是砍柴砍得多，事不同理同，人脑壳总没有木头硬。她双手握刀，走到一字长蛇阵的最右边，押“犯人”的民兵退后两步，给她让出地来。她举起雪亮的大砍刀，稍微比划了一下，用力一挥，“嚓”地一声，一颗人头应声落地，人倒下去了，一股鲜血从颈腔里喷出，一点都没有溅到铁队长身上，干得真利索！接着，一刀一个，两刀一双，一会工夫，十多个脑袋就搬了家。这时候，问题来了，刀不快了，杀卷了口，越杀越不顺手，越不顺手越费力，越费力人越紧张，越紧张杀起来就越不顺手。要说这把刀钢火还真是有问题，比不得日本鬼子的东洋战刀，那个钢火才叫一个好，要是事先考虑周到一些，多备两把刀就好了。看起来还是经验不足的缘故。可是总不能因为刀不快就不杀了呀！费力就费力吧，好在铁队长有的是力气。杀到第十六个人时，刀被骨头卡住了，连拔了两下都没拔出来，铁队长急了，用脚蹬住这个“阶级敌人”的肩背，用力把刀往上一提，“咔”，大砍刀拔出来了，一股血直冲脑门喷来，铁队长躲闪不及，喷得满头满身是血。两个还没杀的“阶级敌人”早已吓瘫在地，铁队长一只手抓住“人犯”的头发，一只手挥动大砍刀，像砍柴一样，把脑壳砍脱下来......当她杀完18个人以后，刀从手中滑落，全身软了下来，瘫坐在地上。这时候人们才看清铁队长一身都是血，头发都被血浆住了，脸上已经分不清哪是眼睛哪是鼻子。几个大队干部连忙跑过去，将她扶起来，架到一边。
 后来，铁队长的对象在部队里提了干，结婚以后，铁队长作为随军家属，离开道县，到了广西。这一次，处遗工作开始以后，工作组专门把她从广西接回来办学习班。问及当时杀人的动机，铁队长回答说：“我觉得这就跟在生产队出工一样，不能出工不出力！”
 
 第七十三章 人兽之间
 
 再过一周，19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像所有第一次要做母亲的女人一样，她既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地感受着腹中胎儿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她特别希望是个男孩，嫁到婆家没有吃空饭，如果头一胎就为婆家生个男孩，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孩子的摇窝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专门送来一担鸡和蛋。
 然而，唐水兰的命运也实在太差了一点，早几天生下这个孩子，说不定还能在这个世上留一根独苗苗......这时候，8月中下旬骤然而来的“杀人风”刮到了他们大队，唐水兰娘家成份高（地主），也就在劫难逃了。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娘家兴桥公社夏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来了“通令”，勒令唐水兰回村接受“审判”。婆家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夏柳村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夏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火辣辣的毒日头晒死人，滚滚的热浪蒸得人一身臭汗。唐水兰挺着个大肚子走得慢，张、唐二民兵不停地催促，还是走不动，走到一座茶山边上时，日头已经偏西。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商量：“这么个走法，什么时候才走得到？”既然送回娘家去也是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 ，（这四个字是我们采访期间听得最多的一个词组，应当算是专用名词了。拖着长音，用道县官话说出这四个字来，有一种很特别的韵味，尤其是“了”用第四声向上飘去，听得人心里直发颤！）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20出头，一身蛮牛力，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一端磨得锋利的钢条，从背后猛地朝一身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杀自己，她晓得杀人了，但是那是杀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杀自己一个大肚子婆作什么用呢？何况自己已经嫁过来了，嫁出的女泼出的水，已经不是地主家的人了。自己在婆家这边，勤勤快快地做事，小心翼翼地做人，从小在娘家做惯了，粗活细活都拿得起，丈夫喜欢，公婆也不嫌，小日子虽然过得也苦，但比娘家那边强多了......她一声尖叫，回过头，睁大了惶恐的双眼，不解地望着杀她的凶手。张天沙一把扯脱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面猛跳，又拿着钢条在唐水兰的肚皮上划了两下，肚皮一下子翻开了，胎儿伴着血水流了出来，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没抱住，人就倒了下去，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
 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屌她老母亲的，老子扯下唐水兰的裤子，毛毛还在动，老子左右两刀一划，毛毛一下子就溜出来了，还是活的！嘿嘿。”
 
 这个石洞在一片乱石杂草中，很深，斜斜地伸下去，里面很宽，下面还有一条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打到道县，当地人在这里躲避过日本兵。
 然而，这个洞真正出名还是公元1967年8月26日，这天这里成了天生的杀场，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不用挖坑，不用埋，一脚踢下洞里了事。血光与哭声相混杂，那场面就是人间地狱。早上刚刚杀过一批，下午又牵了一队过来，其中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名叫唐长凤，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押着这个五花大绑的老妪向洞口走来。
 唐长凤守寡几十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又养育了两男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统老人的最大心愿。然而唐长凤老人没这个好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判了死刑”，一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哩，想不到一天就杀光光。两个媳妇留下来暂时没杀，听说是早有人定下了，要给改成份。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去，但她走得安安然然，无牵无挂。儿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命做什么呢？死了好，死了干净！死了一家人能在阴曹地府里团聚。唐长凤已经悄悄地吃斋念佛好多年了，她认命。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不哭、不嚷，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天生的坟场。快到洞口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也许是路边荆棘挂的，她的裤带滑脱了，裤子掉了下来，下半身裸露出来。在此，我要讲一讲当时道县（中国）妇女穿的这种裤子，不然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裤子滑脱这种现象，这种裤子就是老话讲的扎头裤，一般是青大布或土布做成，裤头很大，穿的时候把裤头在前面折叠一下，然后用一根布带子扎住，所以叫扎头裤。唐长凤本能的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了，不让裤子继续往下掉，但她双手被棕索反绑着，没法提裤子，只好乞求那些年轻人说：“求求你们松开一下我的手，让我抽起裤子。”
 民兵们笑起来了：“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抽什么裤子？快走快走！”
 唐长凤哭了。整个一天，甚至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时她都没流过一滴泪，她认命！可是现在她哭了，苍老的哭声原来竟是这样凄凉！她跪下来不肯向前走，哀求道：“论年纪，我和你们的娘、你们的妈妈（奶奶）一样大，我一辈子没做过缺德事，你们莫要让我光着身子见先人（祖先）呀！”
 一个民兵说：“你光起身子，先人见了才叫喜欢哩。”引起一阵狂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还管得到你光不光身子！”年轻人把她从地上拎起来，骂着，笑着，拖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他叫何衡昌，捕前系乐福堂乡石桥头村村民，我们是在监狱里采访他的。
 这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箩筐，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干净，很让周围的人看不起。即使“杀人风”时，大队也没有安排他去行刑，说句心里话，大队干部也有点看他不来。但何衡昌尖起脑壳，嚷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革命嘛！何衡昌的那些七七八八的问题都是小节，大事大非的问题上，人家的革命性就表现出来了嘛！我们问何衡昌，你当时尖起脑壳要去杀人，到底有什么想法？何答道：“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当时心里直发冲，看到别人杀，自己也只想杀。”再说杀人有补助，穷得叮当响的他又怎么能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21名四类分子（及子女）的死刑。讨论行刑人选时，何衡昌跳出来，自告奋勇：“我也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到山上，就地正法时，一些人感到下不得手。看着有人畏畏缩缩，何衡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脯说：“你们怕，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当时胡是作为候补人员安排的，连刀都没有发给他），挥起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口气砍了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他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把个脑壳挖断，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杀完人，他又模仿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双手高举过头，转着圈子向周围的人示意。赢得一片啧啧地赞叹声。这时，其他13名“人犯”已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挑起一个人头，举起来耍，可是挑了几下都掉了下去，没能挑得起来。何衡昌急了，干脆下手抓着死人脑壳上的头发举起来示众。环顾四周，何衡昌感到意犹未尽，突然想起某个被杀者的家中还有几个小乃崽（小孩），便向在场的党支部书记建议：“唐某某（地主分子，已杀）家还有三个毒麻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何衡昌的作为镇住了，想不到这家伙革命性还真坚强！不待大队领导批准，何衡昌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唐某某家，在地上立起一把马刀，拎起唐某某7岁的女儿唐彩霞向刀上抛去......唐家老二吓得浑身发抖，被他一把拎起，举起来用力抛向空中，也摔死了；他又从站栏里抓起最后一个小孩，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孩子不放。何衡昌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双手拎着小孩的两只小脚，头朝下，像打夯一样使劲一砸，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何衡昌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鲜血。
 这一天，何衡昌共得杀人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
 清查处理时，何衡昌被判了3年徒刑。按照道县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张党票可抵3条人命，两三条人命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杀人多的，还要是主动杀人的，奉命杀人不算，一般按照一条人命半年徒刑来判。何衡昌不是党员，共杀11人，判3年应当说是从轻发落。但是何衡昌不服，他说：“这些人又不是我决定杀的，我不杀总得有人杀，为什么他们作决定的不判刑，独独判了我？”
 
 四马桥区大平岭公社枫木坳村有个叫贺永义的地富子弟，死的时候14岁。这孩子长得乖，又机灵，他的父母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以后，大队上又派民兵贺××去把他也捆来一起搞掉算了。
 贺××捆他去处死时，为了活命，贺永义对贺××说：“我家箱子里有钱，我带你去拿，都给你，你不打死我好吗？”贺××听说有钱，当即答应不杀贺永义。到了贺永义家，贺××砸开箱子，取走了藏在里面的钱。贺永义说：“××哥，钱已经给你了，放我走吧。”贺××说：“我不打死你，只送你去洪门坳洞边陪别人站站就放你走。”天真的贺永义信以为真，就乖乖地跟他去了。
 到了洪门坳溶洞，贺××脸色一变，从后面一掌把他推下石洞，跌在下面堆成一片的尸体上。贺永义爬起来，咬着牙，拼命往上爬，手指抠在石头上，鲜血直流。洞壁太陡太高，爬上去又溜下来，怎么爬也是枉然，他用流血的手指着贺××斥问：“你拿走了我家的钱，答应不杀我的，为什么还要杀我？”贺××骂他扯白（说谎）：“......你屋里穷成那个屌样子，还有个屌钱！”贺永义大骂贺××是个骗子，畜牲，不得好死的王八蛋！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负责人看到地主狗崽子这样猖狂，马上搬来干松枝，点燃，扔下洞去烧。可是松枝燃尽，贺永义竟然还是没有死！他猛咳了一阵之后，又骂起来：“贺××，我屌你老母亲，我变成鬼也要来找你......”贺××等人又用稻草拌上“六六六”粉（一种杀虫用的农药），点燃了丢下去。霎时，洞内毒烟滚滚。浓烟消失后，他们发现贺永义仍然活着，还在呻吟。他们非常吃惊。“见了鬼了！”一名大队干部说，“贺××，你小子肯定做了缺德事，赶快把钱交出来......私藏浮财是犯法的！”接着又赶紧找来雷管、炸药，捆扎在一块石头上，做成一个土炸弹，扔进洞里......“轰”！随着一声巨响，这回终于彻底安静了......
 
 祥霖铺区新车公社秀水洞大队有一个名叫陈祖田的青年社员，家庭出身上中农，照理说在这次“杀人风”中应当不会被杀，但不知什么原因，他过去和大队文革主任陈祖德闹过意见，留下了祸根，杀地富的时候，陈祖德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把他也抓了起来，要他招认参加了“某某反革命组织”。陈祖田拒不招认，就严刑拷打，最后受刑不过，被迫招认参加了所谓“反革命组织”。
 陈祖德说：“既然招认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牵出去杀了。”
 但这时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道县制止杀人，上级（公社）也来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有人说：“还是送到公社看怎么处理好一些吧？”
 陈祖德说：“送到公社还不是送回来让我们处理。他们家土改时没有划富农已经便宜他了，这次不能再便宜他。我作主了，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亲自将陈祖田捆到村外的桐油坪执行“死刑”。
 陈祖田被押到桐油坪，知道大事不妙，跪下来向陈祖德求饶：“祖德哥，我以前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给我指出来，我保证改正。”陈祖德说：“现在想改正迟了！”不让陈祖田再多说什么，举起鸟铳把他打翻在地。由于鸟铳的杀伤力有限，陈祖田中弹后没死，在地上打滚，垂死挣扎，对陈祖德说：“陈祖德，你公报私仇......你不得好死，我死了......也要找你索命......”
 陈祖德听了，拿过一马刀，把陈祖田的双手砍断，口占一诗云：
 
 别人死了直挺挺，
 你死要找我索命；
 砍断汝手见阎王，
 祖德我不亏待你。
 
 杀了陈祖田后，陈祖德回到家晚上睡不着觉，总觉得事情做得还不牢靠，祖田杀了，手也砍断了，想来索命也是没有手的鬼，不足为惧；但是他的老父亲和老兄还在，难保不来搞报复；想来想去，还是一起搞掉，心里安然。
 第二天一清早，爬起床，又带着大队上的一伙人去抓陈祖田的老兄和老父亲。陈祖田的老兄多了个心眼，躲出去没抓到，只抓住了他老父亲。陈祖德等人把陈父也押到桐油坪，以“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判处陈父死刑，好让他们父子同行。
 临杀前，陈父老泪纵横，哀求道：“陈祖德啊......你，你打准点，莫让我受磨......”
 听到陈父的哀求，陈祖德动了恻隐之心，他把鸟铳里装了两颗打野猪的铁子，对准陈父的后脑勺，一扣扳机，随着“轰”的一声闷响，陈父直挺挺地侧在地上，哼都没哼就死了。
 
 
 第七十四章 血海拾遗
 
 贺远能是贺家山大队的一名回乡知青，被杀前的一个多月，他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看父母。贺远能家庭成份高，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在县城读中学时与同班同学何端珍相爱。何端珍是城郊人，家庭情况比贺远能好，但她爱他的人品，不嫌弃他的家庭出身。当时地富家庭出身的人要找老婆非常难，一般都只能找长相丑陋一点的，身体有残疾的，有个五字箴言：“跛驼矮丑瞎”，能找个二婚的都算烧高香了。偏偏贺远能有这号艳福，找了个花朵一样的大姑娘，把他爱得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偏偏命中该有一劫，他们在村口碰上了大队干部周××。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心里就来气：我们好多下贫中农都讨不到老婆，这个地主狗崽子倒骗到了这么漂亮的女仔，明明是带起回来刺我们的眼！不行，非要打打他的嚣张气焰。于是乎，周××便说贺远能是“革联”派出来的探子，叫民兵把他捆起来，关到大队礼堂里吊起来。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总算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里，治疗了一个多月，才算好了。伤好以后，贺远能于8月24日回了贺家山，正碰上滥杀风开始，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连夜逃走。他想赶快逃到何端珍家去，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度恐怖之中，条条道路都有民兵拦关设卡，通往县城那边的路，更是封锁得水泄不通。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预感到难逃此劫，四周的夜色如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此时他的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想念端珍。自从与端珍相爱以后，生活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再苦再难的日子都变得不再那么难熬。他打开手电，借着手电光给心上人写信，这本身就是危险的，因为手电光很可能将民兵招来，但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他写道：“端珍，我也许永远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啊，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的炽热之情，写到手电不亮了，还在写......
 第二天（8月25日）拂晓，贺远能偷偷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再远逃他乡。不幸的是，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他们搜出他的笔记本，只翻了两页，便什么都明白了。连忙把电话打到贺家山大队。这时候，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一个远嫁他乡的姐姐，只跑脱了他一个人。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贫协主席贺××恼火得很，正在派民兵四下搜捕。接到电话，得知“逃跑的大老虎”在兴桥那边落网，连声表扬兴桥的民兵觉悟高，革命警惕性高。当即叫了十几个人，操上家伙，赶到洲背。见了贺远能，不容分说，五花大绑，一边捆一边说：“捆紧点，看他还往哪里跑！”牵着向潇水上游方向走。由于索子捆得太紧，没走多远，贺远能熬不住了，满脸鼓钉汗直往下滚。他哀求道：“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索子放松一点；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喊着未婚妻的名字，痛哭起来。
 走到向阳坝，贺远能的哭声吵得贺主席心烦，说：“这个小子癲了，在这里搞掉算了。”他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好，命令三个民兵开铳。三声铳响后，被打得一身铁砂子的贺远能居然没倒下，仍在垂死挣扎。民兵中一个自称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解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几个人上去又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把他推下潇水。
 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这个淹淹一息的青年突然挺直了身子，一口血沫从嘴里喷出，喉咙里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端珍啊，端珍――来世变牛变马来报答你！”
 把几个民兵吓了一大跳。
 
 1967年8月30日，“红联”和“革联”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武斗，人数和枪械占绝对优势的“红联”出人意料地大败而归，虽然死人不多，但损失巨大，军心动摇，怨声载道。因担心“革联”乘胜掩杀，“红联前指”匆匆忙忙撤离营江，退守清塘；同时指示各区社民兵组织召开会议，稳定军心，统一认识，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
 营江公社公社主任张清源①作为营江公社民兵的带队人，也参加了8·30大武斗，他夹在溃散的队伍之中逃回了营江，尽管浑身上下没伤一根毫毛，却又怕又恨又恼，怕的是武斗中差点丢了性命，回头想起来还有些惊魂不定；恨的是盘踞在“二中”里面的这帮“牛鬼蛇神”太猖狂；恼的是堂堂一个全省有名气的道县民兵师竟然败得这样窝囊。但是，怕归怕，恨归恨，恼归恼，工作还是要做。9月2日上午，张主任在公社红砖厂召开全社党、团员和民兵基干会议，在这个革命事业遭受暂时挫折的关键时候，一定要发挥党、团员的先锋作用和堡垒作用。
 张主任正在开会，从道江镇到营江的公路上，晃晃悠悠走来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此人姓杨名干忠①，是道县公路局下属养路队某养路班的一名养路工。他到营江红砖厂，来找该厂司机盘××，想搭他的便车进城办点事，听得里面热闹得很，出于好奇，探头探脑地在门口张望。这个动作被站岗放哨的民兵发现了，怀疑是“革联”派来的探子，一拉枪栓，大喝一声：“站住！把手举起来！”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着自己，杨干忠魂不附体地把双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听到捉了“革联”的探子，张清源非常高兴，连忙亲自过堂审问。
 过堂的程序和古典戏曲里演的相差不多。把“犯人”押上来，首先问：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家住哪里？什么（家庭）出身？
 当听得杨干忠报上家庭出身地主时，①张清源心里有底了，这家伙肯定就是“革联”派来的探子无疑！就是不是，也是一个阶级敌人！
 张清源说：“党的政策你知道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革联’派你来干什么的？老实交代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杨干忠拼命地辩解，说自己是养路班的工人，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到红砖厂是寻找盘××有事的，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等等等等。
 张清源看到杨干忠不老实，命令民兵，吊起来，严刑拷问，一定要他的嘴巴撬开，把“革联”的反革命计划挖出来。
 刑讯逼供之下，杨干忠到底“招认”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大清楚了。据说当时有审讯记录，不过现在已经早就找不到了。那些东西，哪个会保存十多二十年呢？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张清源要杨干忠“招认”的那些东西，杨干忠一定无法“招认”出来，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他除了老老实实在养路队拖沙石、养护公路之外，哪里也没去过，什么也没干过，更没有参加过“革联”的组织。“革联”到底是派自己来干什么的？打得痛不欲生的时候，他倒是想招，但你要他有那个本事编得圆呀！②
 杨干忠的家人得到他被抓的消息，急忙忙跑到养路队请领导出面到营江救人。杨干忠所在养路班的班长彭本夏看到这个乃崽确实冤枉，就到养路队开了证明，到营江公社请求放人。
 他对张清源说：“这个乃崽虽然家庭成分高一点，但确实蛮老实的，在养路队表现很好，放了算了吧。”
 张清源说：“要放也容易，两个问题他要交代清楚：第一，他到二中里面去干什么？第二，‘革联’派他到营江来干什么？”
 可怜！这两个问题，杨干忠能够“交代”清楚，还会等到现在，早就交代了。
 第一次人没领回来，过了一天，彭本夏第二次又来营江。
 这一次，张清源总算松了点口，答应过两天放人。
 彭本夏非常高兴，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杨干忠的家人。
 紧接着又有一个消息传过来，杨干忠逃跑了。
 从此杨干忠如同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了音信。
 据处遗工作组专案材料披露，正在张清源答应放人时，杨干忠在关押他的屋子里用一把铡草刀割断捆绑的绳索，携刀逃跑了。张清源闻讯，即组织公社小农场、红砖厂的基层民兵约20余人上山搜捕；又通知双桥大队在田间劳动的社员群协助搜山。当民兵和群众在山上搜到杨干忠时，杨象发疯一样，拼命挥舞锄草刀进行反抗，群众一拥而上，将其打死。
 
 1968年8月26日上午，岺江渡公社向阳大队派到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回到村里，带来区里的指示，要抓紧时间补火，把调皮捣蛋的地富全杀光。这么大的事情，就凭两个民兵带一个口信，行吗？大队支书杨明珠反复考虑了一上午，决定还是亲自去公社，把上级的“政策”问问清楚。
 8月正是道县最热的时节，“双抢”大忙季节已进入尾声，刚插上晚稻秧苗的田地，暑气蒸腾，散发出一股怪味，象牛粪发酵，又象尸体腐烂的臭味。（当时道县很多已经水臭风腥，河滩上野狗拖着死人残骸到处乱窜。）杨明珠沿江边的大路向公社赶去，半路上遇到公社的刘（启富）主任、张（花荣）部长和莫（荣星）秘书等人。原来区指挥部（上渡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派下去后，又打电话通知下属各公社配合行动，刘、张等人接到通知，赶到下面来“了解情况”。
 一照面，刘启富就问：“老支书，你们队行动了没有？”
 “还没有，这不就是去公社问政策嘛。没想到在这里碰到几位老人家。”
 “有什么好问的，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要怎么办，贫下中农说了算。”
 正在这时候，河对面的上关公社红花大队（不是洪塘营那个红花大队）押着一队地富及子女到河边来杀。后面还跟着一群看杀人的群众。
 张花荣说：“老支书，你看对门河在干什么？”
 前不久刚下过暴雨，沱江发大水，河面比平时宽了许多，但对岸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连大声讲话的声音都听得到。红花大队的民兵把要杀的“阶级敌人”押到了河滩上，一排跪好......随着马刀在阳光下闪出一道寒光，一个“敌人”应声倒地，观看的群众随即高呼口号。接着，又一道寒光，又一人倒地，又一阵口号……
 张花荣说：“对门河已经杀得热火朝天，我们这边还是冷冷清清……再不行动就晚了。”
 杨明珠当即表态：“张部长、刘主任，请你们放心，回去以后，我们马上行动。”
 杨明珠回大队后，马上找到其他几位队领导碰头，商量杀人的事。可是一些支委有顾虑，（58年）刮“五风”时，向阳大队搞得很恶，逼死过人，后来清查的时候，受了严重的“处分”，心有余悸，主张再看一下，别的大队都杀了，我们再杀不迟，反正不要走在头前。杨明珠看干部的思想不统一，有些着急，已经在公社领导面前作了保证，万一刘主任、张部长他们一个回马枪杀到自己大队，怎么交待？他想，支委思想暂时没有统一，就先发动群众，先杀他个吧，上级下来检查也好交待。
 先杀谁呢？杨明珠想到了张生登。这个家伙虽然不是地富，但比那些地富坏多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总根子。解放前，吃喝嫖赌，把爷老子留下的家业败个精光，靠一副牌骰子在祥霖铺墟场上混吃混喝嫖女人。解放后，不思悔改，好逸恶劳，五毒俱全。一个贤惠老婆丢在屋里不管不问，跟队上一个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女人家乱搞，后来吵死吵活把原来的老婆离脱了，把这个女人娶进了屋。“社教”的时候给他戴上“坏分子”的帽子，还不老实改造，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群众对他的看法大得很。首先杀他群众肯定最拥护。
 杨明珠来到贫农杨兴吉家里，带领他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作动员工作：“兴吉呀，张生登是个坏分子，在队上破坏性很大。你父亲走日本的时候就是被他害死的……你不杀他，回过头他就要杀你。”杨兴吉马上表态同意杀张生登，为父亲讨还“血债”。杨兴吉的一个叔伯兄弟杨子贵，听说要杀张生登，提了马刀主动要求参加行动。①
 杨明珠立即带上杨兴吉、杨子贵和几个基干民兵将张生登捆起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他的死刑。
 张生登要求死前吃一只鸡，杨明珠批准了。张生登的后老婆说：“要死的人了，还呷什么鸡。”他和前妻生的一个儿子看不过，把自己家里的鸡杀了一只，煮熟了，用一只海碗盛着送去。张生登只喝了几口汤，肉一块也吃不下。前妻的儿子端着海碗，还想再送一程。旁边有人悄悄拉他的衣裳，叫他快点躲开点，免得把自己搭了进去。
 杨明珠、杨兴吉、杨子贵等人将张生登押到开沟老氹古边，由杨兴吉用马刀将张生登的脑袋砍下。
 
 油湘公社刘家村，有一个富农婆何双凤和她的跛子崽许祚松，文革“杀人风”刮来时，首先就被大队抓了起来，但开始没有杀，只说是关起来，劳动改造，拖了好几天，又决定要杀。原来（67年）8月25日公社开过民兵誓师大会以后，刘家大队，还有跟它一个片的同心大队，开会研究杀人问题的时候，感觉到队上目前还没有非杀不可的对象，决定暂时不杀算了。消息反馈到公社，公社主任陈四桂，于8月26日赶到同心大队，召开大队干部开会，统一思想，在陈主任的指示下，该大队当天杀了16个。解决了同心的问题以后，陈四桂又马不停蹄于8月27日来到刘家大队解决刘家问题。陈主任了解到，该大队行动迟缓主要是支部书记思想保守，就找到大队治保主任周忠影和文革主任刘有应等人进行研究，决定杀何双凤、许祚松，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开会研究的时候，有个龌龊鬼提出用炸药炸，正好“红联”总部从县物质局“接管”了一吨多炸药发到了各公社民兵“自卫”队，大家就同意了。
 8月28日，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周、刘等人代表刘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何双凤和许祚松的“死刑”。正在宣判时，公社打来电话，指名要周忠影接。周忠影连忙跑去接电话，是陈四桂主任打来的，询问杀人情况，并告诉周忠影赶快行动，以后再要杀就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周忠影说：“陈主任你放心，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正在宣布，马上就请他们‘坐土飞机’上西天。”
 开完群众大会，大队民兵把何家两母子拖到村外茶山上，背靠背捆在一起，中间捆了一包炸药。也是大意了，引线没留多长，民兵点火时，刚点燃，被富农崽子（许祚松）一口咬住了衣服。跛子崽心狠，死死咬住不松口。点火的民兵慌了手脚，打又打不开，扯又扯不脱，引线又在烧得嘶嘶作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旁边一个民兵（当过兵的）机智勇敢，冲上一步朝跛子崽太阳穴上猛击一拳，这才打得松开了口。两人转身就跑，才跑出两、三丈远，就听得脑后“轰”地一声炸响了。炸起的一只手飞起来打在点火的民兵身上，把他吓瘫在地。救他的那个民兵也被溅了一身血块肉渣。幸亏两人都没受伤，只是受到了点虚惊。
 这件事，后来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活教材，大会讲小会讲，主持会议的公社领导再三喊醒广大贫下中农同志们在镇压阶级敌人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狗急跳墙，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千万不能再出类似的事故。
 
 第七十五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老地主，被打死时大约60来岁。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县钱粮局长，解放后，一直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土改和镇反没杀，要么是有点立功赎罪的表现，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斗争的活靶子。但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老运动员”。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土改让他跑脱了，镇反让他跑脱了，这回他跑不脱了！群众大会上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这个老地主居然能够处变不惊。别的四类分子吓得鸡崽子一样，屎尿都拉到裤子上，他竟脸不变色心不跳。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问他：“你知罪吗？”
 他说：“我晓不得犯了什么法。”
 “你还不老实！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
 “我好像没有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
 “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
 接着就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
 “说，老实说，想过没有？”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作田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了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老地主的嚣张气焰把人们气疯了，群情激愤，一涌而上，把这个鸭子烂了嘴硬的老地主和其他几个四类分子捆在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一根木棍，排着队，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问一声：“老不老实？”不待一圈下来，老地主等人的脑壳早已变成了红色的刷把。
 据说道县土改时斗杀地主，也有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棍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的群众斗争场面。但那时大多是为了促使群众中的某些人消除顾虑，“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发了刀棍之类给你，想不打都不行。而这一次是想打还得有资格，非党员、非干部、非积极分子不可。特别是人们表现出的那种无比强烈的阶级仇恨，好像真的不杀掉老地主自己就活不下去一样！面对这种不断升级的阶级仇恨，有一个始终没法绕过的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这种仇恨的基础究竟何在？
 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针对每一个杀人个案，只要是地富分子，几乎都要问一个相同的问题：被杀者解放前有什么劣迹吗？答复几乎千篇一律：没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主要就是收过租、请过长工、吃过剥削饭。也有这样回答的：人不是个什么坏人，就是不该是个地主。前文中讲过的那个老地主就属于这一类。如果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进行论证，笔者无话可说，如果就人论人，该老地主解放前非但没有什么劣迹，而且急公仗义、乐善好施。他全部罪恶就在于属于他的个人财产超过了某个规定的限度。这样一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该老地主是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还是一个特例。或者把问题更纯粹化一些，地主阶级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构成？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来源是什么？他们在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起着什么作用？
 按照教科书上的答案，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不劳而获，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维生，是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品德败坏、唯利是图、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者流。
 笔者从小就读过《半夜鸡叫》（周扒皮）、看过电影《白毛女》（黄世仁）、后来又看了样榜戏《红色娘子军》（南霸天）、文化大革命中还参观过“泥塑收租院”（刘文彩）......说句良心话，当时对“地主阶级”真的是咬牙切齿，恨不能寝皮食肉。
 然而随着社会阅历增加，随着历史真象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随着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采访的逐步深入，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般的震撼”，不能不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我不敢说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收租院”里的刘文彩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有证据表明，是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的。）至少地主阶级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是这样的人。至少在道县找不出一个黄世仁，找不出一个周扒皮，找不出一个南霸天，也找不出一个“收租院”！
 与其他所有的社会群体一样，现实生活中（不是教科书也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地主阶级就是一群土地和财产超过某一限度的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称之为乡绅阶层更确切一些。他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是遵纪守法的好人。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大致有以下三个来源：第一、祖传家业；如东门乡何姓大地主就是这样。第二、在外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如秦秀容家就是这样。第三、勤劳致富，这些人多数善于经营或有某种技艺；如涂石匠家就是这样。中国的小农经济社会有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一直都是重农轻商，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与现在大不相同。有钱人家讲究耕读传家；没钱人家有了一点钱马上就会想到“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走，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挨冻受饿。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这些土地和财产在交易和过户过程中，都是签署契约，缴纳赋税，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权证，为当时社会之公认。当然也有靠不正当手段发家致富的，如欺行霸市、高利盘剥等，但这样的人不但人数少，而且为当时的社会所不齿。那个时代儒家学说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有财产的人虽然受到尊重，但如果财产来路不正，是靠邪门歪道获得的，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被人戳脊梁骨，耻于与之为伍。同时，那个时候的人，相对而言，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有神论者占大多数，人们信奉的是因果报应，讲究的是行善积德，有一句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在这种思想的制约和调节下，社会大多数时间是安定的、和谐的，贫富相互依存，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所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相反，财富既有承袭，也有某种有序的流动，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说的就是这种有序流动的某种表象。
 实际上所谓的地主阶级就是小农经济社会中的中产阶级！
 当时人们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士农工商”四个字上，士为四民之首，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钱人家，具体到农村就是地富人家，总是千方百计送子弟读书，从而使得地主阶级成为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如此集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于一体的地主阶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特别是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我们在采访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附带了解到，很多被杀的地富分子其本人或其家族，解放前就是当地有声望的地方领袖人物。他们救孤济残、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开庙会、唱大戏等）......在当地乡村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中扮演了一个带头发起，热心倡导，并出钱出力的角色。而且当时基本上属于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政府机构非常软弱，特别是县级以下，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能力，远远不像现在这样一杆子插到底。这样一来乡村地方事务的管理权也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那些本乡本土德高望重有公益心的乡绅（地主）头上。一般说来地主阶级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是通过族规、乡规、民约来实现的，其指导思想是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农村是“四书”、“五经”的社会，是孔子、孟子的社会。孟子曰：有恒产者，始有恒心。是说人只有拥有一定的财产，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地主阶级（乡绅阶层）也正因此担负起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社会责任，在农村中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总而言之，地主阶级的产生，是小农经济社会中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均势和平衡的结果，是封建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
 至于雇佣长工、收受地租，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土地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其不合理性应当也可以通过社会调节、社会进步，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二十世纪的社会实践证明，暴风疾雨式的打土豪（杀地主），分田地的方式，并没有达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相反却埋下了更大的社会不公的恶果。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炸药。”
 笔者在道县采访看到的是，1967年大屠发生时，四类分子家庭已经普遍地处于贫困线之下远甚，而那些被充当杀人凶手的贫下中农比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出一天工赚两、三角钱，甚至还有几分钱的，一日三餐喝的是泼到地上狗都撵不上的稀饭，啃红薯脑壳吃酸咸，土布衣服打疙瘩。有一些有点打牌赌钱、好吃懒做等小毛病的人，甚至不会盘算过日子的人，过的日子甚至比地富还不如。广大贫下中农名义上是翻了身、当了家、做了主，而实际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也没有任何当家做主的实质性内容，其政治地位的提高只有在已经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面前才能真正表现出来，除了比这些人高人一等外，依然还是人下之人。真正生活状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只是他们中间的一小部人，大约不到5%，而这些人翻身、当家、做主集中体现在入了党，做了官，当上了脱产的、半脱产的、不脱产的干部。就是这些人中间，也有生活得十分困苦的，当时有些基层干部连老婆都讨不起，一般贫下中农讨不起老婆的就更多了，因此在道县杀人事件中出现大量杀人夺妻、杀人夺女的案件也就不足为怪。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男女比例为3.5：1，应当说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笔者在道县的采访是针对杀人事件的，但因被杀对象绝大部分为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关于道县土改的一些情况也不免零零星星传到耳朵里来。可以看出道县的土改运动也是进行得轰轰烈烈，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恐怖，拳、脚、鞋底、棍棒一齐上，打得地主分子皮开肉绽，口吐鲜血，骨断筋伤，惨叫哀号。对于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马上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分子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则立即报以拳打脚踢、抽耳光，打到低头认罪为止......个别特别顽固的地主分子，被当场打死的情况，也有发生。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户户冒烟，村村见红”。也就是说每一个村子都要消灭一个以上的地富分子。至于该地主分子到底有什么罪恶，或者强加给他的罪名有多少真实性就根本不重要了，反正对地主分子（包括反动富农）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的既定国策早已定了，不杀张三要杀李四。杀不杀是立场问题，杀多杀少是感情问题。立场不能站错，感情上更不能倾向阶级敌人。按照规定，当时杀人的审批权在区一级，以道县为例，当时全县人口约35万，九个区，每个区4万人左右，而掌握4万人生杀大权的区委书记、区长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勾画杀人名单的唯一依据就是各乡上报的材料。如果碰上“王先志”可能会少杀几个，如果碰上“苑礼甫”杀起来那就没个边了。杀人的权力虽说是在区一级，但材料要靠乡政府来整，实际上某个乡干部要杀某人，甚至某个土改根子要求杀谁，几乎没有不批准的。杀地主的时候，根本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需要和不需要的问题。有些村子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连富农都找不到的，就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要“村村见红”！
 这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分子，其中绝大多数除了吃过“剥削饭”以外，至今说不出他们的任何具体罪恶。
 道县在土改运动中究竟杀了多少地主分子（包括反动富农），我手头上没很具体的资料，估计在1500人左右。这个估计是怎么得出来的？笔者在道县计生委查阅了道县从1949年以来的全部人口资料，发现从1949年到现在有三个时期4个年头人口是负增长的，其一是土改时期的1952年，其二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1-1962年，其三是大屠杀时期的1967年。运用统计学的原理通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1952年道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500人左右。另据官方资料记载，在这期间同时还进行了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两项工作，共镇压阶级敌人800余人，2500减去800等于1700。再比照政策面，根据“村村见红”的要求，道县当时约有1400多个自然村，在1400与1700之间取一个平均数字就得出了该县杀地主分子约为1500人左右的这个估计数字。确切的数字有待官方以后公布。
 我们在道县听到人们讲述那些土改故事时，总感觉与文革大屠杀有着某种一脉相承之处。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非常有身份的县级领导干部说，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四类分子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而下面的一些基层干部则说得更直白，这就是“第二次土改”。当然，第一次土改与“第二次土改”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具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第一、有一个土改法，也就是道县老百姓常说的“上头有一个文”。第二、杀人要整材料，要经过区一级政府批准，也就是道县老百姓说的“要见官”。第三、各种“敌情”并非完全虚构，确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各种反抗、颠覆活动。第四、有一个政策界线，打击对象，孤立对象，团结对象，依靠对象分别对待。第五、基本不杀妇孺。第六、杀人也没有那么多花样，一般就是周远济所说的“洋办法”--枪毙。一人一刀杀死，一人一棍打死，一人一石砸死的现象虽有但不普遍。
 笔者不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学识和占有的资料，都不足以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土地改革”运动进行评说。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能以参与者的愿望和言行来作解释，甚至不能因近距离的观察而获得适当的结论，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远距离大视野地进行观察，从而确定它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意义。兹事体大，关系着我们民族生存道路的选择和民族性格发展的走向，对它进行评说和反思，此非常之事须待非常之人。本人只是针对一些具体现象作一些“三担牛屎六箢箕”的观察与思考。跳出道县的小圈子，站在历史的纵轴上回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部的中国，你会发现那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锷、蔡元培、胡适、鲁迅以及国共两党的创建人孙中山、黄兴、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等等无一不是出身乡绅阶层（地主阶级），这个现象向我们昭示什么呢？不作过深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探讨，起码一条，它说明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精华，乡绅阶层（地主阶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人说机构是一个放大器，它把个人的能量成百倍、成千倍、成万倍地放大。我认为文化的力量比机构的力量更强大，它把个人的能量十万倍、百万倍、千万倍地放大。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一样，有精华也有糟粕。西方文化的精华，在社会领域可概括为：民主、科学、法制；在人权领域可概括为：自由、平等、愽爱。而中华文化精华可概括为5个字：仁义礼智信。不难看出这5个字与前面的6个词是最容易接轨的！它们都植根于人类共通的人性之中。那么“仁义礼智信”由谁来传承呢？或曰它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哪个地方？在民间，在下层，特别是在乡绅阶层（地主阶级）中。而它的对立面糟粕部分，如帝王术、官场经、厚黑学等等，则集中在宫庭、官府、上层社会中。
 有学者著文论证，小农经济、田园牧歌式的中国农村社会自清乾隆中叶就开始了“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的进程，这个进程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以乡绅阶层（地主阶级）消灭和农村领导阶层劣质化而宣告结束。此即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社会千年未变之土地制度，亦积累了深重的社会矛盾，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向现代化行进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土地制度内部已经积累了足以引起大崩溃的能量，如此说来五十年初的那场席卷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就不难得以解释。它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发展生产力的愿望也不容置疑。
 应当说在当时，这场运动是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也是得到全体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可以说是一种全民共识。它的背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在当时如果说有什么分歧的话，就是土改的形式，是暴风疾雨式的还是和风细雨式的。①
 据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把他们在大陆的失败归结为两大原因：一、贪污腐败涣散；二、对“平均地权”问题表现得犹豫迟缓。1953年，国民党在台湾也搞了一个所谓“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以麦克阿瑟在日本
 
 ①对于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长期的争斗中，并没有本质性的对立，只不过共产党搞的是暴力土改，国民党追求的是“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真正不赞成土地改革的是夹在国共两党中间的所谓“第三种力量”，而他们也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胜利而认同了共产党的主张。
 的土地改革为蓝本进行的。这个“土改”虽然带有某种“赎买”性质，其实质依然是“强制接收，重新分配”。
 1950年到1953年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采用的是暴风骤雨的形式。和平分田的思想受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有证据表明在土改中打冲锋的大多是从拥有财产量上划分叫贫雇农而实际上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的那样一批人，这些人由于自身的种种劣迹（偷窃、赌博、流痞、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等等）已经被边缘化了，遇到土改这样的历史机遇自然会表现出无比强烈的“革命性”和“斗争精神”。这些“苦大深仇”的“土改根子”在土改运动中和土改运动后，纷纷入党做官，其中很多人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等基层领导干部。他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既无公益心，又无道德准则和是非界线的约束，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认准了一个死理：抱住“党”的粗腿就会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对上惟命是从，对下鱼之肉之，对内拉帮结派，对外吹牛撒谎，搞生产目光短浅，搞运动心有灵犀，他们把“流氓无产者”的特质自觉和不自觉地带进了农村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生产活动之中。好干部还有没有？当然有。但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中明显成为弱势群体，而这个弱势群体还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到清洗和弱化。实践反复地向我们提示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者，必然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笔者拜读了《土改法》和土改时期的一些理论文章，实事求是地说，确实言之成理。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需要追问的是它带来的短期效果是什么？中期效果是什么？长期效果又是什么？暴力土改确实达到了粉碎旧的生产关系，“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并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它同时也的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击碎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这一点本身也许正是土改的目的之一）。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共同贫穷的农村社会，而不是一个共同富裕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的农村社会。实践证明全世界所有走共同贫穷道路的国家和地区，都只能依靠暴力、谎言、恐怖来维持社会秩序。认为经济上的平等就能解放生产力，显然经不起实践检验。通过绝对的财富重新分配和将一切减至最小公倍数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英国诗人丁尼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说过一句话：“有一半真理的谎言是最毒的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会遭到彻底的斗争，但真假掺半的谎言最难与之斗争。”引用这句话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阶级义愤”：“这都是些资产阶级臭老爷说的话，我们贫下中农只晓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个‘生’，那个‘生’，抵不住老子一梭镖，叫你永远没得‘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财产如同自由一样，是人类的一项真正权力。人类追求财富的普遍心理亦是某种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退一步讲，即便土地不该私有、不该出租、不该请长工，但这是两千年封建制度的沿袭，土地的拥有者（地主阶级）不应当为历史承担责任，更无死罪。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进行类比，据统计资料表明，现在我国拥有一百万元以上个人的财富的人超过一千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0.8%，如果政策要发生变化，将这部分人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下一个文（通过一个法令）对这些人进行批判、斗争、改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将他们的财产平均分给月收入千元以下的贫苦劳动人民，这合理吗？会不会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绝对不合理。第二，它绝对可以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
 一个正常的社会，它的进步和发展，只能建立在原来社会的基础上，承认原来社会存在的合理性部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循序渐进，才能健康、持久地发展，没有捷径可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从手段的公平正义做起。专制之树结不出民主、科学的果实。对于一个公平、正义、富强、幸福的社会而言，民主既是目的，同时又是手段。任何虚无主义的、凭空想象的社会蓝图，都只能是宗教而不可能是科学。
 再讲一个有几分搞笑色彩的小故事。
 笔者在道县采访期间，曾半真半假地与一些人士请教过关于“和平土改”可能性问题。曾为首杀害“告状油子”李念德一家13口的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刘代修一句话差点没让笔者背过气去；“你们这些读书人，怎么越读越蠢了？你的东西，要分给我，不杀了你，你会答应吗？”
 也许刘代修的话确实具有某种朴素的真理性，但我要讲的是，作为土改根子的刘代修，土改时，家庭成份是三代贫农，而到我为杀人事件采访他时，他家已是五代贫农了。为了翻身，为了解放，他们命也革了，人也杀了，可是许诺他们的富裕生活在哪里？许诺给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力在哪里？许诺给他们的社会主义公正又在哪里？甚至那些曾经分给他们的田地又到哪里去了？看看刘代修口里吃的东西吧!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吧!看看他家里住的房子吧!这样的日子绝对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过的，至少刘的两个儿子就不愿意过。
 
 第七十六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随着采访不断深入，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认为它不可能开始得很顺利，它偏偏顺利得叫人难以置信，当你认为一切都已理顺，准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它偏偏又让你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大约在采访进行了二十几天以后，某日，我们从下面采访回来，刚进招待所房门，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匀，就听得有人敲门，打开门，哗地涌进了十多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把个小小的客房挤得满满的。开始我们弄不清是些什么人，非常紧张，连声问：“你们找哪个？”其中一个男人①回答道：“我们是‘乱杀风’的遗属，来找领导告状的。”听到他的回答，其人就像排练好了一样，纷纷从身上拿出“状子”齐声说道：“请领导为我们做主。”
 我和张明红连忙请他们在床铺边上坐下来，有什么事情慢慢讲，有几个人看到坐的地方不够，坚决要求站着：“领导您老人家坐，我们站惯了的，站着好。”
 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感到手足无措。一方面，采访受害者遗属一直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心愿，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这么多遗属找上门来，岂不是天赐良机吗？就此进行一次深入采访，听听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看看他们眼中的文革杀人事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这里对他们进行了集体采访，其后果的严重性恐怕不会是采访被迫停止那么简单，很可能从前所做工作都将付诸东流。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多想，也不可能与张明红进行沟通。
 我向他们解释道：“你们搞错了，我们不是什么领导，是广播电视台的普通记者。处遗工作的案子，我们无权过问，也没有能力解决。”
 一位遗属的一句话叫我至今哭笑不得：“你老人家就莫谦虚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是省里来的大官僚，他们讲你是刘少奇的儿子派来的。”
 他的话让我心头猛地向下一沉，不禁想起几天前，我们在四马桥区采访时，一名村干部当面质疑我的一句话：“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记者？杀几个四类分子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土改时也杀了，怎么没有看见有人说东说西。这一次虽然杀得乱了一点，政府已经给他们赔了钱，平了反，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讲话？”他实在是冤枉我了，我心里怎么想且不说，但嘴里确实没有帮地富讲过一句话，我只是问他，杀的都是些什么人，是谁提出来要杀的，怎么杀的，定的是什么罪名，这位村干部好像是火眼金睛，根据这些问题就看出了我是在为地富讲话。坦白地说这时我确实开始了对土改运动的反思，因为不反思不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有其理论基础的，这些理论基础按层次可以分为三条：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三、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杀人事件是民主革命补课。而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则干脆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土改。由此不难看到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与土地改革运动的一脉相承之处，要想对杀人事件作史的答复，必须对土改运动作史的反思。但是这些念头一在脑海浮现，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大逆不道和诚惶诚恐。所以我在采访中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带任何感情倾向，甚至和张明红讨论采访材料时，也都这样。遗属的话虽然纯系空穴来风，但让我感到了极大的不安。也许他们凭自己的愿望，把我们想象成“微服私访的清官”，也许这后面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其他隐情。
 我只能硬着头皮向遗属们解释：“你们不要听别人乱讲，我们确实是非常普通的记者。”我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们看，“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为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有什么冤情，有什么要求，可以向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反映，他们是党和政府派下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的话还没有落音，遗属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了：“找过了，早就找过了，没有用。”其中一个抱着婴儿的青年妇女流着眼泪说：“我就是因为揭发祸害我的几个杀人凶手，他们的老婆就堵上门来，骂我是狐狸精，勾引她们的男人，还要打我。那几个杀了我父母兄弟又强奸我的人，到现在一点事都没有①......”
 我的心头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不知道下面的话该怎么讲，幸亏张明红这时候用本地口音说话了：“大家的遭遇我们非常同情，但是你们真的找错人了，我们到道县来的任务是采访农村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的，无权过问处遗工作的事情，你们找我们就跟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用处。我自己就在零陵工作，要是有用不早就有用了？”
 听到张明红这么一说，遗属们不说话了，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其中一个男人，看得出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他好像心有不甘地问道：“你们到底是不是记者？”“我们是记者。”“我请求记者同志帮我把状子递到省里去，可不可以？”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拒绝这个要求，便答道：“这个可以做到。”“我也要求递上去。”“我也要求。”其他的遗属也纷纷把“告状信”递到我们面前。
 收下了十多份“告状信”，把遗属们送走了。我与张明红坐在房间里面面相觑，良久无言。
 突然张明红问道：“谭领导，你对刚才这个事情怎么看的?”
 我说：“就是你，到哪里采访就说我是省里派下来的领导......”
 “哎嗬嗬，你还怪我，我说你是领导，你摆出的领导派头比领导还领导。”
 我说：“别开玩笑了。我感到很担心，不知道我们的采访哪里出问题了。这种传闻出现，对我们的采访很不利呀！”
 张明红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看来你还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小谭啊小谭，你也不用跟我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小子脑后有反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哪里是来创作一篇拨乱反正的文章，你小子是在引爆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子弹。你认为处遗工作组的人都是傻子，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也不想一想，有的人那么干脆地把那么机密的文件复印给我们，连个最起码的组织程序都不走，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他们是对文革杀人事件有看法，对处遗工作有看法，希望通过我们把真相捅出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过......我也要老实地向你坦白，刚开始对于道县杀人事件的看法，我与你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次采访对我来说，就像经历一次唐山大地震，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的党这么多年来都用的一些什么人，做的一些什么事呀！再不改革就完了！”
 明红的话，开始让我心头一惊，继而敬意油然而生，到底是长年累月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人，比我要成熟得多，于是我向他请教道：“你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
 “加快速度，尽快结束采访，走多了夜路迟早要碰鬼的。”
 “这些遗属的告状信呢？”
 “留着当个素材吧。”
 “答应了人家的，不递上去不好吧？”
 “小谭，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这一点，聪明而不失天真。递就递吧，但要在采访结束以后再递，无非图个心安，没有任何用处。他们的这些告状信，不说递过上千次，至少也有上百次，别说省里，连中央都递到了，有什么用？小谭，我要提醒你一句，遗属当中有公安局安排的耳机。”“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坐在象牙塔里的人不知道。”看到我大吃一惊的表情，张明红接着说：“把你的嘴巴闭拢来好了，张得那么大给谁看？跟他们接触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今天做得很对，不然麻烦就大了。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赶快洗澡休息吧，明天还要下去采访呢。”
 张明红休息以后，我照例要将每天的采访材料分类整理一下，这一次因为“告状信”太多，来不及一一细看，便专门从中找出了那位抱婴儿的青年妇女的“告状信”来，从信上看到，她叫蒋鸾荣，36岁（1986年），原系蚣坝公社新油榨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现出嫁马家岭大队。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四类分子（及子女）家庭的女性成员，被强奸和轮奸的不在少数，但因为种种原因，像蒋鸾荣这样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讨还公道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非常之少。请允许我把她的悲惨故事讲给你听：
 1967年农历7月21，令人心悸的白天过去了，凝重的夜幕笼罩了新油榨大队。在一间家徒四壁的水（土）砖房里，17岁的少女蒋鸾荣搂着12岁的妹妹蒋凤荣浑身发抖地躺在床上。她不敢哭，也不敢出声，她怕，她怕一哭出声来连自己和妹妹的命都一齐不保了，她甚至不敢发抖，可是浑身的肌肉不听话，拼命地抖，抖得她心惊肉跳。上午的时候，她的父亲蒋有训（58岁）、母亲李彩珍（56岁）、大弟弟蒋宏元（14岁），小弟弟蒋宏仕（7岁）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大队民兵营长杨简吉带人押到舌子塘半山岭上丢了硝眼。一家人，顷刻间只剩下她和妹妹两个女崽。
 她睡不着，她怕黑，尽管灯油非常珍贵，她还是把油灯点亮了，只是把灯芯挑到最小最小，暗夜中，有一点如豆的火光在跳动，她的心多少有一点安稳。
 半夜时分，紧闩着的房门发出了咔咔声响，吓得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又是咔的一声，门被人用锄头托开了。几个人影冲进来，径直向床边走来。蒋鸾荣终于看清了，就是队上的几个人，领头的是杨简吉同母异父的胞弟邹良生，他们的脸上没有了白天那种凶神恶煞的表情，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笑容，笑得蒋鸾荣心头直颤。她一时还没想明白，他们想干什么。妹妹也惊醒了，吓得直哭，她连忙用手捂住妹妹的嘴巴，紧紧地搂住。不过，很快她就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邹良生等人走到床边，二话不说就扯她的裤子……妹妹凤荣也停止了哭泣，惶恐地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男人们狗一样趴在姐姐身上，嚇得魂不附体。由于营养不良，她长得又黑又瘦，看上去就像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此时此刻她真的应当感谢她死去的父母，平时不肯让她吃得太饱，否则天知道这些欲火中烧的男人们会被她勾引出些什么想法来。蒋鸾荣这个可怜的姑娘就这样在父母弟弟被杀的当天晚上，被杀人凶手们轮奸了！凶手们轮奸的蒋鸾荣后，又将蒋家的财物查抄一空。蒋鸾荣在她的“告状信”中写道（显然是别人代笔的）：“这些杀人凶手，白天杀了我的父母兄弟，晚上就来强奸我，太过于欺负人了！其行为与禽兽何异？若不绳之以法，国法何在？天理何存？”
 当看到材料里说蒋鸾荣被轮奸之后，一天清早，她到山上检柴火时，本生产队一个40岁的老单身公突然从毛伙中（灌木丛中）窜出来，把她拉到毛伙里强奸时，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这真是“太过于欺负人了”！
 我提起笔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一首诗：
 
 只要一深呼吸
 身体里就会有一个地方
 痛
 
 正在记录的文字
 就是这样的深呼吸
 只是
 痛的地方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泪
 也是这样的深呼吸
 因为是涌出来的
 反而不知道
 哪里痛
 
 爱
 就更是了
 它长了翅膀
 会飞
 飞的疼痛
 只有苍天知道
 
 二十年又过去了，公元2006年，笔者为采访“告状油子”李念德再赴道县，与蒋鸾荣又一次不期而遇。当李念德把我带到她家指着一位留着短发、体态微胖、低眉顺眼的老妇对我说这就是蒋鸾荣时，我竞毫无印象，根本无法把她和记忆中的那个清秀端庄的青年妇女联系起来……她却一眼认出了我：“记者同志……你不记得我了？你还买过一碗面给我吃的，你记不得了？”是的，我确实有些记不得了。
 看得出来，蒋鸾荣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环顾四周，跳入我脑海的第一个词还是“家徒四壁”。但是，对于当年的事，她已不愿再提，甚至不愿意再想。生活所赐与她的一切，她都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她对我说：“过去那些事，就不用再说了吧！我已是有儿有孙的人了，那些事情想起来真的对不起后人。不要讲了，真的不要讲了。”
 唉……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位道县的领导干部说得确实不错，时间确实能淡化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仇恨，包括耻辱，包括悲哀，甚至包括记忆。但是，我能理解蒋鸾荣，理解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理解她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我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话题引向她今天的生活，果然不出所料，她的日子还是过得很难，很辛苦，但比从前好多了，崽女媳妇都到广东那边打工，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作着一点责任田，钱上头虽然还很困难，但饭还是有得吃。她相信只要苦巴苦做，不惜力气，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随随便便地扯了一阵，蒋鸾荣忽然说：“谭记者，你也……老了，有孙子了吧？”我摇了摇头，看到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把眼睛看着她，以为她还有什么要求，希望我能给带到上面去。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直到我起身告辞时，她突然说道：“记者同志，你也莫搞了，搞得不好害了自己还要害崽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他们以后不杀人就可以了。”
 我的心头又是猛地一颤，面对着这位憨厚善良的农村妇女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一个人只有从挨饿和受歧视的状态下走出来，才可能不去乞求别人的怜悯，而去关心别人。我感谢她对我的关心，也感谢社会的进步。我不希望看到她低眉顺眼的样子，但愿她能仰起脸来，让灿烂的阳光照亮慈祥的面庞。良久，我才一笑道：“蒋娭毑，现在，害怕被杀的已经不是你们，而是他们了。”
 望着她茫然的表情，我知道她没有听懂，她也确实很难听懂，我也不希望她听懂。记得我在采访一位杀人事件责任人时，与此人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笔者：“听说你在镇上有一个铺子，乡里有养猪场，还有一个石材厂，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财产，但是我知道，光工人你就雇了小一百人。如果放在土改时，你说说应该划个什么成份比较合适？如果放在67年，你说说会不会把你牵出去杀了，分你的财产，强奸你的妻女？”
 责任人抗议道：“我的财产都是合理合法得来的！”
 笔者：“我什么时候说过你的财产来源不合法？你是搞过土改工作的，我问你，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划成分的时候，问没问过财产是怎么来的？”
 责任人沉思良久：“问吧。只要我晓得的，我都告诉你。”
 
 
 
 第七十七章 喝酒误事
 
 自从出现遗属登门告状的情况以后，我们非常紧张，立即加快了采访的节奏，一来担心夜长梦多；二来我下来采访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第三，越采访越觉得没有采访到的地方太多。一连好几天，我们的心都悬着，看到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出现，才慢慢地把心放下。这一天，我们到某区采访。该区一位年轻的副区长某某某接待我们，某副区长刚从党校学习回来不久，分管区里的处遗工作，人很豪爽，也很热情。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他要请我们吃饭，我说：“下午还有事，就在区里安排个工作餐吧。”他说：“那怎么行呢，你们是难得一来的贵客，不能太简慢了。”我们再三推辞。某副区长说：“不是要你们大吃大喝，一餐农家饭，让你们体验体验农村生活。”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某副区长把我们带到镇边的一家农户，走进厅屋，里面没人，某副区长高声喊道：“来客人了。”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迎了出来，忙不迭地打招呼，泡上茶，摆上红瓜子。某副区长问：“当家的呢？”中年妇女说：“在田里做事，我去喊他回来？”“不用了，不用了。”又指着我与张明耻说：“这位是地区的张站长，这位是省里来的谭记者，今天中午我们来吵燥你们了。”中年妇女笑着说：“吵燥什么，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接着两个人用当地土话交谈起来，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是在商量中饭怎么安排的问题。这时候，中年妇女提起一挂撒网就要出门，我一看场合搞大了，连忙起身阻拦：“不要搞得太麻烦了。”某副区长说：“不麻烦，鱼就在外面塘里，撒一网就可以了，新鲜得很。肉就在灶屋里挂着，取下来就是。现在农村里不比从前了，吃的东西随时都有。”“千万不要搞得太复杂了。”“不复杂，来得匆忙了，想复杂都不可能。你们就安安心心坐在这里喝茶。饭菜快得很，保证误不了下午的工作。”
 这个农妇确实能干，不到一个时辰，饭菜上了桌，看上去好像真的不复杂，三个钵子，一口锅子，可内容却很丰富：一钵子韭菜（上关韭菜），一钵子炮椒丸子，就是把肉剁成泥灌进一种道县特产的辣椒——炮辣椒做成的丸子，一斤肉可以做得十来个，一钵子茶油爆炒子鸡，尤其是那口小铁锅，架在一个小泥炉上，炉里木炭烧得通红的，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大半锅山菇、腊肉和油豆腐，旁边两个大碟子摆着泡发了的红薯粉和斩成块状的鲜鱼。香气四溢，叫人筷子未动已经食指大动。当时农村里面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搞这么一餐饭真的很不容易，我心里十分感动。某副区长起身到里屋去，用一只大铝炊壶提出一壶米酒来。这种米酒，我已经在道县喝过多次了，入口甘甜，回味清香，度数不高，但后劲很足。张明红一看，马上声明：“我喝不得酒。”某副区长说：“走南闯北的人喝不得酒，哪个信？”张明红连说：“我真的喝不得酒，这是大家都晓得，上次陪（邓）友志书记到县里来，我都没喝啦。”看到张明红拿出地委书记作挡箭牌，某副区长说：“那张站长你就随意，我陪谭记者好好地喝一杯。”当时我人也年轻，又是酒肉之徒，仗着略有几分酒量，便笑眯眯地摆出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架势。
 某副区长把三个酒碗斟满了，看到我们都没有扶筷子，又问了一句：“怎么样，开始吧。”
 我说：“主人家还没上桌呢。”
 “哦，不管他，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这桌上没有别人，就是我们弟兄三人。”他端起酒碗，“欢迎二位到我区来指导工作，这碗酒我先干为敬。”
 “慢点，”我伸手拦住他说：“我们不是来指导工作的，是来学习的。”
 “好，好，那就欢迎二位前来指导学习。”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向我们亮了一下碗底。
 我也端起酒碗来说：“感谢某区长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一干而尽。
 明红也陪着喝了一口。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说话见外了，客气话不要讲，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看得出来谭记者好酒量，今天我来陪你喝一摆酒。”
 我知道，道县人讲“一摆酒”，就是把酒碗斟满酒一个接一个摆起来，手臂伸直了去量，手臂够得着的部分就叫“一摆酒”，便说：“某区长英雄海量，我甘拜下风。”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你是真人不露相，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一个实在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喝老实酒。”
 某副区长的豪情感染了我，两个人就着鲜鱼腊肉一碗一碗地喝起来。张明红虽然酒量不大，但喝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也陪着我们慢慢地吃喝。他平时就比较讷言，酒桌上就更加话少，结果只听到我和某副区长两个人说话，你劝我敬，气氛相当的温暖。
 酒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刚开始都把着量慢慢地喝，谈话也是都拣对方爱听的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心里明白得很。但到后来浑身上下暖洋洋的，感到轻飘飘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明白，嘴上却开始胡说八道了。某副区长酒量很好，但我也是久经考验，两个人都喝得有些舒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本来想好了，在区里不谈处遗工作的事情，免得惹麻烦，但说着说着又说到这上面来了，我问：“某区长，你们区里有没有伤口愈合工作做得好的典型事例？”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事后反省，不外乎两点，一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需要这方面的内容，而这方面的例子又一直没有找到。二是吃人家的嘴软，想在这里找到几个例子，帮某副区长美言几句。某副区长马上答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到处都是。这一次处遗工作，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被杀害者遗属解决了很多问题，首先在政治上给他们平了反，每个人都发了平反通知书，生活上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补助，孤寡残疾的出钱养起来，没有房子住的帮助他们建房，一些外出的人员，我们通过各种方法与他们联系，写信给他们，欢迎他们回来，愿意回来的人，我们一视同仁，一律按规定分给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山，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安定生活。少数人提出无理要求的，我们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提高认识，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绝大多数遗属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党和政府非常感谢。对原来犯错误的同志表示理解，双方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出现了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大好局面。比如说我们下面有一个大队，有两兄弟，父母、还有姐姐被杀，杀人的时候，他们还很小，流落在外，这一次我们把他们接回来，给他们分了责任田、柴火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两兄弟非常感激，激动得痛哭流涕。他们领了补助费以后，专门拿这个钱办了几桌酒席，把当年杀他们父母的人都请来，一起喝酒......”
 “喝酒干什么？”我有些大惑不解地问。
 “双方当面把话讲开，表示相互理解，对过去的事情不再有意见。”
 我当时也是有点喝高了，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听得某副区长的话，喝到肚子里的酒，腾地一下点燃了，燃起一股无名的邪火，阴阳怪气地说道：“这这就是伤口愈合得好啊？恐怕是害怕第二次被杀吧？”
 某副区长叫道：“哎，哎，谭记者，话不是你这样讲的？”
 我承认首先是我有些出言不逊：“不是这样讲，又是哪样讲？你们道县，有，有一句话叫做杀父之仇，三世不忘。如果我杀了你父母，你会请我喝这餐酒么？”
 我的话把某副区长给惹毛了，他正色道：“我们是马列主义的政党，看问题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文革‘乱杀风’中，被杀的是受害者，杀人的也是受害者。绝大多数的杀人者，都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党的热爱。”
 “照你这么说，杀人有理啦，那还要平什么反？处什么遗？”
 “谭记者，请你注意，我从来没有说过杀人有理！我只是讲，对杀人的事要一分为二地看，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贫下中农起来杀地富，杀人的人，一方面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罪行，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嗬嗬嗬嗬——”我怪笑起来，“快点莫讲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话，当家作主又不是一张奖状，一个名誉符号，贴在墙上，挂在身上的，它要有实际内容。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难道就表现在，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挣一角钱，难道就表现你们这些公仆到家里来了，连忙把床铺让出来，把妻子、女儿让出来给你们睡？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就表现在你们这些干部指东，他不能向西，往西就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教育农民’......当年杀人的事情，哪一桩哪一件是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区社干部挑唆起来的？”接着七七八八又讲了一堆难听话。
 某副区长也是喝多了，厉声地说道：“谭记者，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当年的情况，为什么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卷到了里面（指农村里），难道他们都是坏人？都是杀人犯？讲穿了，那个时候，听党的话就会杀，不听党的话就不会杀！”
 此言一出，我和他都惊呆了，四目相对，突然都闭上了嘴巴。也许彼此都感到话说得太赤裸裸了。
 张明红在一旁说话了：“小谭，小谭，你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这时候，酒劲也确实上来了，但酒醉心里明，知道自己讲拐了话，就顺坡下驴，喃喃地说：“我没有醉，没有醉，这点酒醉不倒我。”说着端起酒碗来又要喝。张明红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酒碗说：“喝不得就不要逞强，酒量浅，还不服劝。”又对某副区长说：“实在对不起，谭记者喝醉了，我送他回去了。”
 某副区长这时候，喝得也蛮好了，站都站不起来，连声说：“好，好，好，我，我就不送了。”
 好好一餐酒，喝出了这么个结果。
 下午的采访也搞不成了，我们坐上车回县里。
 一上车，张明红就连声叹气：“喝酒误事，喝酒误事。”
 我有些理屈词穷地说：“你，你又不喊醒我。”
 张明红说：“我不喊醒你，我在下面拼命地踢你的脚，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越讲越得色。”
 “我主要是看不得他那副嘴脸。”
 “他那副嘴脸不好看，你那副嘴脸就好看？你要不是披着记者这张皮，他敢喊人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米酒后发作，这时候，我真正地感到了醉意，脚发软，身子发飘，脑袋发晕，眼睛都睁不开了但嘴巴还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敢......哎呀，我头有点昏。”
  张明红说：“你头昏得太迟了，早一点昏就好了。”
 好不容易捱到了招待所，趴上床，我就睡得像一头死猪。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才醒来，吃早点的时间已经过了，幸亏张明红起得早，帮我把早点端回房间，放在桌子上。
 我的心情有些沮丧，一边吃早点，一边对张明红说：“对不起，我又犯错误了。”
 张明红说：“犯没犯错误倒说不上，关键是原形毕露了。一位哲人说过，讨论任何有争议的话题，都必须摆脱个人的情感倾向，包括仇恨、同情、愤怒和怜悯。你就是对遗属太同情了。”
 “不、不。老张，我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浅薄，我确实同情遗属，但同样同情被利用的杀人者，甚至还同情某副区长......”
 “好了，好了，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还是多同情同情自己吧。”
 “你说得太对了，我确实还同情自己。”
 正说着，听女服务员在喊：“205房，谭同志，长途电话。”
 当时招待所，电话没有接到房间里，打电话，特别是长途电话都要到总（服务）台去，我心里一惊，连忙赶到总台，是单位领导打来的电话，说单位上有事，要我马上结束采访回长沙。
 回到房间，张明红见我脸色凝重，问：“什么事？”
 我说：“单位上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
 张明红叹息道：“都说共产党办事效率低，看来要分什么事了！那，你怎么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张明红说：“好，我们不到××区（某副区长所在区）去了，换个地方。”
 正在准备出发，又听得敲门的声音。
 打开房门，是两个中年男人，一微胖，一清瘦。
 张明红一怔，说：“哎呀，怎么惊动了你们两位老人家！”
 微胖的男人说：“我们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张站长和谭记者到县里这么久，都没有来拜访一下，太不应该了。”说着哈哈一笑。
 张明红说：“二位父母官，日理万机，工作实在太忙了。我们到县里来，没有什么大事，不敢打扰。”
 “张站长说这个话就见外了，工作再忙，也不能怠慢了你们这些无冕之王。”
 “咳，我们这些无冕之王，戴的是纸帽子，实际上就是个吹喇叭的，手艺人。哪像二位父母官身系几十万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张站长，你讲这个话就没意思了。我们是没本事，想吃你这碗饭吃不成，要有本事的话，真的想跟你跟一个位置，让你来体验体验我们的难处！”
 听着张明红与两位来者的对话，我已经猜到了来者是谁，心里不禁暗暗责怪自己，麻烦惹大了。这时，张明红转过身来向我介绍：“谭记者，这位是县委周书记（微胖的那位），这位是李县长（清瘦的那位）。”
 我连忙上去与他们握手：“幸会，幸会。”
 坐下来以后，双方又寒暄了几句，周书记问我们，特别是问我，对道县的印象如何，来了以后生活习不习惯，招待得周不周到，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不谈我们采访的事情，这使得我更感到紧张，因为心里很明白，这样浓墨重彩的铺垫，说明对方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么严重！
 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来，向周书记和李县长轻声地问道：“已经准备好，什么时候开始。”
 我心里一惊，暗忖莫非要对我们采取组织措施？又一想，不至于呀，我们又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充其量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周书记抬腕看了一下表说：“时间也不算早了。这样吧，你们来，我们没有给二位接风，现在就算补上，我和李县长下午还有一个会，就早一点入席吧。”
 原来是请我们吃饭，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但也知道，这餐饭也不是好吃的。
 走进招待所的小小食堂，席面丰盛得很，除了没有山珍海味，已经到了当时道县的顶级水平。
 张明红是此中常客，故意啧啧地道：“哎呀呀，我们这可是享受的地委书记级待遇呀！”
 周书记一摆手：“张站长，谭记者，请！”
 “周书记，李县长，请。”
 双方按宾主入席，偌大一桌酒席，只有六个人：周书记，李县长，张明红，我，还有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
 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说：“周书记，李县长，你们讲开两瓶好酒，招待所最好的只有回雁峰（一种衡阳出产的大曲酒）。”
 周书记说：“回雁峰也不错，‘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嘛。”
 张明红说：“周书记，我喝不得酒。”
 我连忙跟着说：“我也不能喝了，昨天喝多了，现在头还痛。”
 周书记说：“不喝不行。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但是不劝酒，不定量，随意，好不好？”
 “随意好，随意好。”
 周书记端起酒杯说：“这第一杯酒我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欢迎二位到我县来指导工作。”说完一饮而尽。
 这一次，我学乖了，只用舌头舔了舔酒，不敢真喝。张明红却一饮而尽，把酒杯底一亮说：“喝了这杯酒，首先，我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工作。”
 周书记说：“张站长，不要讲汇报两个字，我们今天，喝了这杯酒，你也不是站长，我也不是书记，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在这里讲的话，酒席上的话，黑板上的字，讲得不好，擦了就是。我们今天是朋友之间谈白，边吃边谈好不好?”
 "好，好。"
 “来来来，夹菜，夹菜。”
 我一边慢慢地吃菜喝酒一边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气度，一边运神，周书记讲起昨天的事，怎么解释为好。但周书记根本不提昨天的事，而是推心置腹地说：“我和老李和二位讲一点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到这里来采访文革杀人的事，我们从心底里表示欢迎。你们关心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全世界都关心。但是这个事情牵涉面太广，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极大。我的前任，张站长你是知道，听到要搞这个处遗工作，坚决要求调走了，他是知难而退了，结果组织上把我调来了，我没有退路呀。我们都是读书人，听到这种事情，心里哪会不恨呀！那个事情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你们来之前，中央和省里的一些政法干部组织了一个考查团到了零陵，在地区听取汇报的时候，大家气愤得很，一致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要杀一批，判一批，组织处理一批。但到了县里，把具体情况一摆，都不说话了，你说按什么标准来定死刑，杀10个人的判死刑，杀9个人的怎么办？......总不能够，因为已经杀了四、五千人，再杀一两千人吧？赫鲁晓夫讲苏联‘肃反’问题时，说过一句话，‘宽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而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卷入这个‘乱杀风’的有一、两万人，认真地分析起来，绝大多数人本质还是好的。当时那个情况太复杂了，要说有责任，有责任的人太多了。有些杀人凶手，你们没有接触，真正地一接触，心里都痛，那也是很老实忠厚的人。比如我们这一次县委会，准备提一位同志进班子，这个同志人品、能力、革命干劲，还有在群众中的口碑，都很不错，但就是过去非常年轻的时候，卷进了杀人事件中，结果不能用，非常可惜。
 “......最后定出的处遗原则还只能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因为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的目的，不是处理人，而是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回来，教育干部、群众接受严重的历史教训，加强法治观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就像医生开刀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把人救活。广大遗属绝大多数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是理解的，对党和政府给他们平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是衷心感激的。从我内心来讲，对他们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我也很清楚国家对他们的补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现在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只能帮助他们创造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条件。有少数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不讲不合理，但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我们怎么办？我们解决问题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解决，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想帮解决，也做不到。更何况闹事的就多解决问题，不闹事的就少解决问题，哪一个县都会闹起来......
 “......这件事情历史上肯定是要记载的，我们做不来包青天，但也绝对不会做小丑。我县的处遗工作是严格地根据中央的精神，遵照省委的指示，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非常不容易啊！......你们来县里采访处遗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有一个要求一定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要是惹出什么问题来，你二位屁股一拍走了，兄弟我可走不脱呀！”
 张明红连忙插话说：“周书记，我们也走不脱，走到哪里去？妻儿老小都在零陵。我们来道县是采访处遗工作取得的成果。这一次道县的处遗工作搞得好，贯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伟大精神，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处遗工作中的动人事迹、宝贵经验，好好地宣传出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二位的心意我们心领了。说起这个处遗工作确实不容易呀，能取得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啊，二位要是早两年来，看到的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哦......处遗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阻力之大你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很不清楚，说法很多，群众思想也很混乱，甚至有个别人说我们的处遗工作组是国民党派来的。有一个村里的一个基层干部，杀人风中犯了一些错误，工作组的同志找他谈话，他出门就喝农药自杀了，他的家属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跑到县里来吵事，说我们逼死人命。工作组的同志顶住巨大的压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我们关起门打兄弟讲，这个事情怎么写也写不出一朵花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时间来慢慢地淡化它，是非曲直留给后人评说。老张啊，我这个人原来也是书生意气得很，自从这个犁轭上了肩，才理解到，好多事当代人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让后人去评说。”
 我与张明红连忙附合道：“深刻，深刻。”
 “二位不要跟我灌迷魂汤。深不深刻说不上，都是肺腑之言......”周书记说着又侧过脸对李县长说：“李县长，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张站长和谭记者到我们县里来采访，支持我们的工作，辛苦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虽然县里的车子紧张得很，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他们安排一辆，另外宣传部也专门抽出两个人来协助他们工作，你的意见如何？”
 李县长说：“很好，很好。”
 张明红说：“周书记，太麻烦你们，千万不要安排专人专车。”
 周书记：“不麻烦，都是为党工作，应该的。来，干一杯。”
 ......吃完饭以后，周书记、李县长因为下午有会，告辞了。送走他们以后，我问张明红：“怎么办？”
 张明红说：“回雁峰，回雁峰，‘衡阳雁去无留意’，我们这里送客才喝‘回雁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乘着消息没传开，赶快到其他几个县扫一圈，先把资料集拢起来再说。”
 我说：“好，我马上打个电话给县委宣传部，就说单位来电话叫我们回去，马上走人。”
 我们匆匆退了房，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去江华的车票，离开了道县。
 
 第七十八章 道县周边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道县大屠杀无异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受影响最大、照样画葫或有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我们对这几个县的采访跑马观花，不细致，不深入，也不完整，但依然可以说明问题。
 
 一、宁远县
 宁远县位于道县东边，两县交界处是著名的九嶷山。该县最先杀人的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该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害怕被杀，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大队支书立即将这个“敌情”汇报公社，很快流言四起：“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8月18日（农历7月13）是鬼节的前一天，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大队党支部和造反派（宁远“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大队贫协主席说：“七月十四日鬼门开，八月十五砍高粱，正是动手的时候。”当晚将4人杀害。
 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
 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本大队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下进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下窖活埋。从而一举夺得全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比道县的杀人冠军跃进大队还要多杀5人。
 该县还有一项记录，灭门杀人最多，清水桥公社吕家大队吕成高一家灭门案，一家老小10口全部杀光，比道县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唐从蛟一家灭门案还要多灭1口。
 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早晨，大队干部指挥民兵将本大队50多名被害者（主要是地富及子女）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郑工金因身材高大，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者用锄头将其挖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致使行走都困难。村里三个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准备等杀了她们的丈夫，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9个月，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人，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
 该县杀人的特点是：一家家地杀，男女不分，老少不留，杀光杀绝。当时宁远县流行一句话：（四类分子）北瓜崽崽，扣子那么大一粒都要搞光。
 因隔河较远，河汊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
 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也是全地区杀人的结束），共杀1092人，（含被迫自杀）全零陵地区排名第二。
 
 二、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县位于道县南面。1967年8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5口被杀4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为什么杀不得？于是在8月29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
 此后，杀人风迅速蔓延。
 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几乎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谈白，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农民称之为歇烟气），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131名。大石桥公社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开始准备杀3人，后来会上提出杀7人，最后杀了14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
 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懃（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
 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6950部队已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6950部队进驻道县的时间是8月30日），封刀时已到是年深秋，数量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些操持全县生杀大权的人接到沱江区鲤鱼井公社杀人情况的汇报后，召开核心成员会议，县武装部政委、抓促领导小组组长王宏嗣在会上批发了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9月10日，该意见在全县部分政法干部中传达，因其中一些人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对全县乃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点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江华县文革杀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含被迫自杀）。
 
 三、江永县
 江永县也在道县南面，两县交界处是铜山岭。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枪毙两名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
 将该县文革杀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杨修玉系道县祥霖铺人，大屠杀期间，他回道县探亲，沿途看到河里飘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公社后，于8月25日召开全社各大队“五巨头”会议，把在道县看到的情况，向各大队的“五巨头”们吹风。所以这次会议又被称为“8·25杀人吹风会”。
 第二天，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即贫协）负责人会议。正在开会，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队，敲锣打鼓进了会场，向公社报喜：“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文革大队贫下中农，粉碎了一次阶级敌人的暴动阴谋，镇压了6名阶级敌人，特向公社报喜！”
 会场顿时开了锅，人们再也坐不住了，立即赶回大队部署杀人。三天之内，全社共杀126人。
 紧接着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张文德为首策划，趁允山赶闹子的时机，以允山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在圩场上枪毙了3名四类分子，围观者数以千计。张文德亲自起草杀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贫下中农
 副院长 造反派
 
 张文德命人抄写几十份，从允山一直张贴到江永县与广西搭界的龙虎关，沿途六十余里，经过允山、回龙圩、夏层铺、桃川、粗石江、源口六个公社，整个江永县为之轰动。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325人（含被迫自杀）。
 
 四、双牌县
 双牌县是1970年以后新建的一个县，位于道县北面，中间隔着紫金山。文革“杀人风”时期叫潇水林业管理局。1978年行政区划调整，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该县文革“杀人风”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两个公社。潇水林业管理局开始杀人的时间是1967年8月23日，最先杀人的是现已划归永州市管辖的何仙观村（大队）。相传该地为何仙姑修炼得道的之处，现为零陵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杀人情况与道县类似。
 由于采访任务的需要，我们每到一处都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公社（农场，林场）或大队，在道县如此，在其他县也如此。在双牌县我们看到了一只十分值得解剖的麻雀——阳明山林场。这里山深林密，社情复杂，外流人员多，一直是潇水林业管理局狠抓阶级斗争的点，也是阶级斗争抓得最得力的点。文化大革命中，该林场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斗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杀人的情况下，却一个人也没有杀。为什么呢？原因也跟道县杀人最少的仙子脚区差不多，就是林场武装部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在杀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杀他们的，我们这里没有上级的指示，坚决不动手。
 当时有一个问题笔者没敢问：“假如上级来了指示的话，你们杀不杀呢？”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五、新田县
 新田县是零陵地区一个比较小的县，只有20多万人口。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不留死角，从9月8日起到10月18日止，历时40天，全县21个公社全部都杀了人，其中18个公社（包括城关镇）由主要领导（公社书记3人，公社主任4人，武装部长12人）为首策划、部署、组织召开了19场万人大会杀人。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全县共杀786人（其中被迫自杀18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0.35%。
 与道县不同的是，新田最先大开杀戒的地方是城关镇，即新田县城。是从城镇杀向农村的。9月8日，新田造反派组织“联总”在城关镇召开全镇革命群众大会，枪毙了5名“阶级敌人”。
 城关镇万人杀人大会之后，“联总”下属的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在全县范围散发，鼓吹杀人。另一个头头副司令兼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雷玉荣，专门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哪里杀人就到那里去支援。
 在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当时实际掌握政府权力的县武装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1967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下发了一个《社情电报》，新田县人武装部收到后，专门拟了个通知传达到各公社，该通知只引用了电文的前一部分，即“根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行动。”而对后一部分：“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严惩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只字不提。此时新田县还未出现杀人现象，通知传达到各公社后，不少公社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来县请示杀人。其中新圩公社反映，他们那里挖出了“501、502、503反动组织”（假案），要搞暴动。陶岭公社反映，他们那里出了个反革命组织“复兴会”（假案），气焰嚣张，企图复辟，扬言要杀干部、贫下中农。骥村公社武装部长接县人武装部通知后，于9月8日，主持召开大队支部书记、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紧急会议，传达县人武装通知。并在会上说：“道县的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报复，杀贫下中农，阶级敌人兴风作浪，贫下中农遭殃。我们公社敌情复杂，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该杀的要杀，该管的要管，不杀几个，这股歪风刹不下去。”会后，各大队分头行动，基本上是仿照道县模式，开始杀人，全社共杀48人。枧头公社也在同一天（9月8日）召开公社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杀人。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主持，并在会上说：“我们公社四类分子很猖狂，他们在秀凉山开黑会成立了反动组织‘205独立师’（假案），他们的纲领是：‘8月15日砍高梁，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我们民兵要武装起来，镇压阶级敌人。再不动手，我们贫下中农要吃大亏了。”会后，给三个武装民兵排发了子弹，这些民兵背着枪杠着红旗，敲锣打鼓下到各大队去支援杀人。全社共杀113人，是全县12个公社中杀人最多的。
 从县人武装的这个通知发下之后，（1967年）9月8日至12日，短短4天时间，全县已有15个公社出现了杀人事件，被杀人数为129人。直到这时，县武装部才于9月12日召开全县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传达47军《社情电报》的后半部分，但没有具体提出制止杀的措施。与道县营江政法工作会议几乎一模一样，不但没有起到任何制止杀人的作用，反而在会后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从9月13日到15日三天时间，全县又杀230人，占杀人总数的40%。其中仅14日一天就杀了92人。在这种情况下，县人武装部部长贾春才于9月15日召开了一个全县政法代表和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紧急电话会议，强调坚决制止杀人，谁杀谁负责，违者后果自负。杀人事件这才逐渐平息下来。
 
 六、冷水滩市、永州市（零陵县）
 这两个市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建市，统属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该日，现属冷水滩市的郝皮桥公社庄冲大队尹村生产队队长雷付生与邻居地主子弟郑荣垒因小孩玩火引起纠纷，发生斗殴。打斗中，郑荣垒失手将雷付生打死。郑撞下大祸后，惊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队民兵搜山抓获，当场用石块棍棒打死。8月16日，郝皮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隆重追悼雷付生，声讨四类分子的滔天罪行，要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会上提出“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要坚决镇压”！要求各大队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对郑荣垒这样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追悼会后，各大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性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虽然此前，早在7月23日，已经发生了黄田铺公社双江桥大队支部副书记胁迫3名地富子弟将地主分子蒋德生父子3人沉河的事件，但该事件一开始并没有被认为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而是视为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对全市性的杀人事件几乎没有影响。8月下旬，富家桥区富家桥公社永兴桥大队受道县“杀人风”影响杀了该大队3名四类分子。区武装部长唐××接到报告后，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制止滥杀的问题。于是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区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会议的气氛与原来的设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谈阶级斗争，大谈敌情，谈到激动处有的干部甚至捶胸顿足、热泪横流。湖南一带农村干部有个好喝几口小酒的习惯，当年的会议餐不像后来安排得这样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会的时候，一些干部打平伙买酒喝；酒买了，没有酒碗，就跑到区供销合作社去借。站日杂柜的营业员是个地富子弟，说：“我们这里的碗不能借，只能买。”借碗的干部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地主崽子神气什么！”该营业员态度十分恶劣：“不能借就是不能借，这是国家的财产，借给你用过了，还怎么卖？”结果激起了与会干部的愤怒，把他从柜台里拖了出来，拖到旁边的河边上，从二十多米高的桥上扔进河里，淹死了。
 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干柴上，立即引起一场大火。“屌他老母亲的，一个地主崽子都敢欺负我们！”与会的社、队干部议论纷纷，越说越气，会也不开了，一声喊，纷纷赶回各自社、队布置杀人。三天功夫杀了158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七、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1967年）9月10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45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该县最典型的杀人案例发生在清水大队。该大队杀人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个“蠢子”（脑筋不太灵活的人）去执刀。因这里杀人也跟道县一样有“手续费”，就是给钱或给谷子，这个“蠢子”杀了19个人后，找到大队干部要谷子。大队会计说：“19个难算，干脆再杀一个凑个整数。”于是这个“蠢子”又跑回去，把本村地主家的小孩子随便捉了一个杀掉，凑齐20个整数。
 
 八、祁阳县
 祁阳县是湖南省著名的地方戏祁剧的发源地，民间素有“唱不过祁阳”之谓。
 该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用捆绑吊打的办法，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等人扩大战果，组织深挖广查，很快将该组织成员“发展”到600多名。其他各公社积极响应，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1000余人。
 
 九、东安县
 东安县是全国闻名的武术之乡，与祁阳对应，有“打不过东安”之谓。该县距道县较远，位于湘桂线上。严格地说，东安县“文革”杀人事件与道县不是一个套路， 1967年受道县杀人风影响，仅杀11人，这在当时是正常的现象，一个县不杀个十几、二十人那才是咄咄怪事。
 该县真正的“文革”杀人事件发生在道县“杀人风”平息八个月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湖南省革委会结合本省实际，在全省展开“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走资派）、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统计，“清队”运动是“文革”中持续事件最长、死人最多的一个子运动，时间一年有余，三千万人被揪斗，五十余万人死亡，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个县死人都在百数以上。东安县的“清队”运动最具典型性，虽然死人不是最多的，湖南省的邵阳县就比它多，但最血腥最荒唐。
 1968年6月上旬，东安县展开三查一清运动。川岩公社在审查一名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时，审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的线索，顺藤抓瓜，抓住了一名叫蒋梧生的外逃地主分子。川岩公社如获至宝，公社书记亲自挂帅，对蒋严刑逼供，“一定要审出点名堂来”，蒋梧生受刑不过，交待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而且还是个副司令，司令是井头圩公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连长徐嘉，下设三个团，川岩一个团，井头圩两个团，并供出地富子弟黄春恩等15人为该组织成员。川岩公社一面打电话向井头圩武装部长汇报“敌情”，一面迅速将黄春恩等人缉拿归案，吊打刑讯，深挖余党。黄等人又供出山口铺公社地富子弟文湘等11人为组织成员。追查重心向山口铺转移过去。而井头圩公社方面接到区公所的追查通知后，对徐“司令”的审讯也“战果巨大”，徐嘉不但将两个“团长”交待了出来，还交代了一批连长、排长。情况汇报到县里，县革命委员会高度重视，专门开会发文指示各公社（包括林场）认真追查。全县所有的公社（林场）雷厉风行，把四类分子及子女和其他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集中看管，追查“反共救国军”组织和成员。端桥铺公社成果最大，查出“反共救国军”成员，从军长到交通班长以上人员共81人，涉及九个公社。
 这样，在县革命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全县普遍开展以追查“反共救国军”为中心的三查一清运动，从1968年6月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141人，被逼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值得指出的是，东安县深挖“反共救国军”的运动，不像道县杀人那样，一窝蜂，喊杀就杀，县革委会反复强调了，要讲证据，讲政策，不但清查对象要供认不讳，而且还要有证据、有旁证，要做成“铁案”；同时，还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首凶必办，协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
 惜乎当年的“铁案”，文化大革命后复查，竟无一案是真。
 那么，这些 “铁案”究竟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告诉我：“你去找当事人，特别是那些伤残了的，问一问就知道了……审人的时候有36套刑法，哪个受得住，一个个乱咬乱供，反革命组织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阶级敌人越抓越多，涉及面越查越宽。只要是活人，没有不招的，个别死不招供的，要么打死了，要么自杀了。”
 可是当时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进一步的调查采访，由于在道县喝酒误事，为避免夜长梦多，我的采访必须尽快结束。我想先把道县的大屠杀写了，回头再来写东安的“反共救国军”，但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
 幸亏我手上留了一份关于东安县审案的“36种刑法”名目表，实际上道县审案的刑法也不少，但比起东安就要自惭形秽了，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想见东安县“反共救国军”是如何挖掘出来的，为什么打死的那么多（占被挖出人数的6.2%），自杀的那么多（占被挖出人数的12.3%），致伤致残的那么多（占被挖出人数的50.1%）。
 附：36种刑法简介
 一、苏秦背剑，将受刑者一手从肩上反向背后，另一只手从背后向上反，用铐子将双手反铐，吃饭时，人睡在地上用舌头舐饭，舐不干净即遭打，屙屎、屙尿、睡觉都不松铐。
 二、紧箍咒，将粗麻绳在受刑者头上反复缠几匝，绳头两端栓一根木棒，行刑者手握木棒，上下旋转，使套在受刑者头上的麻绳越勒越紧，不用几圈，就头昏脑胀、耳鸣眼黑，天崩地裂，痛不欲生，再拧则顿时昏厥。
 三、坐轰炸机，将受刑者双手反捆悬空吊起，脖子上挂一个箩筐，接着往箩筐中放砖头，使之如轰炸机状，并将受刑者来回推拉晃荡，加重其痛苦。不招则再加砖块，直至受刑者招供或昏死为止。
 四、插筷子，将受刑者的一只手插入竹筒中，然后往里加插筷子，筷子越插越多，插不进就用铁锤敲进，受刑者手掌手指挤得血红，骨痛肉麻，全身发抖，汗流如雨。
 五、吊半边猪，将受刑者一个大拇指和同边的一个大脚趾分别用麻绳捆牢，绳头合拢，悬空吊到梁上，边吊边打，时间长了，手指脚趾常被吊断，形成终身残废。
 六、抬杠子，将受刑者双手双脚用绳索捆牢，再将木（竹）杠从捆牢的手脚中穿过，行刑者抬起杠子上下抖动或来回摆动，然后突然连人带杠重重摔到地上，受刑者全身骨头散架，久久昏死。
 七、雷公尖，将受刑人上身用铁丝缠紧，然后在背部，用锤子将木尖楔入人体与铁丝之间，受刑者骨肉被木尖和铁丝挤烂，痛苦万状。
 八、金线吊葫芦，用一根麻绳将受刑者大拇指札牢，将绳索穿过屋梁，把受刑者慢慢向上拉，最后全身悬空。由于一个拇指承担不了全身重量，受刑者无不手指吊断和皮肉剥离。
 九、拖泥船，将受刑者反手捆绑，俯躺在地，然后用绳子绑住其双臂，行刑者拉住绳头，来回拖动，就像泥船一样在地上摩擦，受刑者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十、扳罾，将受刑者双脚双手反绑，脸朝地背朝天悬空吊起，背上压一块或两块土砖，每块约10公斤，不招再加码。受刑者眼鼓舌伸，当场昏死。
 十一、冲碓，命受刑者跪地，将其双手反绑，并与双脚捆在一起，全身成弧形，然后将绳索一拉一放，便之前后摆动，额头碰地咚咚作响，就象旧时冲碓一样。受刑者头破血流、痛不欲生。
 十二、人上吊人，将受刑者双手反绑悬空吊起，双脚并拢捆紧，脚下留一小圈，圈内横插一木棒，行刑者手抓受刑者踩在木棒上摆动，受刑者不用多久，便会昏死。
 十三、坐快活凳，受刑者双手反绑并向上提拉至后脖处，再将反绑的双手套入一条竖立的长条凳上，行刑者对着竖立的长板凳猛踢一脚，长凳平立落地，受刑者遭此猛烈震动，魂飞魄散，肝肠寸断。
 十四、钓麻蝈，麻蝈就是蛤蟆，将受刑者手脚捆牢，吊上长箩索。行刑者提着箩索，将受刑者从桥上向河里放，沉到水里，待呛了几口水后，提出水面，让他踹口气后又沉下去，如此反复。
 十五、蛤蟆呷水，受刑者跪地，双手反绑，脖子上挂一快几十斤重的大木板，行刑者将其头部一下一下往下按，木板也跟着一下一下往前移，状如蛤蟆喝水，受刑者的脖子不用几下便撑得稀烂。
 十六、拔河，将受刑者双手反绑，再在每条手臂上各套一根绳索，两名行刑者分站左右两边，像拔河一样，硬将受刑者的两只胳膊拉到重叠在一起，轻者脱臼，重者骨折。
 十七、过软桥，将受刑者双手反绑，整个人呈俯卧状着地，行刑者一人或数人在其背上踩来踩去，象过软桥一样，受刑者肋骨脊梁被踩断，屎尿直流。
 十八、人造拱桥，受刑者双手反绑跪地，一行刑者从后面用膝盖顶住其腰，双手抓住其肩，用力向后掰，另一行刑者则将其头用力往后脚跟上按，使受刑者成拱桥状。
 十九、挂灯笼，将受刑者双手捆绑，悬空吊起，再在其脚上吊一石磨，状如灯笼，用不了一分钟人就昏死。
 二十、踢足球，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至后膝，跪地，行刑者数人围一圈用脚踢，象踢足球一样，受刑者滚来滚去，死去活来。
 二十一、岩鹰呷食，命受刑者跪地，双臂平伸，用一根两米长的木棍或扁担横放后肩，用绳索把双臂捆紧在木棍（扁担）上，行刑者在他的前胸和肚腹上拳打脚踢，受刑者不由自主，不断向下点头，状如岩鹰吃食。
 二十二、犀牛望月，受刑者双手反绑跪地，行刑者一手捏紧其鼻孔，一手端其下颌，用力使其成仰头望天状，接着把头向下压，越压越低，被捏紧的鼻孔不能出气，脖颈和腰身被扭得嘎嘎作响，痛苦万分。
 二十三、反手吊土砖，受刑者双手后绑，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与绑手的绳索相连并拉紧，把双手拉至脖颈处，再在绳子上吊土砖，不招加一块，再不招再加一块，最后加到五块，重约150斤，受刑者无不屙血而死。
 二十四、栽跟头，受刑者双手反绑拉紧至后颈上，跪地，行刑者从背后用脚猛踢，使之象栽跟斗一翻过去，再踢，又翻过来，如此反复，受刑者头破血流，痛不欲生。
 二十五、推磨，将受刑者双手反绑至后颈处，跪地，将一根木棍从背、手之间穿过，下插抵地，一名行刑者扶住木棍不动作轴心，其余行刑者像推磨一样推着受刑者转圈，受刑者手、腿、背磨得血肉模糊。
 二十六、跪刺猬皮，强制受刑者光膝跪在碎瓷片或玻璃碴子上，不招则压其双肩，使碎瓷片或玻璃碴越刺越深。
 二十七、火刑，比较轻的是，行刑者用打火机烧受刑者眉毛、胡须，受刑者的脸、鼻子、下巴全被烧焦。比较可怕的是，用烧红的火钳烫受刑者肛门、生殖器（男），或者奶头（女）。
 二十八、出天花，将受刑者衣服扒光，行刑者用手或其他笔状硬物，在受刑者身上乱打、乱扎、乱抓，使其身上又青又紫，象出天花一样遍体淤伤。
 二十九、压面，将受刑者手脚捆绑，面地而卧，行刑者将一根六寸圆木棒横压在其背上，两人手执木棒两端，象擀面条一样，用力滚来滚去，受刑者骨碎筋断，屎尿直流。
 三十、穿脚筋，将受刑者的脚后跟用铁丝穿起来，栓在树上。受刑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三十一、老虎拔牙，用剪丝钳，俗称老虎钳，夹住受刑中的牙齿生拔。受刑者牙齿断落，满口鲜血。
 三十二、毒打，这是“36套刑法”中最常见也最简单易行的。拳打、脚踢、抽耳光、鞭子抽、鞋底掌嘴，棍打、扁担砍都属这一类。
 三十三、挂灵活牌，细铁丝吊一块几十斤重的木板，重量不够则板上加挂红砖，板子上写着各种罪名，把它吊在受刑人的脖子上，来回一拉，经铁丝勒进皮肉里，痛楚无比。
 三十四、画地为牢，在地上划一个小圆圈，命受刑者站在其中，立正站好，行刑者手持皮鞭、木棍之类，坐在旁边监视，若受刑者站得不直或手脚伸出圈外，即毒打，行刑者轮流换班，受刑者站到手脚浮肿乃至昏厥。
 三十五、金鸡独立，在八仙桌面上放一条板凳，命令受刑者一只脚站在凳上，另一只脚悬空，时间一久，受刑者往往多次摔倒在地，痛苦难熬。
 三十六、舐痰、灌屎，受刑者屈打成招后，如若翻供，则让受刑者舔吃吐在地上的浓痰或者灌屎。
 
 （据说这36套刑法每一套都有具体的受刑人，而且这些个案在东安县的处遗工作中都有官方调查材料，希望这些保存在东安县档案馆里的材料没有被毁掉，能够熬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其余无话可说。）
 
 卷九
 
 第七十九章 夜奔省城
 第八十章 华国锋的指示
 第八十一章 “9·23惨案”
 第八十二章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第八十三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第八十四章 牢狱生活
 后记
 再版后记
 
 第七十九章 夜奔省城
 
 还记得笔者在卷二第七章中，留下的那个口子，提到的那个人物吗？
 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如果没有他，道县的人头绝对不止4500余颗落地；如果没有他，道县‘杀人风’绝对不止蔓延到周围10县市；如果没有他，周围10县市的人头绝对不止5000余颗落地！”
 让我们回到“杀人风”开始的1967年8月13日。
 道县二中。
 却说此时二中里面关押着一名“走资派”——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黄义大，他因运动初期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革命群众的冲击，“一月夺权”以后，被“革联”红卫兵抓进二中进行批斗。开始，每天除了大会批斗外，并派有专人看守，不得擅自离开房间。随着运动的深入，“革”、“红”两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人民”与“走资派”之间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这段时间对黄义大的批斗也放松了，看守也随之放松，但还是不能擅自离开房间。黄义大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中央文件、“二报一刊”①社论，读毛泽东选集、马列著作，改造思想，反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1967年8月13日早饭后，黄义大按照惯例，坐到桌子前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关押他的房间的门打开了，负责看守的红卫兵走进来，一脸严肃的表情把黄义大吓了一大跳，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脸色了。红卫兵说：“黄义大，站起来。现在我正式向你宣布，今天‘红老保’要血洗二中，你不准乱说乱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红卫兵宣布完后就走了。黄义大心里非常着急，面对这么严重的情况，思想斗争很激烈。怎么办？管吧，自己处于靠边站的地位，说话人家听不听呢？不管呢，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作为一县之长怎能袖手旁观？尽管已经靠边站了，但组织上并没有撤自己的职，怎么说现在还是县长。作为县长，他过去曾多次处理过道县农村的械斗事件，深刻了解那都是要死人的事情。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离，他并不十分了解这次武斗的具体情况，而是把它想象成一次大规模的械斗事件。实际上这种想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因为一直身不由己沉浮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黄义大十分清楚，作为多数派的“红联”实力要比少数派“革联”大很多，一旦开打，二中肯定要被“红联”打进来，（这个时候，黄义大当然不可能想象到“革联”总指挥刘香喜的军事天赋，而只能按常理去想问题。）一旦打进二中，子弹无眼，刀枪无情，会死多少人啊！
 上午十点多钟，二中院内哨声呼呼，背枪的跑来跑去，调动频繁。黄义大心急如焚。他看到老同学蒋某从窗前经过，连忙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里问：“出了什么事，这么紧张？”蒋答道：“......‘红联’那边正在开会，马上就要来进攻二中，难道我们看到死吗？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自卫。”黄义大说：“请你转告刘香喜同志，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能打呀！要想办法做工作。我有两个建议，一是赶快派人到县武装部去报告，现在只有他们说话有权威。二是请给我一个广播筒，我到大门口去喊话，我相信我在道县当了这么多年的县委副书记和县长，说话总还有些作用吧！”
 蒋某说：“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门口去喊话，你好死得快啊？”
 黄义大说：“那就请你赶快转告刘香喜同志，我想见一见他，有些意见要当面向他说。”
 蒋某走了以后，“革联”另外的一个头头朱××来了，朱说：“刘香喜同志现在很忙，有什么事跟我说吧。”黄义大又把对蒋××说的话说了一遍。朱说：“你到门口去喊话就不必要了。请武装部出面倒是个好办法，我马上写封信派两个人去。”
 中午十二点左右，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枪声，黄义大感到事态严重了......他端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决定听天由命了。
 下午一点多钟，房门再次打开了，刘香喜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刘香喜说：“义大同志，蒋××把你的话转给我了......今天是‘红联’出动队伍冲击我们，又把城关粮店的两个女同志抓走了，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才开枪自卫的。”这时蒋××走进来说：“刚才已经打死两个人。现在附近各乡镇的民兵都在往县里集结，今天晚上不得了！”黄义大急切地对刘香喜说：“刘总指挥，这么严重的情况，为什么不报告武装部，请他们出面解决呢？”刘香喜说：“我们已经派了两个人到武装部去报告，他们听了连理都不理。”黄义大急了， 不自觉地露出了县长的派头：“中央刚刚下发了《七·一三通知》，明确规定不许农民进城武斗，他们为什么不贯彻执行？武装部这个态度，非出大问题不可！我想亲自到武装部去找崔部长和刘政委，请他们马上派人来解决。”刘香喜一听，握着黄义大的手说：“我们坚决支持你的革命行动。我马上派人护送你去。”黄义大说：“护送就不必了，那样容易使问题复杂化，还是我自己去好些。”刘香喜说：“这样更好。”
 当天下午四时左右，黄义大到了县武装部，在办公室接待他的是武装干事唐××。黄义大对唐××说：“我刚从二中来的，估计今天那里已经发生了武斗死人的事情，听说今晚还会有大批农民进城包围二中，我怕再发生更大的武斗，想找崔部长和刘政委他们当面汇报。”唐干事进去了一会出来说：“崔部长病了还能见，其他领导都有事出去了，你有什么意见对我说吧，我转告他们就是了。”黄义大说：“根据今天下午二中发生的情况，今天晚上可能出现大规模武斗，我特向武装部领导提出两条建议：一、请在天黑以前，召开一个全县性的广播大会，讲清今天事件发生的真相，原原本本宣读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一三通知》，叫农民不要进城来搞武斗；二、请武装部领导马上到二中现场，组织两派负责人进行协商，制止武斗，商议解决问题。”唐干事说：“你这两条意见我给你转告领导就是。”黄义大说：“事情紧急，拖延不得。”“放心吧，不会拖的。”
 离开武装部以后，黄义大急忙赶回家里找妻子孙美姣。黄家就住在距武装部不远的县委宿舍里，当时县委领导不像后来那样有独立的小院，基本上都是和其他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一样住宿舍，只是房子稍微大一点、好一点，但也大不了多少，好不了多少。黄义大在家里见到妻子孙美姣，夫妻俩从年初“一月夺权”以后就没有见过面，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事情要交代，特别是黄义大由于对前途命运的很多担忧，特别需要和妻子进行沟通。
  但家里现在明显不是个说话的地方，也不便久留，两个人约好了在东关的柑橘园会面，黄义大就匆匆地先走一步。刚走到距武装部不到300米的石碑楼，就听妻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喊：“黄义大，快跑啊！他们来抓你了。”黄义大回头一看，只见武装部一名干事和县委机关的七八人干部、工人从后面追上来，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拿着火叉，一边追一边喊：“抓住黄义大！抓住黄义大！打死他！打死他！”黄义大看到这个情况，撒腿就跑，后面的人兜屁股追，追到了小西门，黄义大被堵在了城墙上面，站在五米多高的古城墙上，已无路可逃，后面喊声震天，眼看就要追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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